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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原，皇上用巨大的财富把军事贵族们都养起来，共治关系没有了，那剩下的就是和私人奴仆的关系了。所以，元朝就没有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这种事，皇帝把官僚们都是当成自己的奴仆来对待，皇帝个人的权力远远比宋朝要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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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私人奴仆，那主人还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哪有那么多规则的约束，要有规则，也是自己的家法，不是什么公共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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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元朝的皇帝就可以时不时就搞一把痛快的事情，不按套路来，这带来一个反向的结果，就是 元朝官僚体系的运转效率远不如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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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奇葩诏书，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在元朝中期，皇上曾经给少林寺赐过一道圣旨，圣旨最后一段的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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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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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的大白话啊，告诫和尚们，不合规矩的勾当，别做，敢做就弄你，这就是俺的圣旨，最后一句还依照蒙文语法倒装了一下，“圣旨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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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意志的表达，这种公共意志要有一定的规矩，所以咱们看通常的圣旨都是文字非常典雅又庄严，因为这代表着帝国的水准嘛。元朝这圣旨，俨然是个黑道大哥在给少林派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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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们看着这套打法肯定很无奈，不知道该怎么配合皇上。结果，虽然元朝皇帝的个人权力很强，但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却并不强，松松垮垮，因为官僚体系跟不上皇帝似魔鬼的步伐，皇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就不强，元朝的社会经济因此相当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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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于朱元璋评价说，元朝之所以会失去天下，就是它对社会管得太松了，这大概和你对元朝的直观认知很不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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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朱元璋也是在大元朝成长起来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所以他也经常有奇葩诏书。比如有一次有倭寇来侵犯沿海地区，朱元璋下诏，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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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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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对是史上最接地气的圣旨之一。但毕竟老朱家的皇帝都是出身中原了，他们能够理解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公共工具，所以明朝的官僚体系高度发达，这就意味着作为制度的皇权是非常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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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了元朝统治的历史，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信念也被打破了。所以，明朝的皇帝不能允许自己被官僚系统过分约束，不能太给那些士大夫们脸了。皇上一直努力要建立一套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直属于皇帝个人的系统，这就是由太监们主管的东厂、锦衣卫等等各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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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系统是不按官僚体系的逻辑运作的，只按照皇帝的个人喜怒运作。 明朝有很多为害天下的大太监，这并不是因为皇上个人没权力，而恰恰是因为皇上个人有权力，大太监们的权力只不过是戴着面纱的皇帝个人权力而已；皇上一发怒，权势熏天的大太监也随时会被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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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著名的大太监刘瑾，权势最大的时候，曾经有人说，咱们大明有俩皇帝，一个是坐皇帝，是咱那正牌皇上，还有个立皇帝，就是站立着的皇帝，那就是刘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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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考证，刘瑾贪污的财富，让他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但你再首富又能怎么样？后来皇上一发怒，直接把刘瑾就给凌迟处死了，就是给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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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刘公公绝对是个人才，就连被剐也要创造纪录，他是史上被剐刀数最多的人，一共剐了3357刀，整整三天才弄完，中间刘公公还喝过几大碗粥补充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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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权与皇帝权力的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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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明朝盛行大太监，反过来也证明了明代的官僚体系的强大。它对作为个人的皇帝的制约力度相当大，否则皇上对作为打手的太监也没这么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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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的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权力，两者之间的冲突，从未像明朝那么大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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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忠臣和奸臣就没明朝那么多，宋朝比较多的是名臣。名臣是啥呢？就是相对较少地受到乱七八糟的影响，能够认真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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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朝的大臣们面对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影响太多了。作为个人的皇帝，总要通过太监们搞一搞事情，有些人就会攀附上去，形成一系列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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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公公的攀附者还发展得不到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是明末魏忠贤魏公公为首的阉党。不过客观来说，也不是攀附了阉党的就一定是奸臣。因为魏公公权力太大，你要想干点事，不把他哄好是不行的，但是只要哄他，就容易被人给指责为奸臣阉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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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够坚持原则的人，就是忠臣，但是忠臣很多精力要放在和奸臣的对抗上，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对抗，也不得不结成党派。结党之后，个人的原则也不得不受到党派原则的约束。忠臣到底是不是个好的大臣，这事也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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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明朝的政治，越到后来，越糟糕。 忠臣和奸臣分别结成党派，但实际上党派本身与道德没多大关系，只和结盟的需要有关系。面对着紧迫的国家大事，一方提出应对方案，另一方往往会对人不对事地大肆批判，对问题的讨论于是又迅速堕落为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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