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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的大陆国家，多一半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就是原材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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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崛起后，在新的世界经贸结构下，原材料最大的需求方，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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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十年，西方经济不错，但西方此时对原材料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也就没法拉动大陆世界的经济了，因此大陆世界变得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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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很多原材料国家又开始获得不错的经济表现，正是因为中国的庞大需求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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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就可以看到，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几乎是唯一能向大陆世界投放财政资源、从而投放秩序的国家。因为中国可以通过贸易过程，再回收这些投放的财政资源，整件事情便是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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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的途径很多，简单地说，通过向当地投放资源，使当地获得稳定的政治秩序，从而确保稳定的原材料价格，这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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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援助这些动荡地区，便不能简单地看到我们花出去了多少钱，还要看到从中带来了多大的潜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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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向大陆世界投放秩序，不仅仅是一种大国的责任，同时也高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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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与发达国家，也就是海洋世界的第一循环中，获得了贸易红利；再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红利在第二循环中投放到大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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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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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国家的外交姿态：普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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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结构，到了这就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意义：中国作为海陆枢纽，也不再仅仅是和平的保卫者，更是全球形成联动发展的必须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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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以中国为中介，西方与大陆世界也有可能间接地去形成经贸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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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大陆世界做投资和援助，必须要让当地社会获得财富的普遍分享，形成普惠性的效应。否则，不仅不能带来秩序，反倒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当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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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形成普惠性效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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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对各种地方性的传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知道该如何设计具体的方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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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很不足，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积累。恰好，西方世界的国际组织、NGO、公司、研究机构等等，都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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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和这些西方机构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向它们购买咨询服务，甚至是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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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便是中国、西方、失序的大陆世界，多方共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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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多方共赢的状态，目前都还仅仅是处在一种潜在状态，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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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真的变为现实，需要有各方对于过去的世界秩序观念的深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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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恢复自己在几十年前曾经有过的那种气势磅礴的普遍主义视野，不要让自己陷入到民族主义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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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对这种国家来说，它的国家利益绝不来源于民族主义，去对外攫取利益；超大国家的国家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是一种向外给予的姿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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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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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比喻成在商场里做生意。民族主义就像摆小摊，普遍主义就像开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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