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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中国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可以说十分成功，正是在这个地位上，他当得起马可·波罗的赞美：“就臣民、土地和财富而言，他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人。”没有哪位天子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比那位可怕的成吉思汗的这位孙子更认真。他的“与民休息”的治国策略，治愈了百年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在宋王朝崩溃之后，他不仅保全了这个垮台王朝的制度和行政团队，而且还尽一切所能去获得在职官员的个人支持。他所征服的，不仅仅是土地，而且还有民心。他有权获得最大光荣，或许他并非整个中国的第一个征服者，但是他让这个国家平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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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如此大量的破坏和毁灭之后，这个国家处于非常可怜的境地，其间发生的事情，从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某些端倪。1125年左右，中国有20882250户，按照通常的人口比率计算，这相当于大约一亿人口。1290年，人口减少到不足13196206户，这相当于5900万人口。为了恢复这个国家的繁荣，必须在各个方面做出艰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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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非常关心交通问题，对于这个辽阔帝国的行政管理和食品供应来说，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修复了御道，给其中大部分御道栽上了树，沿着御道每隔一段距离修建了商旅客栈。他把蒙古的邮政系统（驿站）扩展到了中国，这一系统赢得了马可·波罗与和德理[159]的赞美。20余万匹马被分配给各个驿站，就是为了服务于这一系统。为了向北京供应食物，并把稻米从长江下游运出，忽必烈着手在扬州与北京之间修造工程浩大的运河。这条在忽必烈治下修造的皇家“大运河”，其大部分河道今天依然在使用。为了抵抗饥荒，他恢复了“国家保险”措施，这是宋代在开封时期的国家控制法规——这套法规跟鼎鼎大名的王安石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像王安石一样，忽必烈也颁布了“最高限价”的诏书。在收成好的年头，余粮将被国家收购，储存在公共粮仓里；在粮食匮乏、价格上涨的时候，这些粮仓就会被打开，谷物免费发放[160]。此外，公共救助体系也得以重组，1260年的一道诏书，命令各地总督为老弱病残者提供生活必需品[161]。1271年的一道诏令建立了慈善制度，定期向贫困家庭发放稻米和稷粟。马可·波罗说，忽必烈本人每天要供养大约3万名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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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行政管理，最大的缺陷就是它的财政。在宋代的制度中，忽必烈发现了纸币的作用，这种纸币也叫钞，由被赋予银锭同等价值的债券和息票所组成。忽必烈拓展了这一业务，使之成为其财政政策的基础，马可·波罗评论道：“你完全可以说，大可汗是一位技艺精湛的炼金术士。”——因为蒙古人发现了真正的“点金石”，发现了用桑树皮做成的票据生产黄金的技艺。1264年，忽必烈颁布了一道诏令，规定了所有主要日用品的纸币价格。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是一部通过确立最高限价来控制市场的法律；从财政的观点看，它是一部固定钞票汇率的法律。忽必烈的第一位财政大臣、伊斯兰教徒赛典赤·赡思丁（祖籍布哈拉，卒于1279年）把票据的发行保持在了合理的限度之内；但到了他的后任们的手上——先是来自河中的另一位穆斯林阿合马，然后是维吾尔人桑哥——一些不健康的实践开始施行。这两个人都执行了一项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很快就导致纸钞贬值。为了筹款，他们只好求助于重复兑换和对苛捐杂税的垄断。阿合马1282年被人暗杀，死后遭忽必烈贬责；桑哥因为盗用公款而被处死（1291年）。1309年，在忽必烈的第二位继任者、大可汗海山（武宗皇帝）的统治下，阻止已发行钞票贬值的努力被放弃了，新的票据被制造出来，但这些钞票也依次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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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元王朝被迫恢复了历代所使用的金属货币，但是，要想维持财政危机的持久状态而没有民意的反弹——这种状态是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和他的孙子铁穆耳统治时期（1295—1307）的显著标志——那是不可能的。这种持续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货币的连续贬值，其结果就是市场的不稳定，这一切，不能不让蒙古人的政权在中国的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在长江下游大的中心城市以及福建与广东地区的港口城市变得威信扫地，在这些地方，大多数城市人口——从马可·波罗所盛赞的强大行会到和德理所注意到的小店主——都靠商业或银行业为生。14世纪中叶，正是在这一地区，开始爆发反对蒙古政权的普遍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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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两位穆斯林大臣接连掌管帝国的财政。无独有偶，与蒙古人治下的土地所有制大有干系的也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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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蒙古人征服金国的时候，他们在华北发现了一套跟古代中国大不相同的土地所有制。在蒙古人之前统治华北的两支鞑靼人的势力——契丹人（10、11世纪的辽国）和女真人（12世纪的金国）——已经迫使大量的汉人地主沦为农奴，为的是形成大片的领地赏赐给他们自己的贵族。1183年，蒙古人征服的前夕，农奴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金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据记载，总数为6158636的人口中，有1345947名农奴或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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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蒙古人在华北取代女真人的时候，也占有了为金国贵族的利益而编组起来的所有封地和农奴。在华南，从前的大宋帝国，蒙古人也以类似的规模没收土地；成吉思汗部落的诸王，甚至包括低级贵族（那颜、把阿秃儿）的成员都被赏赐了一块很好的领土作为他们的私人财产。为了让中国的经济重新走上正轨，结束全面劫掠的时期，他们作出了以很高的利率向汉人发放现金贷款的计划[162]——这些汉人，也就是在征服时期乡村中被迫沦为农奴的那些人，或者是城市里那些其商行被他们洗劫一空的人。这些贷款通过银行行会或商号的媒介来执行，他们通常都由穆斯林所组成，蒙古人称他们为“鄂托克人”。这些来自布哈拉与撒马尔罕地区的穆斯林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中世纪欧洲的伦巴第人和18世纪法国的包税人。伯希和说：“他们是蒙古时期远东地区伟大的钱商。”他们想必极其贪婪，因为在1298年，忽必烈的继任者、大可汗铁穆耳感觉到不得不保护华南的百姓免遭他们的勒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免遭雇用他们的蒙古贵族的勒索。老百姓得到保证，可以抵制穆斯林行会的高利贷盘剥，抵制扣押债务人的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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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特殊问题之外，蒙古王朝在其官方法典《大元律例》中还关注了普遍改善那些在大庄园里干活的奴隶、农工和佃农的地位。它力图做到能够比宋代立法更有效地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免遭主人的压迫。1295年（铁穆耳统治的第一年）的一篇诏令，甚至禁止蒙古贵族在庄稼地里骑马，以免损害农作物。马伯乐说：“14世纪初的元代法律规定，土地所有者打死农工或佃农是应该惩罚的犯罪行为，犯罪者杖一百零七下。佃农的生活非常艰难，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屡次下令减少过度的租赋。1285年，江苏的租赋被减少了十分之一，1304年被减少了十分之二，1345年，这一措施被扩大到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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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中国的宗教政策，其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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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注意到，忽必烈对形形色色的宗教显示出了最大的宽容，或者毋宁说是一种普遍的仁慈。这种姿态有双重的理由。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宗教的基础是一种萨满教的形式，敬畏那些隐藏在天空、山和水中的力量的每一种表现形式；出于同样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畏惧，它还敬畏一切奇迹制造者的力量。因此，所有已经确立的宗教，以及代表这些宗教的五花八门的教士，都同样有资格得到这种谨慎的尊重。此外，像忽必烈这样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立刻就认识到了取悦这些不同的教士对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价值。为此，他与各种宗教之间缔结了相关协定，协定不是一份，而是和已有宗教的数量一样多。当忽必烈取代宋朝皇帝作为古老的帝国宗教的首领的时候，他也表演了国家儒教必需的仪式姿态，但没等儒家文士来得及把自己争取过去，他就开始寻求佛教徒和道教徒的支持，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可以利用这种支持来对付儒士们顽固的以宋朝为正统的观念。为了这个目的，他计划组建作为国家机构的佛教和道教的教会，各个宗教的首领都由他指定，对他负责。这也正是拿破仑的教会与国家间的关系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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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古老的蒙古萨满教之外（这种宗教从未被完全抛弃），忽必烈的个人偏爱毫无疑问是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在某些佛教徒与道教徒之间的教派争论中，当他被请求担当仲裁人的时候，他的裁决总是显著地偏袒前者、不利后者。据马可·波罗说，他有一些从锡兰带回来的佛教圣物。他把一位年轻的佛教圣僧八思巴喇嘛从吐蕃召到了自己的宫里，八思巴喇嘛后来成了他的朋友和被保护人，受命仿照吐蕃字母表的样式为蒙古语设计字母表——这项工作后来无果而终，蒙古人最后选择了源自古叙利亚语的突厥－维吾尔语的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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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继任者们继续，甚至更加偏爱佛教僧徒，尤其是吐蕃喇嘛。多亏了皇帝的保护，中国喇嘛教的教权主义在并非没有不利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当时的一份行政报告声称：“人们看到这些喇嘛进入城市，他们并不暂住客栈，而是留宿私宅，赶走主人，以便更容易勾引他们的妻女。他们并不满足于放纵堕落，还从人民那里拿走他们本就不多的钱财。他们是公众的吸血鬼，甚至比收税官还要残忍。”这样的论调毫无新意，是儒家文人谩骂佛教僧侣制度的老生常谈，但可以肯定的是，儒士们坚持认为，蒙古人的政权对给予他们的教士对手以过多的特权负有责任，这无疑是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这种不满，对蒙古王朝的不受欢迎以及最终垮台，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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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佛教在蒙古王朝的治下，就像在过去那么多的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治下（比如5世纪的拓跋魏）一样受到偏爱。这一伟大的印度宗教，尽管受到过许多汉人皇帝的私人保护（比如唐朝的许多皇帝），但汉人政府从来都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外来教派——对它的抱怨倒是经常重复，作为皇帝的官方顾问，儒士们对这种外来宗教暂时还可以容忍，但他们从未尝试着去证明对它的偏爱是正当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游牧民主子，不管是突厥人、蒙古人，还是通古斯人，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佛教。儒家的行政官员们，在每一次新的鞑靼人的政府中总是发现自己处在失败的一方，他们完全被置身于事外——至少在占领初期是这样。因此，佛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期总是外族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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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做出某些保留还是必要的。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官方的中原佛教和吐蕃喇嘛教的情形，但在中原，也存在某些秘密社团，比如白云教和白莲教，这些教派都声称是佛教，但事实上只不过是异教。有人指出，白云教可能受到了摩尼教信条的浸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摩尼教是在763—840年间传播开来的，这多亏了维吾尔突厥人的支持。至于白莲教，它发源于阿弥陀佛虔信派，在1133年变成了一个有大师、夜晚聚会以及诸如此类的秘密社团。这些秘密社团一直或多或少地遭到宋朝政府的反对，在蒙古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似乎有过合作，作为回报，他们被允许有礼拜的自由，甚至被承认是合法的存在。然而，不久之后，白莲教被迫再一次转入地下，因为遭到了蒙古政府的禁止（1308年、1322年）。他们的夜晚集会，事实上很快就充当了蒙古政权的敌人们的聚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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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曾受到最初的几位蒙古征服者的青睐，他们十分自然地在道教术士们的身上看出了他们自己的萨满教巫师的影子。成吉思汗1222年在阿富汗（当时他正在那里打仗）召见道士长春真人的时候就曾留下这样的印象。尽管这位圣徒并没能给他长生不老的秘诀，大概也只能向他宣讲“道”的信条，但这位征服者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同意给予道士以豁免令。在忽必烈治下，道教徒失宠了，佛教徒们则把他们对竞争对手的夙怨一股脑儿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例如：他们指控说，道教徒伪称佛教只是道教的一个分支；在一次公开讨论中，道教徒被证明篡改经文、伪造过手稿，结果，忽必烈（他的同情心无疑是放在佛教徒一边的）下令烧毁那些真实性值得怀疑的著作，让佛教徒回到了某些被他们的对手所侵占的寺院（12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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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们之间也存在争吵。在决定对官方儒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皇帝面临着一项更微妙的任务，因为士大夫阶层对他的事业是否真诚将取决于这一态度，忽必烈是个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示范，忽必烈曾把山东曲阜孔氏家族（他们跟孔子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首领召到了他的宫廷里，公开向他表示敬意。忽必烈的孙子和继任者铁穆耳最早的举措之一，就是颁布了一道诏令，要蒙古人和汉人都祭孔，这一举措让他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共鸣（12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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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阶层对蒙古政权的这种至少是暂时的支持，因为赵孟（1254—1322）的名字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是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是前宋皇室家族的成员。在1286年同意为忽必烈效力之后，他被委以不同的行政职务（1316年在翰林院得到了一个重要职位），忠心耿耿地为主子效命。赵孟还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尤以画马著称。被归到他的名下的表现马的画作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你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中肯定有大量的摹本。然而即使是这些摹本，当它们表现毛发浓密的蒙古马及蒙古骑手的时候，也是极其有趣的文献，让人遥想起蒙古人的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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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佛教、道教以及牢牢扎根于中国的儒教之外，还存在景教这种基督教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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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还记得，景教是由来自波斯的传教士们传入唐代中国的，并于635年在长安城里建起了一座景教教堂。在唐王朝的治下，这一宗教很是兴盛，即使不是在汉人当中，至少也是在波斯和叙利亚居民当中（他们被丝绸之路的贸易所吸引来到中国），在那些生活在与中国结盟的边境地区的突厥人当中。正是沿着这些大漠边陲，我们再一次在汪古突厥人当中发现了13世纪的基督教，当时，他们控制着今天的归绥（归化镇与绥远镇）周围的地区，以及构成山西边界的长城以北地区。汪古人在蒙古人的朝廷里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成吉思汗的忠实封臣。作为回报，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汪古人的国王，打那以后，蒙古大可汗的家族与汪古王子之间就不断联姻。因此才发生了汪古人的乔治（突厥语作Korguz[163]）王子娶忽必烈孙女的故事，乔治是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就连他的名字也显示了这点。通过汪古人，基督教在皇座的每一级台阶上、在皇室家庭的内部，维持了好几代人，因为他们一直是皇帝的忠实支持者（乔治王子在为铁穆耳大可汗效命沙场的时候于1298年英勇牺牲），他们为自己的信仰赢得了极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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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汪古突厥人并不是唯一宣称信仰景教的戈壁居民。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信仰景教的还有克烈人，这是一个居住在外蒙古图拉附近的民族。1203年，成吉思汗把他们纳入了自己的帝国。忽必烈的亲生母亲唆鲁禾帖尼公主，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女人，她就来自从前的克烈王室家族，也信奉景教。毋庸置疑，忽必烈希望通过保护景教来显示自己的忠诚，这种忠诚，针对的不仅是他与汪古亲王们的友谊和家族联系，而且也是对母亲的纪念。这种保护在1287年清楚地显示了出来，当时，景教教会被置于一个很微妙的位置上。一位被称做那颜的蒙古亲王（他也是个景教徒）在满洲发动了一场针对忽必烈的反叛，当他们向忽必烈进军的时候，他们的军旗上画着十字架。叛军刚刚被打败，景教的对头们就迅速抓住这个机会来诋毁景教。但忽必烈“愤怒地斥责了那些当着他的面嘲弄十字架的人。然后，他又招呼在场的基督徒，安抚他们，说：‘如果你们的主的十字架没有帮那颜的话，那也有很好的理由……那颜是个不忠不孝的叛逆，他对抗自己的君主……你们的主的十字架不帮他，这一点做得很好……’”此外，据马可·波罗说，在那颜被打败之后的那个复活节，忽必烈让人拿来《福音书》，公开对它焚香，并亲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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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学的观点看，这只不过是显示对蒙古人所熟知的主要宗教的尊敬，是针对神的不同表现形式所开出的一份保险单，任何更高的估计都可能是错的。据马可·波罗说，皇帝这样天真地承认：“有四位先知，他们受到全世界的敬爱和崇拜。基督教徒说他们的神是耶稣基督，撒拉逊人说是穆罕默德，犹太人说是摩西，偶像崇拜者说是释迦牟尼。我尊重并敬畏他们所有人，因此，天上最强大、最真实的那一位，我将祈求他帮助我。”然而，从政治的观点看，忽必烈表现出了对景教的赞同，不仅仅是通过言辞，而且更多的是通过具体的措施：1275年，巴格达的景教大主教得以在北京创立了一个大主教教区；扬州与杭州都修建了景教教堂；1289年，忽必烈创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处理景教事务；1291年，他任命一位名叫爱薛（即阿拉伯语的耶稣）的叙利亚景教徒为景教事务专员，不久之后，此人就成了他的大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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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景教社群的生活通过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的故事而变得广为人知。拉班·扫马（1225—1294）与拉班·马可两位景教修道士，前者出生在北京附近，后者出生于汪古部（今内蒙古），他们于1275或1276年离开中国去耶路撒冷朝圣。汪古亲王们试图劝阻他们取消这个计划，但白费力气。他们说：“当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吸引来自西方的主教和修道士的时候，你们为何要离开这里去西方呢？”但是，当他们看到两位朝圣者的决心依然不可动摇时，他们为这两个人提供了穿越中亚所必需的装备。扫马和马可穿越了喀什噶尔和突厥斯坦，于1278年终于到达了美索不达米亚——位于波斯的蒙古汗国（伊儿汗国）。当时的可汗是忽必烈的侄子阿巴嘎。两位同胞的到来让他感到格外高兴，并导致马可在1281年被推上塞琉西亚——巴格达的景教大主教的位置。马可因此成了马·雅巴拉哈三世，在波斯的蒙古汗国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至于扫马，1287年，继承父亲阿巴嘎担任伊儿汗国可汗的阿鲁浑派他带着一项使命去了西方，意在让十字军战士与蒙古人结成联盟，共同抵抗埃及的马穆鲁克们[164]。1287年9月，扫马抵达巴黎，美男子腓力[165]亲自在圣礼拜堂召见了他。在罗马，他受到了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的接待，在1288年的复活节上，教皇亲手给他分发了圣餐，跟他讨论了一支新十字军的组建。正是不可思议的神奇命运，导致这位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蒙古臣民，成了远在波斯的伊儿汗国的大使，出使罗马教皇和法兰西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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