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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被分成了两个部落群：东蒙古人（或称喀尔喀人）和西蒙古人（或称卫拉特人）。喀尔喀人分属5位不同的可汗统治，全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们占据着严格意义上的蒙古，从克鲁伦河下游，到科布多诸湖。卫拉特人把他们的畜群放牧到了更远的西部和西南部，在科布多与天山之间。卫拉特人中最重要的是绰罗斯人，他们生活在塔尔巴哈台群山的周围地区，位于科布多与伊犁河之间，绰罗斯人包括一个被称为准噶尔的部落。从1676年至1697年，准噶尔人的首领是一个名叫噶尔丹的非凡人物，可以说是一位功败垂成的“成吉思汗”，他梦想着重建古老的蒙古帝国，并置于西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年轻的时候，噶尔丹作为一名小喇嘛生活在西藏，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相当于喇嘛教的教皇）的手下。他与这位喇嘛教的“圣座”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达赖喇嘛对上亚细亚喇嘛教徒（如今几乎所有蒙古人都是喇嘛教徒）的巨大政治影响力随时可以为他所用。噶尔丹既是西藏的喇嘛教的保护者，同时又是喀什噶尔的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他推翻了那里的从成吉思汗一脉相传下来的可汗，代之以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接下来，他着手征服蒙古的喀尔喀人，经过两年的战争（1688—1690）之后，成功地征服了这一地区，从科布多一直延伸到克鲁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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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赶出家园的喀尔喀亲王们躲到长城附近避难，并寻求康熙皇帝的帮助。皇帝可受不了让一个新的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大门口崛起。再说，噶尔丹在开始追击喀尔喀人之后，如今竟胆敢沿库伦到张家口一路向前，进入内蒙古。于是，康熙皇帝便派出了一支装备着火炮的大军去对付他——这些火炮是耶稣会士们在北京修造的。在1690年9月2日爆发的那场战役中，在一片沼泽的后面占据了有利位置的准噶尔人，本可以抵挡住清军的进攻，但炮火似乎把他们给吓着了，1690年的晚些时候，噶尔丹撤出了喀尔喀人在外蒙古的全部领土。康熙皇帝的介入，把喀尔喀的亲王们从准噶尔人的统治下解救了出来，1691年5月，在多伦诺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庄重地向康熙皇帝表示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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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确立的外蒙古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1912年。喀尔喀的亲王们一直向大清帝国纳贡，作为回报，皇帝颁赐给他们头衔和礼物。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与清朝皇帝之间的个人忠诚的纽带就这样形成了，同时，通过两个家族之间的几次联姻而使这种关系得以增强。明朝的永乐皇帝曾设想过类似的方法，但作为一个汉人，是决不可能让蒙古人接受的。而康熙皇帝却轻而易举地成功了，因为他本人也是“异族”人。事实上，蒙古的新地位，乃是基于蒙古可汗与满族大可汗之间的游牧民对游牧民的关系。一等到清王朝垮台，蒙古的亲王们就把他们的忠诚誓言丢到了一边，擅自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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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年，当噶尔丹再次入侵外蒙古——喀尔喀人的国家——并直逼克鲁伦河的时候，这位准噶尔人的首领与大清帝国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点燃了。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一威胁，康熙皇帝集结起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由他亲自指挥。1696年2月16日，他把自己的所有将领都召到宫里，亲手为他们奉上壮行酒。4月13日，他启程出征，跟随他鞍前马后的耶稣会神父张诚[184]，留下了一份关于这次远征的目击者的记述。他注意到了“被维持得完美的秩序，圣上及随从们的朴素，以及他对将士们的关心。他总是坚持要等到看见将士们扎好营帐之后，才肯回到自己的大帐里”。“行军的队伍穿过一个一直以来都很穷的国家，当时那里已被战火所摧毁，这让部队吃了不少苦头。皇帝跟他们同甘共苦，轻蔑地拒绝了官员们的恳请，他们求他别再跟将士们一起风餐露宿了。他饱满的精神赋予了将士们以新的勇气。”部队在皇帝的亲自指挥下向克鲁伦河进逼，与此同时，他的副将费扬古也正在向土拉河进军，为的是切断噶尔丹的退路。1696年6月12日，费扬古在土拉河南岸、库伦以南的昭莫多与敌军短兵相接，多亏了他的火枪和大炮，给了敌人致命一击。噶尔丹的妻子被杀，他所有的辎重和畜群全都落入了清军之手。在损失了一半人马之后，这位准噶尔人的首领朝着科布多的方向落荒而逃。康熙皇帝的介入再一次救了喀尔喀人，他们永久占有了自己的国家，北京朝廷对他们的保护从那以后再也未受到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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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伟大的功绩——喀尔喀人的解救、重整旗鼓以及最终平定——是康熙皇帝亲手取得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任务中，竭力跟蒙古的亲王们建立起长期信任、互相友好的关系。他对蒙古的一切都非常喜欢，每当他与喀尔喀人或鄂尔多斯人的首领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位中国的天子便成了游牧部落的真正领袖。他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跟他们说话，迎合他们“旗”的荣誉和军事忠诚，拥有跟他们的心灵贴得非常近的情感。跟这些人的接触，似乎重新唤醒了他身上遗传的游牧民气质。远离了紫禁城的富丽堂皇，在蒙古封臣们的陪伴下猎杀野兔和羚羊，他从未像这时候这么快乐过。在一次战役中，他写信给儿子说：“鄂尔多斯的野兔别有风味。这里的每样东西比北京所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都更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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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只满足于把准噶尔人赶出严格意义上的蒙古，而不打算追击到他们的老家——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和伊犁等地区所组成的准噶尔。准噶尔人的首领噶尔丹在1696年的兵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侄子和继任者策妄阿拉布坦很快就重新开始了他叔叔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一次他们转向了西藏。1717年12月2日，准噶尔大军进入拉萨城，把充当汉人党羽的喇嘛全给杀了，准备永久性地定居在这座圣城。康熙皇帝立刻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西藏，但被赶了回来（1718年）。皇帝在等待时机，1720年秋，一支规模更大的清军进入了拉萨城，赶跑了准噶尔人。属于帝党的达赖喇嘛登上了王位，同时任命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负责指导喇嘛教会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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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满洲，康熙皇帝与俄罗斯的扩张发生了冲突。自16世纪末以来，俄国人一直控制着西西伯利亚，在他们向太平洋推进的时候，到达了黑龙江的两岸，1651年，他们在那里修建了雅克萨要塞。在这一地区定居的通古斯部落与满族人有很亲近的血缘关系，并且被置于清朝的宗主权之下，盛产黑貂。俄罗斯人刚刚站稳脚跟，就与本地的捕猎手和汉人皮毛商展开了竞争。当1682年一位俄罗斯总督被派到雅克萨的时候，北京政府终于生气了。康熙皇帝断然采取了行动，这多亏了耶稣会士们拥有高效的火炮。1685年6月，一万五千名清军携带着150门火炮和50门迫击炮被派往雅克萨，俄罗斯人乖乖投降。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工事被摧毁。然而，中国人刚走，哥萨克人又回到了雅克萨，建起了一个新要塞，但很快就被中国人所包围。最后，双方在尼布楚展开了谈判，中国代表团里有两位耶稣会士，其中有一位就是张诚。最终条约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张诚，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条约》签订，这份条约是用拉丁文、满文、汉文、蒙文和俄文拟写的。俄罗斯人放弃了雅克萨的领地，他们在那里修建的要塞也被夷为平地，但他们保住了尼布楚。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标志着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整个黑龙江流域，包括它的北部支流，都归属中国。长话短说吧，俄国人被阻止在远离黑龙江两岸的地方，在外兴安岭的那边；满洲——大清王朝的故国家园——则免除了一直悬在头顶上的危险[185]。康熙皇帝表示了对张诚神甫的感激之情，他的这次外交胜利，张诚立了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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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亲政的时候，辅政大臣们1655年1月4日所颁布的一项法令依然有效，该项法令禁止基督教。然而，耶稣会士们因为他们的科学知识而变得不可或缺。在汤若望神父的同事中有一位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186]神甫，以其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而著称。1669年，康熙皇帝不顾儒家士大夫的忠告，在科学领域对南怀仁表示尊敬，并采纳了他的历法改革，同时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基督教当然会受益于皇帝对南怀仁及其他耶稣会士的青睐。很显然，康熙皇帝一方面因为耶稣会士们的知识而对他们优礼有加，并违反1665年的诏令允许他们私下里信奉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又在维护1669年和1671年的禁令：禁止劝诱中国人入教。但各地的总督们（他们了解到了耶稣会士们在朝廷所受到的礼遇）却对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宽容。1674年，在吴三桂叛乱期间，南怀仁的声誉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时，他修造了大量的火炮，对清军的胜利可谓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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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1月29日，恩宠正隆的南怀仁神甫在北京去世，2月7日，来了一个继承他的衣钵的人，此人便是法国耶稣会士张诚。在3月21日的觐见中，张诚给康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特意安排人教授他满语，为的是更方便地与他对话。当他们能够一起交谈的时候，皇帝便频繁地与这位传教士谈论科学话题，并让他用满文撰写一部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解释。张诚作为《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代表为中国所作的贡献，上面已经提到过了，出于感激，康熙皇帝颁布了两道谕旨，容许基督教的信仰自由（1692年3月17日和19日）。第一道上谕宣称：“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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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这样对基督教敞开了大门。但那场不幸的“礼仪之争”——它在西方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并且完全被误解了——却让迄今为止取得的所有成果付诸东流。耶稣会士们承认，在原则上，儒家的“天”的概念，是可以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概念相协调的，而且，不管是为纪念孔子而举行的仪式，还是对祖先的敬畏，都可以被视为纯粹的世俗仪式，视为对圣贤的尊崇或普通的孝行。这样，他们没有牺牲任何基督教信条或承认任何异教行为，就避开了与儒家士大夫——换句话说，就是整个官僚阶层——的直接冲突。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也同意这种做法，在近代，教皇庇护十一世和庇护十二世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反对“礼仪”的行动是由某些基督徒发起的，对中国的事情，他们所懂得的，远比耶稣会士们要少得多，因此也就不大能够欣赏中国人观念中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意义。1715年，“礼仪”受到天主教教会的谴责。康熙皇帝是个相当文明的人，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他想方设法让人们相信：在献给孔子牌位或祖先牌位的敬意当中，并不存在偶像崇拜的嫌疑。他写道：“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发现自己的解释并没有被人重视，他被刺痛了，于是在1717年5月17日颁布了一道诏令，禁止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以此作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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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派信徒反对耶稣会士的战役结出了它的果实。中国在对基督教打开大门之后，再一次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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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在海子公园打猎的时候不幸染上风寒，于1722年12月20日去世，终年69岁。他把皇位留给了皇四子，年号雍正（1723—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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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登上皇位的雍正皇帝把他大部分兄弟给关了起来，或者安排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尽管这个开局很不吉利，但他是个勤勉刻苦的统治者，对公共利益也很用心，然而，跟父亲比起来，他可算是个苍白的人物。而他父亲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无疑要归功于满族人的培养教育；雍正皇帝则更多地受到士大夫们的影响，常常表现出极端的狭隘，尤其是对基督教的态度。1724年，他下令赶走所有的传教士，除了那些由于他们的科学知识而被允许留在朝廷的人之外。在对外事务上，他重新开始了与准噶尔人的角逐。1731年，他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准噶尔，并占领了科布多，但两个月之后，遭到敌军的奇袭，全军覆没。1734年，另一支清朝军队再次进军科布多地区，但第二年，雍正皇帝就中止了敌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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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死于1735年10月8日，他把皇位留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一个24岁的年轻人。新的年号是乾隆（1736—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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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像他的祖父一样，统治了60年。这是大清王朝最后一个伟大的统治时期，我们将看到，他如何在蒙古和西藏完成了康熙皇帝未竟的大业。这些征服并不是皇帝本人亲自实现的，因为，乾隆皇帝不像康熙皇帝，他并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外交家和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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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雍正皇帝吞并准噶尔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形势对乾隆皇帝更有利一些。准噶尔正处在一场内战的剧痛中，1754年，准噶尔的一位王位觊觎者阿睦尔撒纳到清廷寻求庇护。乾隆皇帝在热河召见了他，派他和他的人马作为清军的前锋去攻占准噶尔。但阿睦尔撒纳与他的保护者们闹翻了，并号召准噶尔人协助他进攻占领军，这一仗让清军遭受了重创。精力充沛的清军统帅兆惠收复了阵地，在叶密立河与塔尔巴哈台打垮了叛军，攻占了敌军的另一个抵抗中心固尔扎（1757年）。阿睦尔撒纳逃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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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溃败是准噶尔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大致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以及伊犁河沿岸的固尔扎等地区组成的准噶尔，直接并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乾隆皇帝让来自整个帝国的移民重新住进了这个国家，他们当中有来自喀什噶尔和甘肃的穆斯林。1771年，他又让土尔扈特人（他们是西蒙古人以及准噶尔人的同族）定居在固尔扎的南边和东边；他们在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生活了一段漫长的时期之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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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准噶尔人在1680年把他们的宗主权强加给了喀什噶尔，安置了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作为他们的封臣。等到准噶尔刚一被占领，清军统帅兆惠就进入了喀什噶尔地区（1758年），并在经过两场不屈不挠的围攻战之后，占领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这两座城市（1759年）。整个东突厥斯坦地区被并入了大清帝国，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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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噶尔的征服，标志着一项长期计划的最终实现，这项计划已有1800年的历史，伟大的汉、唐王朝就曾执行过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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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乾隆皇帝也完成了他祖父的工作。尽管任命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在拉萨城监督达赖喇嘛，但在这座圣城，依然存在着一个亲准噶尔人、反中原人的团体。1750年，这一团体煽动了一场叛乱，结果导致两位中原高级专员及其他所有中原居民被屠杀。皇帝派出了一支大军去拉萨，没费多大力气就恢复了那里的秩序。然后他利用这个机会使西藏跟大清帝国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满语为amban，即大臣）接管了全部的政治权力，并握有提名新任达赖喇嘛的决定性选票。喇嘛教的教权就这样纳入了清朝行政管理的框架之内。为了对达赖喇嘛所失去的独立做出适当的补偿，乾隆皇帝正式授予他西藏王的世俗头衔，这样就增加了他的位置的荣誉和尊严。但是，作为一种额外的防范措施，乾隆皇帝又煞费苦心地相应增加另一位西藏宗教领袖、扎什伦布寺住持的特权，让他做了日喀则的国王。1779年，这位喇嘛朝觐了乾隆皇帝，皇帝分别在热河与北京隆重接待了他。西藏一直紧密地隶属于大清帝国，直到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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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作为西藏教权保护者，导致他插手尼泊尔的事务。1791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袭击西藏，大肆劫掠。乾隆皇帝立即派出了一支远征军，他们横穿了青藏高原，越过了喜马拉雅山，进入了尼泊尔。这支大军把廓尔喀人打得落花流水，迫使他们成了大清帝国的附庸国（179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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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南部，依然是森林覆盖的群山，以及贵州的石灰石高原，充当着苗族人的庇护所，这些“生番”到这时为止一直都守护着他们的自治权，汉人移民仅仅满足于清理那些河谷。1775年，乾隆皇帝着手征服这些体格健壮的山地人。他们位于悬崖峭壁间修筑了防御工事的隐蔽处，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狂风暴雨般的猛攻，人员损失惨重。首领们被押解进京，在那里被折磨至死，他们严重扭曲的头颅暴露在囚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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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苗人的征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完成了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这是一项千秋大业，由巴比伦时期和迦勒底人的吾珥城时代的那些传说中的王朝开始，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结束。乾隆末年，也就是1796年，像汉、唐鼎盛时期一样，中华帝国的版图再一次包括了那块被西伯利亚、阿尔泰、天山、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所环抱的“封闭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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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和社会的观点看，清王朝通过其对耕地问题的处理，给中国人帮了大忙。在明代，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免除了役工和税捐的特权财产，规模之大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这些为亲王、朝臣或官吏们所创立的大领地，由佃农和长工们耕种，他们不受《大明律》的保护。马伯乐指出：“《大明律》赋予主人以惩罚胆敢违抗的奴仆或佃户的权利，即使这种惩罚导致受罚者的死亡，也不能要求主人赔偿。”同时，皇室家族自己也获得了巨大的地产，当然同样也用不着分派役工、缴纳税捐，而且在持续不断地扩张，毫不理会一些更诚实的官员的抗议。在大庄园里从事耕作的农业人口任由管理官员的盘剥勒索。清王朝为了它的信誉，把属于皇室家族的部分土地转交给了国家。富户的特权财产被没收了，部分分给了农民，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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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并没有就此罢手。据马伯乐说，它不断鼓励小土地所有者的发展，保持着严厉的监管，为的是阻止回到过去的大庄园制度。大地主失去了强制的权利，这种权利使得他们借助农奴和长工来实现大庄园的扩张变得更便利。严厉的强制性法律规定，通过虐待而致农奴或长工死亡的地主，将杖一百，流放三年。更加重要的一项规定是，那些全家耕种同一块土地达数代以上的人，将最终获得对其地表的合法所有权，地主则保持对地下的权利。农民可以买卖“表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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