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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北方跑了几千里地，当地方言都能听得懂；但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就算你翻过一座山，可能旁边说得话你就听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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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一种地理结构，使得东南沿海与中原相比，受到战乱波及较少，地方自治受中央权力的干涉也较少。这就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族结构远远比中原、比北方保存得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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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民间老百姓“下南洋”，宗族秩序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风险安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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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到海外去冒险，与纯粹在中原种地相比，风险要大得多，需要有特殊的风险对冲机制的安排。在现代社会有很多保险机制来对冲这种风险，但是古代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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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古代怎么办？就是靠宗族。同一个宗族内部的人都有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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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同一个宗族的人迁徙到海外之后，会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逐渐吸引人过去。这些人到了当地之后会形成互助关系，通过这种互助关系，也能把单个个体的面临风险分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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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过来， 在海外开枝散叶的人群，与家乡之间因为宗族关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又形成了基本的贸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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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向海外迁徙的过程从宋朝就开始出现了，一直保留了几百年。这几百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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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一来，现代轮船出现，下南洋的人就更多了。晚清时期的过剩人口，在南洋这个方向也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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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南洋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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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本身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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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西方征服成为殖民地，一下子可以分享西方庞大的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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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又有西方所提供的一整套现代法律体系和现代经济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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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因为地处西方与大清的贸易通道，这里还有充足的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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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随着大量廉价的中国劳工的到来，于是就发展起一种畸形繁荣的殖民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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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宗族结构这时也开始参与塑造了一系列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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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与塑造了东亚地区现代国际金融秩序。华人劳工们在南洋挣了钱，之后想回报乡里，就想把钱寄回老家，这就需要有相对比较可靠的汇款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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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汇款通道从南洋到大陆的有两个重要节点，分别是新加坡和香港，而这些汇款在通道上又可以转化为重要的金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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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华人劳工回报乡里的愿望，反过来促成了这两个重要的现代金融中心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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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关系，限制了南洋华人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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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华人在南洋的政治地位，却因为宗族结构而受到了限制。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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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宗族可以帮助华人到海外去贸易，获得信用体系，但是华人对宗族的依赖，也局限了华人对秩序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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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所能想象的秩序，都是以宗族为基础的，这就一定会压缩其政治视野，对于宗族之外的事情的不会太关注，宗族和宗族彼此之间也难以产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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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要命的是，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的人认为大清就是世界，他不知道在大清之外，还有别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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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一个例子，陈独秀在辛丑条约之后说，我到了那会儿才知道，大清只是全世界的国家之一，在大清之外还有别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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