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96170
马可·波罗注意到，忽必烈对形形色色的宗教显示出了最大的宽容，或者毋宁说是一种普遍的仁慈。这种姿态有双重的理由。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宗教的基础是一种萨满教的形式，敬畏那些隐藏在天空、山和水中的力量的每一种表现形式；出于同样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畏惧，它还敬畏一切奇迹制造者的力量。因此，所有已经确立的宗教，以及代表这些宗教的五花八门的教士，都同样有资格得到这种谨慎的尊重。此外，像忽必烈这样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立刻就认识到了取悦这些不同的教士对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价值。为此，他与各种宗教之间缔结了相关协定，协定不是一份，而是和已有宗教的数量一样多。当忽必烈取代宋朝皇帝作为古老的帝国宗教的首领的时候，他也表演了国家儒教必需的仪式姿态，但没等儒家文士来得及把自己争取过去，他就开始寻求佛教徒和道教徒的支持，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可以利用这种支持来对付儒士们顽固的以宋朝为正统的观念。为了这个目的，他计划组建作为国家机构的佛教和道教的教会，各个宗教的首领都由他指定，对他负责。这也正是拿破仑的教会与国家间的关系的观念。
1707096171
1707096172
除了古老的蒙古萨满教之外（这种宗教从未被完全抛弃），忽必烈的个人偏爱毫无疑问是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在某些佛教徒与道教徒之间的教派争论中，当他被请求担当仲裁人的时候，他的裁决总是显著地偏袒前者、不利后者。据马可·波罗说，他有一些从锡兰带回来的佛教圣物。他把一位年轻的佛教圣僧八思巴喇嘛从吐蕃召到了自己的宫里，八思巴喇嘛后来成了他的朋友和被保护人，受命仿照吐蕃字母表的样式为蒙古语设计字母表——这项工作后来无果而终，蒙古人最后选择了源自古叙利亚语的突厥－维吾尔语的字母表。
1707096173
1707096174
忽必烈的继任者们继续，甚至更加偏爱佛教僧徒，尤其是吐蕃喇嘛。多亏了皇帝的保护，中国喇嘛教的教权主义在并非没有不利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当时的一份行政报告声称：“人们看到这些喇嘛进入城市，他们并不暂住客栈，而是留宿私宅，赶走主人，以便更容易勾引他们的妻女。他们并不满足于放纵堕落，还从人民那里拿走他们本就不多的钱财。他们是公众的吸血鬼，甚至比收税官还要残忍。”这样的论调毫无新意，是儒家文人谩骂佛教僧侣制度的老生常谈，但可以肯定的是，儒士们坚持认为，蒙古人的政权对给予他们的教士对手以过多的特权负有责任，这无疑是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这种不满，对蒙古王朝的不受欢迎以及最终垮台，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707096175
1707096176
简而言之，佛教在蒙古王朝的治下，就像在过去那么多的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治下（比如5世纪的拓跋魏）一样受到偏爱。这一伟大的印度宗教，尽管受到过许多汉人皇帝的私人保护（比如唐朝的许多皇帝），但汉人政府从来都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外来教派——对它的抱怨倒是经常重复，作为皇帝的官方顾问，儒士们对这种外来宗教暂时还可以容忍，但他们从未尝试着去证明对它的偏爱是正当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游牧民主子，不管是突厥人、蒙古人，还是通古斯人，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佛教。儒家的行政官员们，在每一次新的鞑靼人的政府中总是发现自己处在失败的一方，他们完全被置身于事外——至少在占领初期是这样。因此，佛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期总是外族统治时期。
1707096177
1707096178
然而，做出某些保留还是必要的。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官方的中原佛教和吐蕃喇嘛教的情形，但在中原，也存在某些秘密社团，比如白云教和白莲教，这些教派都声称是佛教，但事实上只不过是异教。有人指出，白云教可能受到了摩尼教信条的浸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摩尼教是在763—840年间传播开来的，这多亏了维吾尔突厥人的支持。至于白莲教，它发源于阿弥陀佛虔信派，在1133年变成了一个有大师、夜晚聚会以及诸如此类的秘密社团。这些秘密社团一直或多或少地遭到宋朝政府的反对，在蒙古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似乎有过合作，作为回报，他们被允许有礼拜的自由，甚至被承认是合法的存在。然而，不久之后，白莲教被迫再一次转入地下，因为遭到了蒙古政府的禁止（1308年、1322年）。他们的夜晚集会，事实上很快就充当了蒙古政权的敌人们的聚会场所。
1707096179
1707096180
道教曾受到最初的几位蒙古征服者的青睐，他们十分自然地在道教术士们的身上看出了他们自己的萨满教巫师的影子。成吉思汗1222年在阿富汗（当时他正在那里打仗）召见道士长春真人的时候就曾留下这样的印象。尽管这位圣徒并没能给他长生不老的秘诀，大概也只能向他宣讲“道”的信条，但这位征服者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同意给予道士以豁免令。在忽必烈治下，道教徒失宠了，佛教徒们则把他们对竞争对手的夙怨一股脑儿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例如：他们指控说，道教徒伪称佛教只是道教的一个分支；在一次公开讨论中，道教徒被证明篡改经文、伪造过手稿，结果，忽必烈（他的同情心无疑是放在佛教徒一边的）下令烧毁那些真实性值得怀疑的著作，让佛教徒回到了某些被他们的对手所侵占的寺院（1281年）。
1707096181
1707096182
教士们之间也存在争吵。在决定对官方儒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皇帝面临着一项更微妙的任务，因为士大夫阶层对他的事业是否真诚将取决于这一态度，忽必烈是个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示范，忽必烈曾把山东曲阜孔氏家族（他们跟孔子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首领召到了他的宫廷里，公开向他表示敬意。忽必烈的孙子和继任者铁穆耳最早的举措之一，就是颁布了一道诏令，要蒙古人和汉人都祭孔，这一举措让他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共鸣（1295年）。
1707096183
1707096184
士大夫阶层对蒙古政权的这种至少是暂时的支持，因为赵孟（1254—1322）的名字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是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是前宋皇室家族的成员。在1286年同意为忽必烈效力之后，他被委以不同的行政职务（1316年在翰林院得到了一个重要职位），忠心耿耿地为主子效命。赵孟还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尤以画马著称。被归到他的名下的表现马的画作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你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中肯定有大量的摹本。然而即使是这些摹本，当它们表现毛发浓密的蒙古马及蒙古骑手的时候，也是极其有趣的文献，让人遥想起蒙古人的统治时期。
1707096185
1707096186
除了佛教、道教以及牢牢扎根于中国的儒教之外，还存在景教这种基督教的形式。
1707096187
1707096188
我们应该还记得，景教是由来自波斯的传教士们传入唐代中国的，并于635年在长安城里建起了一座景教教堂。在唐王朝的治下，这一宗教很是兴盛，即使不是在汉人当中，至少也是在波斯和叙利亚居民当中（他们被丝绸之路的贸易所吸引来到中国），在那些生活在与中国结盟的边境地区的突厥人当中。正是沿着这些大漠边陲，我们再一次在汪古突厥人当中发现了13世纪的基督教，当时，他们控制着今天的归绥（归化镇与绥远镇）周围的地区，以及构成山西边界的长城以北地区。汪古人在蒙古人的朝廷里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成吉思汗的忠实封臣。作为回报，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汪古人的国王，打那以后，蒙古大可汗的家族与汪古王子之间就不断联姻。因此才发生了汪古人的乔治（突厥语作Korguz[163]）王子娶忽必烈孙女的故事，乔治是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就连他的名字也显示了这点。通过汪古人，基督教在皇座的每一级台阶上、在皇室家庭的内部，维持了好几代人，因为他们一直是皇帝的忠实支持者（乔治王子在为铁穆耳大可汗效命沙场的时候于1298年英勇牺牲），他们为自己的信仰赢得了极大的信任。
1707096189
1707096190
此外，汪古突厥人并不是唯一宣称信仰景教的戈壁居民。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信仰景教的还有克烈人，这是一个居住在外蒙古图拉附近的民族。1203年，成吉思汗把他们纳入了自己的帝国。忽必烈的亲生母亲唆鲁禾帖尼公主，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女人，她就来自从前的克烈王室家族，也信奉景教。毋庸置疑，忽必烈希望通过保护景教来显示自己的忠诚，这种忠诚，针对的不仅是他与汪古亲王们的友谊和家族联系，而且也是对母亲的纪念。这种保护在1287年清楚地显示了出来，当时，景教教会被置于一个很微妙的位置上。一位被称做那颜的蒙古亲王（他也是个景教徒）在满洲发动了一场针对忽必烈的反叛，当他们向忽必烈进军的时候，他们的军旗上画着十字架。叛军刚刚被打败，景教的对头们就迅速抓住这个机会来诋毁景教。但忽必烈“愤怒地斥责了那些当着他的面嘲弄十字架的人。然后，他又招呼在场的基督徒，安抚他们，说：‘如果你们的主的十字架没有帮那颜的话，那也有很好的理由……那颜是个不忠不孝的叛逆，他对抗自己的君主……你们的主的十字架不帮他，这一点做得很好……’”此外，据马可·波罗说，在那颜被打败之后的那个复活节，忽必烈让人拿来《福音书》，公开对它焚香，并亲吻它。
1707096191
1707096192
从神学的观点看，这只不过是显示对蒙古人所熟知的主要宗教的尊敬，是针对神的不同表现形式所开出的一份保险单，任何更高的估计都可能是错的。据马可·波罗说，皇帝这样天真地承认：“有四位先知，他们受到全世界的敬爱和崇拜。基督教徒说他们的神是耶稣基督，撒拉逊人说是穆罕默德，犹太人说是摩西，偶像崇拜者说是释迦牟尼。我尊重并敬畏他们所有人，因此，天上最强大、最真实的那一位，我将祈求他帮助我。”然而，从政治的观点看，忽必烈表现出了对景教的赞同，不仅仅是通过言辞，而且更多的是通过具体的措施：1275年，巴格达的景教大主教得以在北京创立了一个大主教教区；扬州与杭州都修建了景教教堂；1289年，忽必烈创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处理景教事务；1291年，他任命一位名叫爱薛（即阿拉伯语的耶稣）的叙利亚景教徒为景教事务专员，不久之后，此人就成了他的大臣之一。
1707096193
1707096194
在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景教社群的生活通过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的故事而变得广为人知。拉班·扫马（1225—1294）与拉班·马可两位景教修道士，前者出生在北京附近，后者出生于汪古部（今内蒙古），他们于1275或1276年离开中国去耶路撒冷朝圣。汪古亲王们试图劝阻他们取消这个计划，但白费力气。他们说：“当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吸引来自西方的主教和修道士的时候，你们为何要离开这里去西方呢？”但是，当他们看到两位朝圣者的决心依然不可动摇时，他们为这两个人提供了穿越中亚所必需的装备。扫马和马可穿越了喀什噶尔和突厥斯坦，于1278年终于到达了美索不达米亚——位于波斯的蒙古汗国（伊儿汗国）。当时的可汗是忽必烈的侄子阿巴嘎。两位同胞的到来让他感到格外高兴，并导致马可在1281年被推上塞琉西亚——巴格达的景教大主教的位置。马可因此成了马·雅巴拉哈三世，在波斯的蒙古汗国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至于扫马，1287年，继承父亲阿巴嘎担任伊儿汗国可汗的阿鲁浑派他带着一项使命去了西方，意在让十字军战士与蒙古人结成联盟，共同抵抗埃及的马穆鲁克们[164]。1287年9月，扫马抵达巴黎，美男子腓力[165]亲自在圣礼拜堂召见了他。在罗马，他受到了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的接待，在1288年的复活节上，教皇亲手给他分发了圣餐，跟他讨论了一支新十字军的组建。正是不可思议的神奇命运，导致这位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蒙古臣民，成了远在波斯的伊儿汗国的大使，出使罗马教皇和法兰西国王。
1707096195
1707096196
1707096197
1707096198
1707096200
极简中国史
1707096201
1707096202
第27章 马可·波罗
1707096203
1707096204
这两位离开北京、穿越中亚、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蒙古基督徒的故事，显示了蒙古人的征服范围是多么广阔，他们通过统一亚细亚，打通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古老通道。这条古代的丝绸贸易和佛教朝圣的通道，自11世纪以来因为伊斯兰的扩张而被封闭了，如今再一次有商队和朝圣者来往穿梭。这是蒙古人的征服所带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好处。成吉思汗的征战，使得马可·波罗的旅行成为可能。
1707096205
1707096206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尼可与马菲奥——是两位威尼斯商人，他们于1260年离开君士坦丁堡，进行穿越俄罗斯南部的蒙古汗国的旅行。从那里，他们经由布哈拉和中国的突厥斯坦，前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受到了忽必烈的友好欢迎。当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大可汗让他们肩负了一项使命去拜访圣座：请求教皇委派100位“通晓七艺”的博学之士来中国。两位威尼斯人于1266年离开中国，再次穿过中亚，经由叙利亚到达罗马。不幸的是，圣座低估了忽必烈的请求的重要意义，如果满足这一请求——派遣100位拉丁文学者去中国——很可能会改变历史的进程。在1271年底，这两个威尼斯人再一次动身去中国，只带上了尼可的儿子马可，他是一部旅行记的不朽作者，我们将尽力扼要概述他的这部旅行记[166]。
1707096207
1707096208
三位旅行者这一次横穿了在波斯的蒙古汗国和阿富汗北部，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过喀什噶尔南部，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疏勒、莎车、于阗和罗布泊，一直到中国的甘肃省。他们在甘州（马可·波罗称之为Canpchu）作了短暂的停留，这是一座他们认为有景教团体存在的城市。接下来，他们继续向东旅行，探访了从前的唐古特人的都城宁夏（额里哈牙），在这里，他们再一次注意到了景教团体的存在，而这个地方的大多数人口都是偶像崇拜者（佛教徒）。从那里，他们进入了汪古部（今内蒙古，马可·波罗称之为Tenduc），马可·波罗把这里当成了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他提到了“乔治王子”的家族，他们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支持者。离开汪古国之后，三个人进入了华北，马可·波罗像那年头的突厥人（还有今天的俄罗斯人）一样，也把这里称做“Cathay”（契丹），这个词源自于契丹人的国名，他们在11世纪曾统治过这一地区。终于，几位旅行者到达了上都（马可·波罗称之为“Chandu”），是忽必烈夏天的住地，位于今天的多伦诺尔附近。他们在这里把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一封信交给了皇帝。后来，马可·波罗跟着朝廷去了北京，当时被称为大都或者汗八里（马可·波罗称之为“Cambaluc”）。忽必烈似乎很器重他，委托他管理扬州（他称之为“Yanju”）的盐税。
1707096209
1707096210
马可·波罗的书记述了在中国的两次旅程：一次是走西线，从北京出发，经山西、陕西和四川，到云南；另一次是走东线，从北京出发，经山东、长江下游和浙江，到福建。在这部记述中，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份简略的关于华北（“Cathay”）和华南（马可·波罗称之为“Manji”，蛮子，即前南宋帝国）的经济调查。其中，他提到了华北的煤矿：“有一种黑石，像任何别种石头一样，亦采自山中，但燃烧与薪无异，……契丹各省均燃此石。”同样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通航水道所发挥的作用，并认为最重要的是长江（马可·波罗称之为“Kian”），那是中国经济的主动脉：“江上的船只，比航行在基督教世界的江河湖海上的所有船只加在一起还要多，船上装载的器皿也更精美、更贵重。”马可·波罗补充道，每年有20万艘船溯江而上，沿江而下的就更不用说了。他还注意到由忽必烈重修并完善的那条大运河的经济价值，这条运河，使得从长江下游地区运送稻米至北京成为可能。
1707096211
1707096212
为了管理这一庞大的国内商业，以及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在长江下游、浙江和广东等地区的各大港口，组成了强大的商人行会，足以匹敌佛兰德斯的行业协会或者佛罗伦萨的大商会。说到杭州（他称之为“Kinsai”，意为“天堂之城”）的行会，马可·波罗写道：“商人是如此众多，而且如此富有，以至于没人能讲出全部真相，它是如此惊人。我还要补充说，这些大商人和他们的妻子……不用亲手做任何事情：他们的生活过得是如此精致而洁净，就好像他们是国王一样。”纸币（马可·波罗幽默地把它比作点金石）的普遍使用，使交易更加便利：“我敢向你保证，他的所有臣民，所有地方和所有百姓，都乐意接受那种纸钞作为支付手段，因为无论他们去哪里，都可以用它购买任何东西——各种陶瓷、珍珠、宝石、黄金和白银。”中国人非凡的商业才能，博得了这个威尼斯人的赞美，他不断回想起所有这些财富的展示——从印度返回的船只装满了香料：胡椒、生姜和桂皮。中国式平底帆船满载着稻米，沿长江顺水而下，或者沿大运河溯流而上。杭州和泉州的货船载满了贵重物品：金丝布料，“各种各样的丝绸”。简而言之，他的记述提供了一份13世纪的中国经济地理志。
1707096213
1707096214
马可·波罗给出了关于中国的主要市场的信息。首先是北京——北方的丝绸中心。在那里，“每天有1000辆装载着丝绸的大车进入北京，因为他们把大量的黄金和丝绸做成布料。事实上，他们的布料几乎全都是用丝绸做的”。四川的主要城市成都（马可·波罗称之为“Sindufu”），制造丝绸，并出口到中亚；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米市扬州；以及前宋的首都杭州，马可·波罗用了专门的一章，把这座城市描述为中国的威尼斯[167]。杭州是主要的食糖市场，也是一个数不清的船只停泊的港口，这些船只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运来香料，离开的时候满载着丝绸去往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杭州城里有一个很大的阿拉伯、波斯和基督徒商人侨居地。最后是福建的两个大港口：福州（马可·波罗称之为“Fuju”）和泉州（他称之为“Zaitun”）。福州的商人们储存着大量的姜和萱，此外，“该省食糖的产量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大量的珍珠和宝石交易。这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许多商船从印度来到这里，带来了大批在印度群岛做生意的商人”。不过，全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还是泉州：“这是所有印度商船抵达的海港……也是华南的商人们出发的港口，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区。一句话，在这个港口，有大量的商品、宝石和珍珠交易，那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从这座城市的港口，所有这一切分布到了整个华南地区。我敢向你保证，假如有一船运往亚历山大港或别的地方的胡椒粉被带到了基督教国家，那么肯定有一百船胡椒粉来到泉州城的这个港口。”
1707096215
1707096216
1292年初，马可·波罗、他父亲和他叔叔登船起程，前往欧洲，忽必烈让一位年轻的公主跟他们同船而行，她是作为一位新娘被送给在波斯的蒙古可汗。他们在苏门答腊结束了自己的旅行，离船登岸，于1295年抵达他们的家乡威尼斯。
1707096217
1707096218
与此同时，与这几位大胆商人（马可·波罗是他们的样板）同时代的几位天主教传教士也开始到达蒙古人的中国。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他最近从拉班·扫马那里得知在蒙古帝国有许多基督徒老乡）派遣圣方济各会修士孟德高维诺[168]前往远东。孟德高维诺先是在波斯的蒙古汗国、然后又在印度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乘船前往中国，忽必烈的孙子和继任者铁穆耳（1294—1307年在位）欢迎了他。孟德高维诺在北京建起了两座教堂，这部分得归功于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慷慨，一路上是他陪伴在孟德高维诺的身边。几年之内，他为“一万余名鞑靼人”施过洗，并开始把赞美诗翻译成一种鞑靼方言。汪古王子乔治在那之前一直是个景教徒，通过他皈依了天主教；乔治的幼子也是由孟德高维诺施洗的。
1707096219
[
上一页 ]
[ :1.7070961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