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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财政改革被称作分税制改革，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财政制度叫做包干制。财政包干制的基本逻辑是，地方政府每年要给中央上交一定额度的财政，除了上交的部分，地方政府还能收多少钱、花多少钱，都是自己的事，中央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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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财政制度对80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因为它极大地刺激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层面推动改革有阻力的时候，地方上会有各种制度创新，让中国从旧体制当中迅速突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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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央完全没有想到，地方活力能释放得如此之大，发达地区的财政上涨如此之快，以至于从1984年开始，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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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中央收入只占全国收入的大约20%。于是，中央说话发达地区不大愿意听，而中央想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手上也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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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了艰难的谈判，终于在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把不同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有的税种是中央税，有的税种是地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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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改革立竿见影，第二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就从约20%上升到差不多60%。中央从地方口袋里把钱拿走，地方需要花钱的时候，中央再向下拨付，以此来确保中央对于全国经济与社会的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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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官员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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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钱就在地方政府口袋里，现在得等着中央拨下来。官员晋升主要的考核指标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各种投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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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投资的决策权力，已经被中央收走了，这就刺激地方官员去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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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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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构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土地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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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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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就刺激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大量开发区也建设起来了。土地财政在21世纪初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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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就走出了和一般国家相反的历史节奏，城市化早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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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光有城市化，光有开发区，没有足够的企业进驻，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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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没有工业经济带来税收，城市建设的巨额贷款，肯定是还不起的，最后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会崩溃，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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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有几个县在搞土地财政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招来工业能力进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几百个上千个县都在搞土地财政，基本上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企业来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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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中国经济中一个非常现实的深层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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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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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个事情正好在时间上赶在一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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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低端制造业很快就大量转移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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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进驻开发区的大的制造类企业，如富士康之类，对外承接上游企业的发包任务；在富士康的下游，有一批与其配套地自发成长起来数量庞大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极为专业化地生产各种配件，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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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小民营企业经营极其灵活，基于供应链的需求，分布式地成长，分布式地决策，获得一种爆炸性的增长速度。再加上这个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起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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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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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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