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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国家控制是成功的。1074年之后，每一位土地所有者都不得不对自己拥有的每件东西进行申报，“包括猪和鸡”。商业也得到了管制。一切日用品都由官吏定价，他们规定强制性的市场价格。国家收购全部未售出的货品。税捐可以用实物抵付。官吏仿佛成了官方的仓库管理人，他们囤积这些产品，在播种时节或者在匮乏时期重新分配它们，作为预付款。“这些措施的目标，就是把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阻止任何非法提价或日用品价格的过度下跌，以此打击投机。”但在这里，最终的目的又一次是财政目的。仓库里的商品应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年税，这是以商品本身和贮藏商品的建筑物做抵押的。如果税捐没有及时缴纳，就会按百分之二的比例递增。与收成抵押贷款一起，王安石在1071年至1072年间还创立了财产抵押贷款，这样做为的是鼓励商业行为。更准确地说，这是“专门为市场中的贸易组织创建的一个法庭”，它有权贷款给以抵押作担保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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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个文人，但他认为，科举考试的科目所产生的更有可能是三家村学究，而不是管理人才。1071年，他裁掉了文体比观念更重要的词赋考试，以及所有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打那以后，考试科目就只包含：经义（依据这位改革家的新解释）、策、论。判断投考士子所依据的，更多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和实践知识，而不是他们遣词造句的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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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文学上的改革，而不是他在经济上的创新，把王安石暴露在大多数官僚的最猛烈的攻击之下。他按照自己的理念对儒家经典所作的新解释，在保守派儒士们看来，是一种亵渎圣贤的行为。他的所有改革被当做笑柄看待，后来的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读起来就像是一份直接针对他的长篇小册子。事实上，由于历史是由他的那些获胜的死对头们所撰写的，要想形成一个没有偏见的观点恐怕也很难。然而，他的耕地改革似乎导致了生活费用的降低。据他自己证实，只要他的改革依然在发挥作用，就会“五谷贱如水”。他的一首诗真挚感人（像他那个年头的所有文人一样，他也是个诗人），显示出一种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正是这种情怀激发了他的那些经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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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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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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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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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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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点倒是真的，这些改革（或许操之过急）因为采用了惰性的形式而引发了所有更强烈的反对。由官方实施的产品储存，需要一个廉洁公正的管理机构，而实际上的管理机构远不够廉洁。即便是播种时节发放给农民的贷款，也产生了与立法者的意图背道而驰的结果。经常出现的情形是：那些接受贷款却没能偿还本息的农民，结果发现自己的财产被当局给没收了。保守派领袖、历史学家司马光，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以此为理由反对整个制度：“在理论上，华而不实，堂皇美妙，无过于此者；而在实践上，为害国家，亦无过于此者。你把谷物借贷给百姓，他们始而吃喝浪费。你再贷给他们谷物，他们就卖掉它，他们的能动性就消失了，变得懒惰了。”对此，王安石答道：“士大夫行路，只会跟着祖宗亦步亦趋；如果向他们指出一条更安全、更有益的道路，他们根本不会屈尊尝试着走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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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安石的改革，最严肃的批评是：国家只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发放青苗钱。这比起私人放债者百分之五十的利率来，无疑算是一个相当温和的利率了。同样肯定的是，农民因此背上了异常繁重的债务。如果收成很糟，或者像司马光所预言的那样，如果他们草率地挥霍掉了贷给他们的青苗钱，那么，当还贷的时间到来时，他们就只能选择：要么被没收财产，要么逃之夭夭。危险越来越大，因为当穷人几乎无法抵抗一笔意外资金的诱惑时，地方官也乐于让穷人屈从以符合自己的利益。由于这些百分之二十的利息，青苗钱于是成了地方收入最丰富的来源之一，因此导致行政部门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劝诱农民背债。尽管王安石的用心良苦，其意可嘉，但青苗钱却成了从那些头脑简单或穷途末路的农民那里榨取的附加税，从而显得面目可憎，而这个改革者的政府，则扮演了一个大规模放债的高利贷者的角色。从根本上讲，王安石被悬在了中间，一边是渴望帮助人民的良好愿望，一边是恢复国家财政的必要。跟他作对的保守派则显得游刃有余，不乏技巧地把他的青苗钱制与更温和也更稳妥的“常平仓”计划（我们已经解释过）相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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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年，神宗皇帝的去世，以及他15岁儿子的继位（由高太后摄政），导致了改革派的失宠以及司马光所领导的保守派的重新掌权。不久之后，王安石辞别人世，紧随其后的是司马光（1086年）。司马光之后，保守派中最杰出的人物是诗人苏轼，通常被称做苏东坡（1037—1101），他的影响似乎一直是令人愉快的。他对人民相当熟悉，了解卑微百姓的观点和真正的渴望，他总是设法降低把君王与臣民隔开的障碍，打破朝廷危险的隔离状态。他说：“在仁政时期，最卑微的臣民应该自由地让皇帝知道自己的冤屈。”然而，苏轼的率直很快就让他失宠了。1093年，当摄政太后（她宠信保守派）去世的时候，哲宗皇帝重新起用了改革派。接下来的一位皇帝徽宗（1100—1126年在位，他戏剧性的一生我们将在后面论述）在1106年先是召回了保守派，然后在1112年又再次把信心寄托在改革派的身上。但是，从现在开始，改革运动的命运多半是个次要的问题了，更大的问题是两派政治家之间的个人冲突。无论如何，尽管有许多的政治争执，但大宋王朝给中国带来的和平还是产生了有益的结果。845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的人口总数大约是3000万，而1083年的人口普查却显示全国人口将近9000万。这大概并不是因为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增长，这里的人口已经非常稠密了，而是因为帝国的南部地区开始达到了相当大的人口密度，从汉代以来，这里一直被系统地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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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幸运的是，南方的这种殖民化如今已经完成了。由北方各省的蛮族入侵所导致的徽宗皇帝的政策，再一次让南方成为了中国独立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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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22章 皇座上的梦想家：徽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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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那年在开封城登上皇位（1100年的2月或3月）的徽宗皇帝，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化修养最高的统治者之一。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和考古学家，伟大的艺术收藏家和艺术批评家，他本人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他亲自主持画院的集会，所谓的画院，就是一个绘画研究会，其成员穿着紫色的衣服，佩戴金玉徽章，享有进入皇帝私室的特权。徽宗还亲自为绘画竞赛出题，并对参赛者进行评判。其中有些题目被人记录了下来，从而让我们对皇帝陛下的品位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些题目有：“竹锁桥边卖酒家”、“野渡无人舟自横”、“踏花归去马蹄香”等等。皇帝本人专攻花鸟，在日本的一些收藏中，有些归到他名下的作品，很有可能确实出自他的手笔。在开封城的宫殿里，他搜集了一批独一无二的大师的作品，其目录被保存了下来，包含6000多位大师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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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对宗教冥思同样有兴趣。近百年来，一场宗教复兴正发生在中国人的各种不同的信仰中。在佛教徒中，这种复兴表现在对阿弥陀佛的崇拜中。实际上，这是包孕在老的宗教之内的一种新的宗教；它给中国百姓带来了一种一神论的等价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让所有乐意接受的人都容易理解的虔诚主义和寂静主义；它是一种心灵的宗教，其中有些东西是东亚此前从未见到过的。虔诚的人只要把他的全部信任交付给阿弥陀佛的怜悯，就可以被后者的慈悲所拯救，在不可言说的来世福乐当中获得再生，那是一块名副其实的福地：“净土”。画家李公麟（1049—1106）所画的罗汉像，长着苦行修道者的长脸，古怪地有知性，显示出佛教对中国人的灵魂的影响有多么深，因为这些在本质上是印度的主题，至此已经完全成了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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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期，道教也创造了对一位至高神——“玉帝”（玉在中国一直是纯洁的象征）——的崇拜，从而向着类似的有神论方向发展。实际上，这位至高的神出现得有点晚，他的初次露面是在1012年，当时，他向真宗皇帝显现真身。到了徽宗的时候，皇帝表现出对这位神的巨大热爱。长期以来，徽宗一直在寻找某种与神仙及道教神殿中的不朽神灵之间的直接联系，突然之间，他的祈祷应验了。一个冬天的日子，他正在开封附近的乡村散步（1113年12月），突然看见地平线之上隐隐出现了“天上的宫殿”，神仙们的住所漂浮于“云气之上”。这毫无疑问就是不朽神灵们的家了，“并给了他穿过凡尘俗世、走向福乐之岛的强烈愿望”。据同代人讲，他曾竭力在自己的一幅画中再现这一福乐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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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似乎构想了一种儒道融合，佛教也包含其中。新道教的至高神“玉帝”，被他描述为跟儒家的“上帝”和“皇天”是同一的，在这位神所主持的万神殿里，他混入了来自印度天国的佛教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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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应该当心，不要卷入政治，尤其是对外政治。这位皇座上的梦想家——徽宗，原本可以过一种幸福的生活：收藏艺术品，画画鹌鹑和开花的李子树，融合各种宗教仪式和神。然而相反，直到他自己的毁灭和国家的崩溃，徽宗皇帝都参与了世界政治，在这方面，他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希望从契丹人的手里收复北京，为此，他与女真人结成了同盟。女真是通古斯人的一个民族，是满族人的祖先，他们居住在今天的满洲东北部和俄罗斯的普里莫尔斯克的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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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十足的愚蠢之举。近百年来，契丹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原的习俗和思想所同化，仅仅满足于占据北京和大同这两个边境城市，还有今天的辽宁、察哈尔和热河，已经成了大宋帝国的文明而和平的邻居。而另一方面，女真人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总是在他们的森林空地里举行野性十足的舞会，他们的可汗端坐于层层叠叠的虎皮上。中原因为让女真人取代契丹人的位置而损失惨重，但徽宗皇帝一心渴望收复北京，在祖辈失败的地方建功立业，他的激情被这一渴望所点燃，他设法让自己相信，女真人会仅仅满足于占据内蒙古和满洲。他于1114年与从背后攻击契丹人的女真可汗阿骨打缔结了一份条约。起初，一切都在按照皇帝的愿望发展，契丹被消灭了，1122年，他们最后的阵地北京落入了女真人之手。而中原朝廷的麻烦，也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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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契丹王国如今已经完全被强大的女真人所控制，他们也因此成了大宋帝国的直接邻居。依据他们从前缔结的条约，徽宗皇帝要求女真人交出北京。他们同意这样做，尽管很勉强。如果只满足于此，应该说还是明智的，但徽宗还对北京和长城之间的许多地方提出了主权要求。在没能得到这些让步的时候，他秘密地煽动当地的汉人起来反抗占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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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战争，一场开封的朝廷对之毫无准备的战争。女真人不仅占领了北京，而且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他们的骑兵就突入了河北南部，横扫了黄河两岸的华北平原。在开封城里，朝廷大为惊恐。而那位不可救药的知识分子皇帝——徽宗，并没有亲率大军以迎，而是撤换了他的内阁。他赶走了改革派，重新起用了保守派，并且依据保守派的愿望，重新确立了以前的科举考试科目，恢复了对文学的尊崇。在此期间，女真人渡过了黄河，开始封锁开封城。心烦意乱的徽宗皇帝最后只好投降（1126年底）。他被放逐到了满洲北部女真国的最内部，带着他的长子、仆从和财宝（1127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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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业余艺术爱好者皇帝、造诣颇深的艺术品收藏家，在满洲森林的某块空旷之地、在身披兽皮的猎人中间，走向了他的末日。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国家，在度过9年的放逐生活之后，以54岁之年客死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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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皇帝的一位幼子有幸逃过了这一劫。这个年轻人（当时只有21岁）就是后来的高宗，他在一座以长江为屏障的城市——南京（建康）登基称帝（1127年5月或6月）。在此期间，女真人已经完成了他们对华北的征服。接下来，他们兵分两路，渡过了长江，一路在鄱阳湖附近的湖北，另一路在长江的下游河段。前一路一直推进到了广西南部，而另一路则通过奇袭拿下了南京，直逼位于浙江东部海岸的宁波（1129—1130）。然而，他们的纵队完全由骑兵所组成，被寻找新马的困难所拖延，冒着陷身于一片遍布着山川、河渠与稻田乡村地区的危险。很快他们就不得不想到回撤。他们被迫再次渡过长江，那是一片像海湾一样宽阔的水域，被汉人的小舢板所阻断。他们最后成功地越过了南京以东，夺路回到了河南。南方眼下暂时摆脱掉了入侵者，1132年，高宗皇帝迁居杭州（临安），这座城市是今天浙江省的省会，从此之后一直是大宋帝国的首都，直到蒙古人入侵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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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将领们利用女真军队暂时的衰疲，收复了几个战略要地。其中最勇敢的将领是岳飞，他已经赢得了几场胜仗，并于1138年准备进军开封。要不是一位对他的成功心怀嫉妒的大臣先是强迫他停止前进、继而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监禁、最后在监狱里把他杀掉了的话，他无疑会收复帝国从前的首都。高宗皇帝是个软弱而懒惰的人，他已经厌倦了战争。就在同一年（1138年），他与女真人媾和，把女真人占领的全部领土（换言之，就是整个华北直到淮河）都拱手奉送给了他们。大宋王朝只保住了华南，亦即长江流域及福建和广东地区。宋朝的首都，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是浙江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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