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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印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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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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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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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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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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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极复杂之西南民族，就当时所有之智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惜后世各史之记事，能如此者绝希。例如晋代之五胡十六国，唐代之藩镇，皆史迹中之最纠纷者；吾侪无论读正史读《通鉴》，皆苦其头绪不清。其实此类事，若用《西南夷列传》之叙述法，未尝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旧史或用纪传体，或用编年体，以事隶人或以事隶年，其势不能于人与年之外而别有所提絮，是故使学者如堕烟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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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郑樵《图谱略》益推阐其价值。《史记》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后人乃渐以应用于各方面。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事迹，重新组织一过，而悉以表体行之，其便于学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国之事，试一读齐召南之《历代帝王年表》，已觉眉目略清；若更为下列之两表，则形势若指诸掌矣。今录举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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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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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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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表为东人所编中国史籍所通有，我不过略加增修而已；第二表则我所自造。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顷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己造之表已二十余。我造表所用之劳费，恒倍蓰什伯于著书。窃谓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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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贵“比事”也。同中观异者，例如周末之战国与唐末之藩镇，其四分五裂，日寻干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历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战国蜕自封建，各有历史深厚之国家组织，其统治者确为当时之优秀阶级，各国各为充实的内部发展，其性质与近世欧洲列国近，故于历史上文化贡献甚大；藩镇则蜕自蕃将降贼，统治者全属下流阶级，酷肖现代千夫所指之军阀，故对于文化，只有破坏，更无贡献。例如中世之五胡与近世之元清，虽同为外族蹂躏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杂居内地，半同化于吾族；彼辈盖皆以一身或一家族——规模较大之家族，乘时倡乱，而裹胁中国多数莠民以张其势，其性质与陈涉吴广辈相去无几；其中尤有受中国教育极深之人如刘渊苻坚等，其佐命者或为中国杰出之才士如张方王猛等；故虽云扰鼎沸，而于中国社会根本精神，不生大变动；其恶影响所及，不过等于累朝季叶之扰乱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为中国以外的一部落，渐次扩大，南向与中国为敌国者多年，最后乃一举而灭之，其性质纯然为外来征服的，与五胡之内乱割据的绝异。且五胡时代，中原虽沦，而江南无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断。元清不然，全中国隶彼统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耻愤之深，而力谋所以固位之术，故其摧残吾国民性也至阴险而狠毒；而吾族又更无与彼对立之统治机关，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气所伤实多，而先民美质，日就凋落。又元清两代，其相同之点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异之点。蒙古人始终不肯同化于中国人，又不愿利用中国人以统治中国：故元代政治之好坏，中国人几乎不能负责任。因此其控驭之术，不甚巧妙，其统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虽见摈出塞，犹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灭。满洲人初时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渐澌灭，至亡时殆一无复存。彼辈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之政策，始终一贯，其操术较巧妙，故其享祚较长久；然政权一坠，种性随沦，今后世界上应更无复满洲人矣。异中观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仅割据中原，满洲则统一全国，此其所异也；然皆入据后逐渐同化，驯至尽丧其民族以融入我族，此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东胡，吾侪因可以得一假说，谓东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较他民族为多也。又如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诸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余年间轧轹不绝，其教理亦确多根本不同之处。然考其学发达之顺序，则儒家当汉初，专务抱残守缺，传经典之文句而已；后汉以降，经师成一家言者渐多；六朝隋唐则义疏解释讲授之风甚盛；入宋以后，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设一种内观的新哲学。佛家亦然，输入初期，专务翻译，所译率皆短篇经典；六朝隋唐，则大部经论，陆续译成，佛徒多各专一经以名家（如毗昙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地论宗，摄论宗等，皆专宗一经或一论），而注疏解释讲授之风亦极盛；其后则渐渐自创新宗（如天台，贤首，慈因诸宗），入宋以后，则不立文字之禅宗独盛，而他宗殆皆废。两家学术之发展，并不相谋；然而所历方向，乃恰如两平行线，千余年间相与骈进。吾侪必比而观之，然后所谓时代精神者乃得见。凡此皆异中观同之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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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自然界之现象且有然，而历史现象其尤甚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竞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日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日有害也。然则吾侪竞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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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言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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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缫演再缫演；同样条件，必产同样结果：且其性质皆属于可以远元。其研究对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质，皆属完成的决定的。历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屡言，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缫演乎其旧者也。不惟极活跃之西洋史，节节翻新；即极凝滞之中国史，前后亦未尝相袭。不宁惟是，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常将其未竞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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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的事项，如二加二必为四，氢氧二合必为水。数学上无不同质之“二”；化学上无不同质之“氢”与“氧”。故二加二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四；氢氧二合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水。历史不然：历史由人类所造。人类只有一个孔子，更无第二个孔子；只有一个基督，更无第二个基督。拿破仑虽极力摹仿该撒，然拿破仑自是拿破仑，不是该撒；吾侪不妨以明太祖比汉高祖，然不能谓吾知汉祖，同时即已知明祖。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又不惟个人为然耳。历史上只有一个文艺复兴时代，更无绝对与彼相同之第二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更无绝对与我相同之第二个民族。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纲”，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此其所以为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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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二加二为四，氢氧二合为水，亿万年前如是，亿万年后亦有然，中国如是，他国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历史反是：某时代关系极重要之事项，移诸他时代或成为绝无意义；不宁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发生与迟一年发生，乃至早一日一刻发生与迟一日一刻发生，其价值可以相去悬绝。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甲处所发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无绝对同型的不俟论——移诸乙处，其所取得历史上之意义与价值，迥乎不相侔。质而言之，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史学推论的方式，比诸自然科学，益复杂而难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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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三异点，始可以语于史界之因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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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日“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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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剌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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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两义当注意焉：（其一）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日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例如二千年来之中国，最少可谓为有一部分属于孔子个性之集团化。而战国之政治界，可谓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谓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如是，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谓“群众的人格者”，论理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已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例如吾侪既承认彼信奉共产主义之人人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则同时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又不能不承认列宁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如是，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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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曷为向研究历史之人哓哓陈此义耶？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1707109420
1707109421
欧美自近世以来，民众意识亢进，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史者甚鲜明，而史家之觑出之也较易。虽然，亦由彼中史学革新之结果，治史者能专注重此点，其间接促起民众意识之自觉力，抑非细也。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无庸讳言。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已之事。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