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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61 《殷武篇》——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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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63 《生民篇》——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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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65 《公刘篇》——笃公刘，匪居匪康。……乃裹糇粮，于橐于囊，……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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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67 《六月篇》——六月栖栖，戎车既饬。……狁孔炽，我是用急。……狁匪茹，整居焦护。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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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69 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玄鸟》、《生民》等，述商周开国之迹，半杂神话；《殷武》、《六月》等，铺叙武功，人地粲然；观其诗之内容，而时代之先后，亦略可推也。此等史诗，所述之事既饶兴趣，文章复极优美。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则相与讴思其先烈而笃念其邦家，而所谓“民族心”者，遂于兹播殖焉。史之最大作用，盖已见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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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71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源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吾侪又据《尚书》、《国语》、《左传》诸书所称述，确知周代史职，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诸侯之国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1】又知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2】所以者何？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3】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阶级。例如周任、史佚之徒，几于吐辞为经；先秦第一哲学家老子，其职即周之守藏史也。汉魏以降，世官之制虽革，而史官之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之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故得人往往称盛焉。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说详下），然以专才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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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73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惜原书今复散佚，不能全睹其真面目。惟孔子所修《春秋》，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吾侪得藉此以窥见古代所谓正史者，其内容为何如。《春秋》第一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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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75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嗄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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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77 吾侪以今代的史眼读之，不能不大诧异：第一，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如定四年云“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最短者乃仅一字（如隐八年云：“螟”）。第二，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每年多则十数条，少则三四条（《竹书纪年》记夏殷事，有数十年乃得一条者）；又绝无组织，任意断自某年，皆成起讫。第三，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第四，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反一一注意详记。吾侪因此可推知当时之史的观念及史的范围，非惟与今日不同，即与秦汉后亦大有异。又可见当时之史，只能谓之簿录，不能谓之著述。虽然，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恐不能不推我国史官所记为最古【4】《竹书纪年》起自夏禹，距今既四千年。即《春秋》为孔子断代之书，亦既当西纪前七二二至四八一年；其时欧洲史迹，有年可稽者尚绝稀也。此类之史，当春秋战国间，各国皆有。故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墨子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又称“百国《春秋》，”则其时史书之多，略可概见。乃自秦火之后，荡然无存，司马迁著书时，已无由资其参验。【5】汲冢幸得硕果，旋又坏于宋后之窜乱。【6】而孔子所修，又藉以寄其微言大义，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7】于是二千年前烂若繁星之古史，竟无一完璧以传诸今日。吁！可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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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79 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或曰“志”，或曰“记”。今六经中之《尚书》，即属此类。《汉书·艺文志》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种严格的分类，是否古代所有，虽属疑问。要之此类记载，必发源甚古。观春秋战国时人语常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书、周记等文，可知也。此等书盖录存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性质颇似档案，又似文选。但使非出杜撰，自应认为最可宝之史料。盖不惟篇中所记事实，直接有关于史迹，即单词片语之格言，亦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也。此类书现存者有《尚书》二十八篇，【8】其年代上起尧舜；下讫春秋之秦穆。然应否全部认为正当史料，尚属疑问。此外尚有《逸周书》若干篇，真赝参半；【9】然其真之部分，吾侪应认为与《尚书》有同等之价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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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81 《春秋》、《尚书》二体，皆可称为古代正史；然此外尚非无史籍焉。盖文字之用既日广，畴昔十口相传者，渐皆著诸竹帛，其种类非一。例如《左传》所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庄子》所称《金版六弢》，《孟子》所云“于《传》有之，”其书今虽皆不传，然可悬想其中所记，皆前言往行之属也。《汲冢》所得古书，有《琐语》，有《杂书》，有《穆天子传》；其《杂书》中，有《周食田法》，有《美人盛姬死事》（《穆天子传》，及《美人盛姬死事》，今存。《琐语》亦有辑佚本）。凡此皆正史以外之记录，即后世别史杂史之滥觞。计先秦以前此类书当不少，大抵皆经秦火而亡。《汉艺文志》中各书目，或有一部分属此类，惜今并此不得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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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83 右三类者，或为形式的官书，或为备忘的随笔，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则春秋战国间得二书焉，一曰左丘之《国语》，二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左丘或称左丘明；今本《左传》，共称为彼所撰。然据《史记》所称述，则彼固名丘不名丘明，仅撰《国语》而未撰《左传》；或谓今本《左传》乃汉人割裂《国语》以伪撰，其说当否且勿深论。但《国语》若既经割裂，则亦必须与《左传》合读，然后左氏之面目得具见也。左氏书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盖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当时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国（例如《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自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于全部。其《国语》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左传》是否原文，虽未敢断；即以今本论之，其普遍的精神，固可见也。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左氏对于一时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瞭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彼“帐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左氏之书，其断片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无。刘知几云：“左氏为书，不遵古法。……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史通·载言篇》）。诚哉然也。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丘旧云孔子弟子；但细读其书，颇有似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以后所追述者。苟非经后人窜乱，则此公著书，应在战国初年，恐不逮事孔子矣。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生于纪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与左氏并世。不朽大业，东西同揆，亦人类史中一佳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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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85 《世本》一书，宋时已佚。然其书为《史记》之蓝本，则司马迁尝自言之。今据诸书所征引，知其内容篇目，有《帝系》、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各贵族之系牒也；《传》者，记名人事状也；《谱》者，年表之属，史注所谓旁行斜上之《周谱》也；《居篇》则汇纪王侯国邑之宅都焉；《作篇》则纪各事物之起原焉。【10】吾侪但观其篇目，即可知其书与前史大异者两点：其一，开后此分析的综合的研究之端绪彼能将史料纵切横断，分别部居，俾读者得所比较以资推论也；其二，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彼乃详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书且久随灰烬；而不然者，当与左氏同受吾侪尸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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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87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间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迁之先，既世为周史官；迁袭父谈业，为汉太史；其学盖有所受。迁之自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太史公自序》）。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盖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况，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序》）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班固述刘向扬雄之言，谓“迁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汉书》本传赞。）郑樵谓“自《春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通志·总序》）谅矣。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其价值乃颇类布尔达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布尔达克后司马迁约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后人或能讥弹迁书；然迁书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围。岂后人创作力不逮古耶？抑迁自有其不朽者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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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89 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家，著录者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迁前者，仅百九十一篇）；及《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乃骤至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数百年间，加增四十倍。此迁以后史学开放之明效也。古者惟史官为能作史。私人作史，自孔子始；然孔子非史家，吾既言之矣。司马迁虽身为史官，而其书实为私撰。观其传授渊源，出自其外孙杨恽，斯可证也。（看《汉书》恽传）。迁书出后，续者蜂起；见于本书者有褚少孙；见于《七略》者有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向等十六人；见于《通志》者有贾逵。其人大率皆非史官也。班固虽尝为兰台令史，然其著《汉书》，实非以史官资格；故当时犹以私改史记构罪系狱焉。（看《后汉书》本传）。至如鱼豢、孙盆、王铨、王隐、习凿齿、华峤、陈寿、袁宏、范晔、何法盛、臧荣绪辈，则皆非史官（看《史通·正史篇》）。曷为古代必史官乃能作史，而汉以后则否耶？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智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自兹以还，蔚为大国。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读《隋书·经籍志》及清丁国钧之《补晋书·艺文志》可见也。故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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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91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刘知几极推尊此体，谓“其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篇》。）郑樵则极诋之，谓“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固为彪之子，不能传其业。……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格。……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总序。）此两种反对之批评，吾侪盖袒郑樵。樵从编纂义例上论断代之失，其言既已博深切明。（看原文。）然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夫史之为状，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今之治史者，强分为古代、中世、近世、犹苦不能得正当标准；而况可以一朝代之兴亡为之划分耶？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书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是故南朝不得不谓北为索虏，北朝不得不谓南为岛夷；王凌、诸葛诞、母丘俭之徒，著晋史者势不能不称为贼；而虽以私淑孔子自命维持名教之欧阳修，其《新五代史》开宗明义第一句，亦不能不对于积年剧盗朱温其人者，大书特书称为“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也。断代史之根本谬误在此。而今者官书二十四部，咸率循而莫敢立异，则班固作俑之力，其亦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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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93 章学诚曰：“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又曰：“纪传行之千有馀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文史通义·书教篇》）。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其论至痛切矣。然今所谓二十四史者，其品之良秽亦至不齐。同在一体裁中，而价值自固有高下。前人比较评骘之论既甚多，所评当否，当由读者自悬一标准以衡审之，故今不具论。惟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马、班、范、陈四史，皆出私撰，前已具陈。即沈约、萧子显、魏收之流，虽身为史官，奉敕编述；然其书什九，独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太宗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自命，思与学者争席。因欲自作陆机、王羲之两传赞，乃命史臣别修《晋书》，书成而旧著十八家俱废（看《史通·正史篇》）。同时又敕撰梁陈齐周隋五书，皆大开史局，置员猥多，而以贵官领其事。自兹以往，习为成例。于是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迕。例如房乔、魏征、刘煦、托克托、宋濂、张廷玉等，尸名为某史撰人，而实则于其书无与也。盖自唐以后，除李延寿《南史北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外，其馀诸史，皆在此种条件之下而成立者也。此种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刘知几伤之曰：“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又曰：“史官记注，取禀监修。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篇》）既无从负责，则群相率于不负责，此自然之数矣。坐此之故，则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欧阳修《新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辞，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群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坐此之故，并史家之技术，亦无所得施。史料之别裁，史笔之运用，虽有名手，亦往往被牵掣而不能行其志，故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明史》不在此例）。万斯同有言：“治史者，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匮湢焉，继而知其蓄产礼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方苞撰《万季野墓表》）此言可谓博深切明。盖我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其近代史学，亦因置史官而渐衰敝。则史官之性质，今有以异于古所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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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95 与纪传体并时者为编年体。帐簿式之旧编年体，起原最古，既如前述。其内容丰富而有组织之新编年体，旧说以为起于《左传》。虽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订，则左氏书原来之组织殆非如是。故论此体鼻祖，与其谓祖左氏，毋宁谓祖陆贾之《楚汉春秋》。惜贾书今佚，其真面目如何，不得确知也。汉献帝以《汉书》繁博难读，诏苟悦要删之；悦乃撰为《汉纪》三十卷，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也，悦自述谓：“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以副本书。”又谓：“省约易习，无妨本书。”语其著作动机，不过节钞旧书耳。然结构既新，遂成创作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刘知几所谓：“同为一事，分为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故贾谊与屈原同列，曹沫与荆轲并编。”（《史通·二体篇》）此皆其弊也。《汉·纪》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学者便焉。悦之后，则有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干宝徐广之《晋纪》，裴子野之《宋略》，吴均之《齐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现存者仅荀袁二家）。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苟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为作一书，编年家复为作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断代施诸纪传，识者犹讥之；编年效颦，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马光毅然矫之，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西纪前四○三至后九五九），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一气衔接。光本邃于掌故，（观所著《涑水纪闻》可见），其别裁之力又甚强。（观《通鉴考异》可见）。其书断制有法度。胡三省注而序之曰：“温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荟萃为书。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埒。后此朱熹因其书稍加点窜，作《通鉴纲目》，窃比孔氏之《春秋》，然终莫能夺也。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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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97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嘹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千六百馀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过感翻检之苦痛，为自己研究此书谋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杨万里叙之曰：“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章学诚曰：“《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语此。……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文史通义·书教篇》）其论当矣。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极贯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钞《通鉴》为职志，所述不容出《通鉴》外，则著书体例宜然。即提要钩元之功，亦愈后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苛责古人也。枢书出后，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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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899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其书“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李翰序文）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其后元马端临仿之作《文献通考》，虽篇目较繁备，征引较杂博；然无别识，无通裁（章学诚《文史通义》评彼书语），仅便翻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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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901 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之不便，矫正过半矣，然犹未尽也。梁武帝敕吴均等作《通史》，上自汉之太初，下终齐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迁书，厥意甚盛。但其书久佚，无从批评。刘知几讥其芜累，谓“使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其《自序》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清章学诚益助樵张目。尝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诸子之意，寓于史裁。”（《文史通义·释通篇》）其所以推奖者至矣。吾侪固深赞郑章之论，认《通史》之修为不可以已；其于樵之别裁精鉴，亦所心折。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意者仍所谓“宁习本书怠窥录”者耶？樵虽抱宏愿，然终是向司马迁圈中讨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败，宜也。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之一彗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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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903 右所述为旧目录家所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四体，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骘，而踵效者略焉。二千年来斯学进化轨迹，略可见矣。自馀史部之书，《隋书·经籍志》分为杂史、霸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凡十一门。《史通·杂述篇》胪举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凡十种。此后累代著录，门类皆小异而大同。以吾观之，可中分为二大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第一类，并未尝经锤炼组织，不过为照例的或一时的之记录，备后世作者之搜采。其在官书：则如起居注、实录、谕旨、方略之类；如仪注、通体、律例、会典之类。其在私著：则或专纪一地方，如赵歧《三辅决录》，潘岳《关中记》等；或在一地方中复专纪一事类，如陆机《建康宫殿记》，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杨孚《交州异物志》等；或专纪一时代，如陆贾《楚汉春秋》，王度《二石伪治时事》等；或在一时代中专纪一事，如《晋修复山陵故事》、《晋八王故事》等；有专纪一类人物者，如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等；有纪人物复限于一地方或一年代者，如陈寿《益部耆旧传》，谢承《会稽先贤传》；袁敬仲《正始名士传》等；有专为一家或一人作传者，如江统之《江氏家传》，范汪之《范氏家传》，慧立之《慈恩法师传》等；或记载游历见闻，如郭象《述征记》，法显《佛国记》等；或采录异闻，作半小说体，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飞燕外传》等；或拾遗识小，聊供谈噱，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凡此皆未尝以述作自居，惟取供述作者之资料而已（右所举例，皆取诸隋唐两志，其书今存者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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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905 其第二类，则搜集许多资料，经一番组织之后，确成一著述之体裁。但所叙者专属于某种事状，其性质为局部的，而与正史编年等含有普遍性质者殊科焉。此类之书，发达最早者为地方史，常璩之《华阳国志》，其标本也；其流衍为各省府州县之方志。次则法制史，如《历代职官表》、《历代盐法志》等类。次则宗教或学术史，如《佛祖历代通载》、《明儒学案》等类。其余专明一义，如律历，金石，目录，……等等，所在多有；然裒然可观者实稀。盖我国此类著述，发达尚幼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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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907 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驷徐野民等之于《史记》，应劭如淳等之于《汉书》。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考证者，所以审定史料之是否正确，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隋书·经籍志》有刘宝之《汉书驳议》，姚察之《定汉书疑》，盖此类书之最古者。司马光既写定《通鉴》，即自为《考异》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范也。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攽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赵翼之《廿二史劄记》。其他关于一书一篇一事之考证，往往析入豪芒，其作者不可偻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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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8909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盖《左传》《史记》已发其端，后此各正史及通鉴皆因之。亦有泐为专篇者，如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之类是也。宋明以后，益尚浮议；于是有史论专书，如吕祖谦之《东莱博议》，张溥之《历代史论》等。其末流只以供帖括剿说之资，于史学无与焉。其较有价值者，为王夫之之《读通鉴论宋论》；虽然，此类书无论若何警拔，总易导读者入于夺臆空谈一路，故善学者弗尚焉。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知几之自述曰：“《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其书虽以史为主，而馀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善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史通自叙》）樵之自述曰：“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之言。……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之儒所不得而闻也。”又曰：“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通志总序》）学诚自述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又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与汪辉祖书）又曰：“吾于史学，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脩，吾议一家著述。”（家书二）读此诸文，可以知三子者之所以自信为何如；又可知彼辈卓识，不见容于并时之流俗也。窃常论之，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章氏谓其所议仅及馆局纂脩，斯固然也。然鉴别史料之法，刘氏言之最精，非郑章所能逮也。郑氏之学，前段已略致评。章氏评之谓：“其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文史通义·释通篇》）又谓：“《通志》例有馀而质不足以副。”（与邵二云书）皆可谓知言。然刘章惟有论史学之书，而未尝自著成一史；郑氏则既出所学以与吾人共见，而确信彼自有其不朽者存矣。章氏生刘郑之后，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而彼于学术大原，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故所论与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惜其所躬自撰述者，仅限于方志数种，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耳。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至其持论多有为吾侪所不敢苟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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