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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华人在南洋的政治地位，却因为宗族结构而受到了限制。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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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宗族可以帮助华人到海外去贸易，获得信用体系，但是华人对宗族的依赖，也局限了华人对秩序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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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所能想象的秩序，都是以宗族为基础的，这就一定会压缩其政治视野，对于宗族之外的事情的不会太关注，宗族和宗族彼此之间也难以产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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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要命的是，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的人认为大清就是世界，他不知道在大清之外，还有别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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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一个例子，陈独秀在辛丑条约之后说，我到了那会儿才知道，大清只是全世界的国家之一，在大清之外还有别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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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南洋华人都这么想，那他们对所处的新的国家，不会有认同。你的认同一定是区域认同，就像今天咱们不会对地球人有认同，只会有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这种国家性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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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欠缺彼此认同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以前，根本就无所谓南洋华人，只有南洋福清人、南洋潮州人、南洋厦门人、南洋客家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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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海外中国人不抱团，是对中国人作为整体来说；在作为同乡的意义上，他们是相当抱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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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抱团会带来很强的小群体凝聚力，以这些为基础，发展起强大的华人帮会组织，在南洋和美洲等地最著名的就是洪门三合会了，其他的青帮、哥老会什么的，则是在大陆的口岸地区势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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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帮会组织让华人在近代早期的南洋地区一度颇有势力，比如马来亚的土著经常内战，华人武装在旁边一站，两边都能吓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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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的组织力、战斗力都很强。但是会带来一个问题，帮会组织越成功，就越会让人只认同自己的小群体，无法产生超越于血缘关系和同乡关系之外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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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人算不如天算，认同这件事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还得看南洋的别人怎么办。别人就是：土著和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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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居民和白人殖民者给南洋华人的压力，最终在南洋华人身上开始逼问出一种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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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土著居民来说，华人劳工直接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因为晚清因为人口过度膨胀，中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内卷化”的问题，华人劳工极度便宜，能接受极低的工作标准，土著都接受不了，于是土著的工作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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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白人殖民者来说，华人帮会打打杀杀是潜在的秩序扰乱者，也影响税收，白人也想收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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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土著还是白人殖民者，都产生了很强的排华欲望，而且他们在排华的时候不会区分什么福清人、潮州人、客家人之类的，在他们看来这都是笼统的中国人。所以他们是对地方性群体不做区分的，笼统地排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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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共同的屈辱，终于让来自不同地区的海外华人浮现出某种共同的身份感，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渐渐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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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力量从南洋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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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南洋华人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了对新观念的需求，却还说不清楚，所要的新观念究竟是什么。想要把这个意识说出来，就需要有人进行观念的灌输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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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等人的工作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通过各种政治宣传和组织工作，把海外华人对于各种苦难的感知，转化为一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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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一个强大中国，你们将会获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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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民族主义观念，他们渴望中国能够保护自己，也渴望中国也能拥有他们在海外见到的那些现代的法律和制度；但是回头看看中国，实在不争气，民族主义情绪便被逐渐地引向了革命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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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各种生活遭遇，海外华人反倒成了最早拥有中国意识和现代意识的群体，这是中国现代转型所必须的两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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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革命努力，在海外华人当中获得大量支持，以致他称“华侨是革命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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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几个数据就更容易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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