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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明王朝的奠基人，试图在各个领域实现价值的回归，试图弥合蒙古人的统治与女真人的统治之间的裂缝，并把中国跟遥远的过去接续起来。毫无疑问，他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这项不同寻常的传统主义者的事业，这更多地是因为他本人从前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1379年，他改造了科举考试制度，重建了贵族的爵衔。他还隆重地举行了祭孔仪式，皇帝获得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他们在蒙元统治时期一直是反对佛教徒教权主义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这位前和尚也从未忘记他的同门教友。他甚至继续让佛教僧徒环绕自己的左右，毫不留情地惩治试图在这些方面劝谏自己的儒士。有一次，他甚至因此而处死了一位大法官。这一事件是征兆性的，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他活到了70岁），皇帝变得越来越容不得谏诤，逐渐丢掉了他广受欢迎的和善性格，这曾经对他的成功大有帮助。他变得习惯性地猜疑，曾经处死了18位权贵以及他们所有的家人。作为一次破除阴谋（或真或假）的结果，他在南京处死了1 5万人。这位如今成了天子的前冒险家，希望在他死之前重新建立起绝对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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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实际上的继任者是第三任皇帝，也就是他的四子，其统治时期使用的年号是“永乐”，我们应该称他为“永乐皇帝”[171]。这位好战的皇帝对自己的角色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观念。从前的忽必烈打算为蒙古人缔造一个中华帝国，而如今的永乐皇帝却试图为中原赢得忽必烈的子孙们的蒙古遗产。大可汗忽必烈通过从黄河向北部湾推进，从而让整个中原领土俯首归顺，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子。永乐皇帝打算征服蒙古，扮演大可汗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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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抱着这一目的，1421年，皇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正是他，拟订了建造皇城（这形成了现代北京的中心）的宏大计划，以及更详细的修造“紫禁城”[172]的计划。是他构思了一系列的宫殿、大理石阶、大殿、花园，以及配得上最伟大的中国传统的全景；他扩大了湖泊，修造了假山，在花园里栽植了来自老家长江流域的花卉和灌木。所有这一切，在18世纪被清朝的皇帝们恢复和完善了，但到处都带有明永乐皇帝的标记。正是永乐皇帝，最早在北京南城墙附近修建了天坛（1420年）和先农坛（14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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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北京本身就是在宣告一项政策。其他任何一个纯粹的汉人王朝都不曾想到选择这里做首都。北京城的历史角色仅仅是从鞑靼人那里开始的。公元10世纪，契丹人把这里建成了他们的都城之一；12世纪的女真人，以及1260年的忽必烈，都仿效了契丹人的做法。来自北方的征服者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北京坐落于中世纪中原的边缘之外，是主要的边陲重镇之一。满洲则坐落在山海关外，当时尚未得到开垦，穿过南口（当时和现在一样），就是蒙古大草原了。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历史上，北京都是汉人和鞑靼人妥协的结果；在那里，汉人依然是在国内，鞑靼人也还没有出离自己的环境之外。永乐皇帝通过把朝廷从南京迁到蒙古的大门口，迁到忽必烈从前的首都，从而声明了自己对忽必烈子孙们的遗产拥有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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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的父亲在这一方向上已经为他树立了榜样。朱元璋在把蒙古人从明朝领土上赶出去之后，就曾一路追击，进入了他们的本国。1372年，一支明朝军队直逼外蒙古的土拉河。1388年，十万明朝大军再一次穿越戈壁东部，跟蒙古部落一直打到了贝尔湖的东边、喀尔喀河与克鲁伦河之间。然而，这些袭击只不过是穷追败敌，是恐吓那些游牧民的报复性远征。而另一方面，永乐皇帝则在蒙古执行了一项一贯政策，在蒙古，北元政权的权威因为被明朝赶出所带来的耻辱而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永乐皇帝千方百计煽动其他部落（尤其是卫拉特部，明代称瓦剌，或称西蒙古人）起来反抗他们。在外蒙古随之而来的内战中，他也介入过几次，特别是1410年和1411年的两次，当时，他领着自己的大军一直打到了鄂嫩河的上游，以及成吉思汗的老家。他想以这种方式把外蒙古的霸权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那里转移到卫拉特部的可汗们手里，但用不了多久，汉人就有理由为此而懊悔不已了，因为他们让新生的部落取代了那个因为威信扫地而动弹不得的衰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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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支那，永乐皇帝也重新采取了汉唐时期的大帝国政策。在安南国，合法的王朝被一个篡位者所推翻。永乐皇帝以此为借口，占领了这个国家，并把它分割成中国的几个行省（1407年）。但不到10年的时间，安南人就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令人筋疲力尽的游击战争，以反抗侵略军。永乐皇帝去世4年之后，起义军首领黎利就攻克了河内，赶走了汉人（14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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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皇帝并不满足于对蒙古的宗主权及吞并安南。他还要建立中国在巽他海与印度洋的海上霸权。他的舰队宣告了中国国旗在占婆、高棉、暹罗、马六甲半岛、爪哇、苏门答腊、锡兰（中国海军将领在这里严惩了本地酋长，因为他表现出了敌意）、孟加拉和南印度等海岸地区的霸权地位。他们一直航行到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亚丁湾和麦加的港口吉达。这几次航行分别发生在1405年和1424年，在这个世纪末，我们将看到葡萄牙人到达印度（1498年）。当欧洲的航海家们到达印度的时候，如果他们发现自己被中国的海洋力量所统治的话，亚洲的命运又会如何呢？然而在这里，永乐皇帝再一次有了一个不着边际的幻想，这种幻想与中国人的性情气质格格不入，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与官僚阶层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他正在创立的这个中国，对于其自身的力量来说，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中国人完全不适应海洋；对于中国的将士们来说，北部湾的气候太热，而蒙古又太冷。士大夫阶层依然一如既往地敌视在他们看来代价高昂而又毫无益处的对外征服。永乐皇帝的“国际事务”毫无前途。中国退回到了自身之内，一切听天由命，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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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念世界里，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退缩态度。永乐皇帝本人尽管是个佛教徒，但他却下令编辑新儒家的讲义，并在1464年颁布诏令，将这些作品与古代的儒家经典并列，作为官方讲经的基础，这意味着“朱学”成为了明朝的国家信条。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在王阳明（1472—1529）的学说中，却出现了针对朱学物质主义的反动，或者至少，是对国家实证主义的反动。这位哲学家并没有公开抨击机械论者的实证主义。他认为，我们在宇宙秩序、在普遍法则（理）中所占有的那一份，就潜藏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在理性能力中；为实现与世界本质的交流，我们应该依靠直觉认知（良知），这是心灵深处至高的先天“呼声”，而不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推理智慧”的那种东西。王阳明写道：“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173]王阳明的人格力量，以及他的高贵品格，使得他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物，但他的著作，无论如何也只局限于道德，表现的是一种旨趣，而不是一套体系。朱熹的学说依然保持着它的所有权威，下面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王阳明不得不声称支持朱学，为的是让自己的教义能够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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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皇帝死于1424年，他是大明王朝皇室家族中最后一位伟大人物。在他死后，他的子孙后代们继续掌权达200多年，但再也没有产生过一位非凡人物。像汉、唐王朝末期一样（尽管比较起来要远为迅速），阉党再一次控制了一系列庸碌无能的君主，以他们的名义统治国家。与此同时，在蒙古，卫拉特部（或称西蒙古人）在永乐皇帝的帮助下，取代了成吉思汗的后代，成了游牧部落的霸主，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的可汗额森要求娶汉人的公主为妻，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额森便率领自己的大军，劫掠了山西与河北的边境。英宗皇帝在他宠幸的一位太监（他僭代皇帝指挥将领们）的陪伴下率兵亲征。没有给养的明朝大军在宣化附近、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的崇山峻岭中被切断了，全军覆没。十万具中原将士的尸体散布在山口中，英宗皇帝被俘（1449年）。卫拉特人的胜利大大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他们继续前进，在北京的城墙下扎下了营盘。但他们并没有做好围攻的准备，几个月之后，他们的可汗额森决定把英宗皇帝给放了。1453年，额森与明帝国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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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后，来了一次新的恐慌。这一次的危险，并不是来自西蒙古人，而是来自成吉思汗的后代。在15世纪的最后25年里，成吉思汗的家族在蒙古来了一次复辟。这一世系的一位可汗阿勒坦，把自己在内蒙古的畜群赶到了山西北部放牧，在1529至1579年之间对山西与河北的北部地区发动了几次劫掠。在1550年，他一直打到了北京的城门前，他的军队点起大火烧掉了首都的郊区。最后，他承认了明朝的宗主权，他的主要营地被赐名归化（意思是“向文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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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是中原的宿敌，但如今，在沿海地区出现了新的对手，他们的岛国遥不可及，这使得他们不可征服——这就是大胆勇猛而又难以捕捉的日本人。一大群来自日本群岛各个港湾的冒险家和海盗，开始出没于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各个港口。1555年，他们沿长江溯流而上，一直到了南京，劫掠了他们所经过的那些不设防的乡村和城镇。这些海盗只不过是日本扩张的年轻血液，其全部力量，中国人将会在朝鲜事务中领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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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终于在明代的第十三位皇帝——万历帝的统治时期（1573—1620）爆发了。在这一时期，统治日本的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大名鼎鼎的丰臣秀吉（1536—1598），他构想了征服明帝国的大胆计划。那些周期性地袭击中亚各港口的海盗毫无疑问对他说到过明王朝的老朽衰弱。无论如何，50年后满族人能够毫不费力地征服北京，这一点至少证明了丰臣秀吉的想法也并非异想天开。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有必要为他的军队获得穿越朝鲜的通道，而一直把日本人视为宿敌的朝鲜人则拒绝给他提供这个方便。于是，丰臣秀吉便派出了20万大军，挥师朝鲜。1592年6月12日，他们进入了朝鲜的首都汉城，并朝着满洲的方向一路前进，直抵平壤。日本参谋总部的计划，跟1894年的中日战争期间所采用的计划并无二致。他们的意图是直抵鸭绿江，穿越辽东半岛，通过山海关，直逼北京城。然而，朝鲜人的抵抗，为中国人赢得了时间，使他们能够调动优势兵力进行干涉。日本人被迫撤出了汉城（1593年5月），并向南部沿海溃退。1597年，丰臣秀吉派出了另一支远征军前往朝鲜，但这一次日本人甚至都没能到汉城。他们再一次被打回了南部沿海，这场逐鹿之战演变成了一场围城战（1597—1598）。1598年9月16日，丰臣秀吉去世，他的死导致了日本军队的打道回府，以及敌对状态的终止。日本不得不再等300年，才重新开始这场与中国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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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场他们已经打赢了的战争中，明王朝应该得到的教训是：其国家海军与世隔绝的状态已经结束了。事实上，甚至在这种隔绝状态首次受到日本海盗在华中地区的袭击的威胁时，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已经在广东沿海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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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克·达·伽马[174]绕过非洲海岸，抵达了印度，通向中国的海路就此向欧洲人打开。1511年，葡萄牙海军将领阿尔布克尔克攻占了马六甲，其商业与战略价值类似于今天的新加坡。1514年，最早的葡萄牙商船到达中国港口。1549至155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葡萄牙人得到了地方官的许可，在位于珠江口的澳门创立了一个本质上属于商业性质的权力机构。1582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为这一特权向广州的总督缴纳了500两银子作为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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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葡萄牙人的到达，在蒙古人垮台之后被赶出中国的基督教，再一次进入了这个国家。负责这次新的传教工作的是耶稣会，尤其是两位耶稣会士利玛窦和汤若望[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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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于1582年抵达澳门，此后在广东地区履行自己的传教使命长达13年。为了让自己能够被人接受，传教士们让自己混同于现存的社会类别。利玛窦（这是他取的中国名字）起初穿着和尚的僧袍，随后，他以非凡的洞察力，抛弃了这身行头，穿上了儒家文士的装束，从而非常聪明地设法把基督教与儒家的国家信条联系了起来。耶稣会士的整个策略，都是基于对中国人心理的恰当了解。1595年，利玛窦已经设法获得了广东要员们的青睐，得以启程去北方。他首先定居于南京，在那里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有遇到任何干涉。1601年1月4日，他获准去北京，并立即设法与皇帝的宫廷建立了联系，他送给皇帝一架古钢琴、一幅世界地图和两座自鸣钟。他在给万历皇帝的表文中称：“臣先在本国忝预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176]利玛窦得到了一份月薪，并获准在皇城居住。当他受命给皇帝的一位儿子讲授科学课程时，利玛窦得到了最高的恩宠。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以78岁高龄在北京去世，此时，中国已经有了300多座天主教堂。他的工作包括绘制一幅大的“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以及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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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继承利玛窦衣钵的是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1591—1666）。他1620年到达中国，最初是在西安传教。汤若望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卓越的语言学家，他受朝廷之命进行历法改革。最后一位明朝皇帝庄烈帝——其年号为崇祯（1628—1644）——对汤若望表现出特别的尊重。1636年，他在皇宫的附近建造了一家大炮铸造厂。我们将会看到，在满族人征服中国之后，汤若望从新主人那里受到的青睐，丝毫不亚于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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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在明朝的宫廷里所激发出来的兴趣，表明明朝最后几位君主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性，但这种认识来得太迟了。在明代初年（1368年），就技术和机械技能而言，中国和西方多少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到了明朝末年（1644年），欧洲已经拥有了现代的科学和装备，而中国依然处于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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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文学创作也支持这一判断。最富有生气的作品是小说和戏剧，明代被认为是小说的伟大时代。五部“经典”小说（其中有四部创作于明代）中，有一部以佛僧玄奘的游历为主题，玄奘于公元629年动身去印度，途经中亚。不幸的是，如果你阅读过那位著名的朝圣者本人所写的关于这次旅行的生动记述的话，恐怕很难在明代小说家据此编造出的神奇故事中发现太多的趣味[177]。这部小说并没有那部中世纪文献中的精确而生动的记述——戈壁大漠的沙暴、大雪覆盖的天山山顶、印度的大棕榈树——而代之以奇异怪诞的冒险、魔法和妖术，就像你在西藏故事中所找到的那些一样。另外一些明代小说所处理的通常是多愁善感的风流韵事以及罗曼蒂克的冒险传奇，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它们常常让你饶有兴味地瞥见了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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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绘画可以用一个词来定义——学院派。诸如《芥子园画谱》之类的画论集，研究了宋代山水画的特性，给出了一份详尽细致的配方清单。结果是，所有绘画全都带有一副矫揉造作的样子，比如表现山的绘画中那些不合乎自然规律地高悬于上方的岩石。另一个结果是，绘画中也出现了类似于诗歌中的滥用典故。明代绘画的不幸就在于，人们总是把它跟具有伟大创造力的宋朝时期的那些有压倒性优势的作品相比较。不过，明代的少女肖像及闺阁场景依然颇为可观，在花鸟画上也有不同寻常的精湛技巧，在水墨画中，明代的风景画家们依然表现得相当有力。明代的墓碑肖像——这一绘画类型有一次相当可观的复兴——以其朴素的现实主义、其表达的清晰及其技术的大胆和精确而引人注目，偶尔有某些东西非常接近丢勒、荷尔拜因或克卢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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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最伟大的艺术是陶瓷。在这里，为公平起见，你应该避免跟宋代比较，而要从它们本身的优点来判断明代瓷器。它们值得这样去评价，尤其是因为明朝的皇帝们也为这一艺术做了大量的工作。1369年，明朝的创立者重建了景德镇的官窑（在江西境内），这一行业的绝大部分标准都是在那里确立的，高岭土就是因为在高岭附近发现的白瓷土而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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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瓷器，主要是单色，或者是从一种色调渐变为另一种色调，在明代瓷器中你依然可以发现这种单色的运用。有各种各样的青瓷，它们即使比宋代青瓷更暗、更浑浊，但依然非常漂亮；它们被出口到伊斯法罕、开罗和伊斯坦布尔。还有福建德化出产的白瓷——通常是佛像的形式——以及其他的紫色和深蓝色的陶瓷。但最重要的，还是多色的使用，尤其是在说明性的装饰中，明代的陶瓷工匠们做得非常成功。景德镇所使用的高岭土，其品质能够抵抗最高的温度，因此使得最驳杂的釉彩能够并存。高温釉彩中最显著的是青花瓷，其钴蓝色依据本地蓝色与“回回青”的混合比例而或者更深，或者更亮。青花瓷的时尚，因为“三彩”（绿、黄、紫）和“五彩”（三彩加上青和红）的出现而黯然失色。这种对“色彩的大胆并列、鲜艳的色调和彩绘装饰”的偏爱，是这一时期的特征。陶瓷越来越倾向于成为绘画的一个分支，瓷器与明代画家笔下的丝绸卷轴争奇斗艳，他们习惯的主题是精巧的女性形象、蝴蝶和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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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格在清代达到了它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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