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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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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经籍考》 一○三六部 二四○九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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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艺文志》 一三一六部 三○○五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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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明代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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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四库书目》 二一七四部 三七○四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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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目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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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所著录者代代散佚。例如《隋志》之万三千余卷，今存者不过十之一二；《明志》之三万余卷，采入四库者亦不过十之一二；而现存之四库未收书及四库编定后续出之书，尚无虑数万卷。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马迁以后，史部书曾箸竹帛者，最少亦应在十万卷以外。其质之良否如何，暂且勿问；至于其量之丰富，实足令吾侪挢舌矣。此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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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殷周史官人名见于古书者，如夏太史终古，殷内史向挚，见《吕览·先识》。周史佚，见《周书·世俘》，《左僖十五》，《周语上》。史扃，见《文选注》引《六韬》。太史辛甲，见《左襄四》、《晋语》、《韩非》、《说林》。太史周任，见《论语》、《左隐六》。左史戎夫，见《周书·史记》。史角，见《吕览·当染》。史伯见《郑语》。内史过，见《左庄三十二，周语上》。内史叔兴，见《左僖十六，二十八》、《周语上》。内史叔服，见《左文元》。太史儋，见《史记·老子传》。史大，见《庄子·则阳》。右吾杂举所记忆者如此，尚未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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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右所举史官诸名，大半皆应当时公卿之顾问，而古书述其语者。皆有御史，见《史记·廉兰传》。薛有传史，见《史记·孟尝传》。其人名可考者，如号有史嚚，见《晋语二》。晋有史赵、董狐，见《左襄三十》。楚有倚相，见《左昭十二》。有史皇，见《左定四》。赵有史墨，见《左昭二十九》。右亦杂举所记，恐尚有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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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卫宏《汉仪注》云：“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其言信否，虽未敢断；然古制恐是如此，盖史官为保管文籍一重要机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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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埃及及米梭必达迷亚诸国古史迹，多由后人从各种遗物及杂记录中推寻而得，并非有正式一史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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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六国表》云：“秦焚书，诸侯史记尤甚。”可知当时各国之史，受祸最烈。故汉与后诗书百家语多存，而诸史则无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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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竹书纪年》来历，今所传者非原书，盖出宋以后人杂鞣窜补。清朱右曾别辑《汲冢纪年存真》二卷今人王国维因之，更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稍复本来面目。然所辑仅得四百二十八条，以较《晋书束晰传》所云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所云十二卷，知其所散佚者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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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看今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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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据汉人所传说，谓古《书》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纂之为百篇，遭秦而亡焉。汉兴，由伏生传出二十八篇，共三十三卷，即所谓《今文尚书》也；其后孔安国所传，复多十六篇，即所谓《古文尚书也》。《古文尚书》，出而复佚焉。此事为二千年学界一大公案。是否百篇外尚有书？孔子所删定是否确为百篇？孔安国之《古文尚书》为真为伪？皆属未决之问题。惟有一事则已决定者，今四库所收之《尚书》五十八卷，其中有二十五卷为东晋人所伪造，并非孔安国原本，此则经清儒阎若璩惠栋辈所考证，久成定谳者也。今将真本二十八篇篇目列举如下，其在此目以外诸篇，万不容误认为史料而征引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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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典》第一（今本舜典乃割原本尧典下半而成），《皋陶谟》第二（今本益稷乃割原本皋陶谟下半而成），《禹贡》第三，《甘誓》第四，《汤誓》第五，《盘庚》第六，《高宗彤日》第七，《西伯戡黎》第八，《微子》第九，《牧誓》第十，《洪范》第十一，《金滕》第十二，《大诰》第十三，《康诰》第十四，《酒诰》第十五，《梓材》第十六，《召诰》第十七，《洛诰》第十八，《多士》第十九，《毋逸》第二十，《君奭》第二十一，《多方》第二十二，《立政》第二十三，《顾命》第二十四，（今本康王之诰乃割原本顾命下半而成），《费誓》第二十五，《吕刑》第二十六，《文侯之命》第二十七，《秦誓》第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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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汉书·艺文志》载《周书》七十一篇，原注云：“周史记；”颜师古注云：“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今四库所收有《逸周书》，七十一篇之目具在，文则佚其十篇，现存者为六十一篇，反多于唐时颜氏所见本矣。以吾度之，今最少应有十一篇为伪造者。其馀诸篇，亦多窜乱；但某篇为真某篇为伪，未能确指，俟他日当为考证。然此书中一大部分为古代极有价值之史料，则可断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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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书·艺文志》著录《世本》十五篇。原注云：“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班彪传》皆言“司马迁删据《世本》等书作《史记》。”今据《世本》篇目以校迁书，可以知其渊源所自矣。原书宋郑樵、王应麟尚及见，其佚当在宋元之交。清钱大昭、孙冯翼、洪饴孙、秦嘉谟、茆泮林、张澍各有辑本，茆张二家较精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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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三章 史之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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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平有屡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学子叩吾以治国史宜读何书，辄沈吟久之而卒不能对。试思吾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书外，更何术以应此问？然在今日百学待治之世界，而读此浩瀚古籍，是否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许姑且勿论，尤当问费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几？吾侪欲知吾祖宗所作事业，是否求之于此而已足？岂惟仅此不足，恐虽遍读《隋唐志》、《明史》……等所著录之十数万卷，犹之不足也。夫旧史既不可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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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前尝言著书须问将以供何等人之读，今请申言此义：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观孔子欲得诸国史，求之甚艰，而魏史乃瘗诸汲冢中，虽不敢谓其必禁传读，要之其目的在珍袭于秘府，而不在广布于公众，殆可断言。后世每朝之史，必易代而始布，故吾侪在今日，尚无《清史》可读，此尤旧史半带秘密性之一证也。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则吾既言之矣。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与其人”，盖将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自馀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专门之士。夫著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理固然也。读者在禄仕之家，则其书宜为专制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读者在绩学专门之士，则其书不妨浩瀚杂博奥衍，以待彼之徐整理而自索解。而在此两种读者中，其对于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殊非其所渴需；而一般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或反为其所厌忌。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此类之史，在前代或为其所甚需要。非此无以保社会之结合均衡，而吾族或早已溃灭。虽然，此种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而保存之则惟增其毒。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今之史家，常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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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然而旧史家殊不尔尔，彼盖什九为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人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故纪事以宫廷为中心，而主旨在隐恶扬善。观《春秋》所因鲁史之文而可知也。其有良史，则善恶毕书，于是褒贬成为史家特权。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试观明清以来饰终之典，以“宣付史馆立传”为莫大恩荣，至今犹然；则史之作用可推矣。故如魏收市佳传以骄侪辈，袁枢谢曲笔以忤乡人（看《北史》收传，《宋史》枢传），贤否虽殊，而壹皆以陈死人为鹄。后人评史良秽，亦大率以其书对于死人之态度是否公明以为断。乃至如各史及各省府县志，对于忠义节孝之搜访，惟恐不备。凡此皆求有以对死者也。此类观念，其在国民道德上有何等关系，自属别问题。若就史言史，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果何为者。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别自有其意义与其条件（此意义与条件，当于第七章说明之）。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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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及人物传之两种原素糅合而成。然衡以严格的理论，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科，曰“年代学”，曰“人谱学”——即“人名辞典学”，而皆可谓在史学范围以外。若是乎，则前表所列若干万卷之史部书，乃无一部得复称为史。若是乎，畴昔史学硕大无朋之领土，至是乃如一老大帝国，逐渐瓦解而无复馀。故近代学者，或昌言史学无独立成一科学之资格，论虽过当，不为无见也。虽然，今之史学，则既已获有新领土。而此所谓新领土，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例如天文：自《史记·天官书》迄《明史·天文志》皆以星座躔度等记载，充满篇幅；此属于天文学范围，不宜以入历史，固也。虽然，就他方面言之，我国人何时发明中星，何时发明置闰，何时发明岁差，乃至恒星行星之辨别，盖天浑天之论争，黄道赤道之推步，……等等，此正吾国民继续努力之结果，其活动状态之表示，则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天文学为一事，天文学史又为一事。例如音乐：各史《律历志》及《乐书》、《乐志》详述五声十二律之度数，郊祀铙歌之曲辞，此当委诸音乐家之专门研究者也。至如汉晋间古雅乐之如何传授，如何废绝，六朝南部俚乐之如何兴起，隋唐间羌胡之乐谱乐器如何输入，来自何处，元明间之近代的剧曲如何发展，此正乃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音乐学为一事，音乐史又为一事。推诸百科，莫不皆然。研究中国哲理之内容组织，哲学家所有事也；述哲学思想之渊源及其相互影响，递代变迁，与夫所产之结果，史家所有事也。研究中国之药剂证治，医家所有事也；述各时代医学之发明及进步，史家所有事也。对于一战争，研究其地形，厄塞，机谋，进止，以察其胜负之由，兵家所有事也；综合古今战役而观兵器战术之改良进步，对于关系重大之诸役，寻其起因，而推论其及于社会之影响，史家所有事也。各列传中，记各人之籍贯门第传统等等，谱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摭之以资矜式，教育家所有事也；观一时代多数人活动之总趋向，与夫该时代代表的人物之事业动机及其反响，史家所有事也。由此言之：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版图之事项——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无所让也。旧史家惟不明此区别，故所记述往往侵入各专门科学之界限，对于该学，终亦语焉不详，而史文已繁重芜杂而不可殚读。不宁惟是，驰骛于此等史外的记述，则将本范围内应负之职责而遗却之，徒使学者读破万卷，而所欲得之智识，仍茫如捕风。今之作史者，先明乎此，庶可以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之于史之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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