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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却把帝国的命脉交到胡人将领的手里，这几乎就是等着出大事了。唐玄宗统治了几十年，感觉超级良好。到晚年突然遭遇到安史之乱，大唐从最巅峰一下就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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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内地的军队已经不堪一击，只好再去借用其他的胡人力量来对抗安禄山的军队；最终，动乱倒是平定了，帝国的命运也不再由自己做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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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经济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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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安史之乱之后，一种新的技术变迁却能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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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大唐陷入藩镇割据，华北是割据最严重的地区，而这里在以前是帝国的财政来源中心。这一下，帝国名义上恢复了天下秩序，但实际上没有钱，啥也玩不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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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出人意料的是，安史之乱却刺激了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从隋炀帝到武则天、唐玄宗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豪族社会之外的财政来源，在这里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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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得先看看江南人口的一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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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都带来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但两次有个巨大差别。永嘉之乱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乱了快两百年了，对于在乱世中该如何自保，人们很有经验，那就是组织起坞堡。南逃的时候，也是比较成建制地逃走，所以跑到江南的还是豪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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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却是突然爆发的，人们仓促之间来不及组织起来，只能零散地南逃；而安史大军是草原骑兵，打到淮河一带也就不怎么往南走了。逃难者跑到江南基本就安全了，这样江南就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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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前，中国人口的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人口始终是相对稀少的。安史之乱改变了淮南、江南的人口密度，让这里从过去的地广人稀变成地狭人稠了，这就改变了劳动力和土地之间的相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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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广人稀的时候，土地有的是，劳动力稀缺，所以各种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都不划算，像什么水稻插秧，土地复种制，就是一年两熟，这些技术都没人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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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水稻插秧这种技术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了，但是江淮地区一直到了唐代前中期，还是火耕水耨的种植技术。这个技术太省事了，想要种地了，先放把火，把田里的杂草树木啥的烧掉，再放水进来把烧剩的草木灰啥的沤一阵子，地里有了基本的肥力，然后开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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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江南还是轮耕制，就是土地种一年，要休耕一年甚至两年以便恢复地力。不是江南人不懂插秧技术，而是他们不需要那种技术，反正地有的是，干嘛想不开非要搞那么费劲的精耕细作啊？粗放点多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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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安史之乱后，人口大规模南迁，江南开始变得地狭人稠了。这下人地关系变了，地不够用了，人有的是了。省心的搞法不行了，现在首要需求是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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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插秧技术开始获得应用，轮耕制也不搞了，土地要连续耕种了，甚至到了再晚一些的宋朝，发展出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各种精耕细作因此也逐渐成为必须。人力越来越便宜，这回不怕费人工，只怕地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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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变化，让建立了平民社会的江南，一下成为帝国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区，在原来的贵族社会之外，发展起来新的经济要素，帝国也就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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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时期，大诗人韩愈曾经说过，江南所提供的赋税，占了天下赋税的差不多十分之九。这个数比较夸张，但江南已经发展成为帝国的核心经济区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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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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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劫后余生，开始努力恢复，江南的开发让皇上意外地获得了新经济要素，有可能用它来对付各种过去搞不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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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首先得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新的经济要素才能为皇上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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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财政制度是从北魏继承下来的租庸调制，主要就是按照户来分派，每户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多少绢帛、要服多少劳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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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制度已经运转不下去了。公元780年，唐朝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行两税法，把过去的各种劳役、粮食、绢帛等等都折算为钱，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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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原则上来说必须缴纳铜钱。这意味着，从东汉末年以来持续了数百年的实物财政，又转成了货币财政。皇上想要搞点什么事的话，拿着钱可比拿着粮更好办，皇上对付豪族的办法就变得更多了。两税法构成了此后中国历代税赋制度的主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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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经济和财政资源，终于让从隋炀帝开始的皇权对抗豪族的努力，获得了政治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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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唐已经无法利用这种可能性了，因为唐朝皇室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已经没有办法把各种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只能苟延残喘。但是如果没有江南的新资源、没有两税法改革的话，估计大唐想要苟延残喘都喘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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