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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述个人活动方面。严格说起来，中国过去的历史，差不多以历史为个人活动的模范，此种特色，不可看轻。看历史要看他的影响，首当其冲者就是个活动。亦可分为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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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的方面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本来目的就是拿给个人作模范的。自从朱子以后，读此书的人都说他“最能益人神智”。什么叫益人神智？就是告诉人对于种种事情如何应付的方法，此即历史家真实本领所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甚多，毕秋帆的《续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就少了。因为毕书注重死的方面，光书注重活的方面。光书有好几处记载史事，不看下面，想不出应付的方法，再看下面，居然应付得很好。这种地方，益人神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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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的方面 我们看一个伟人的传记，看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许多在很小的地方。所以自己对于小事末节，也当特别注意。但不单要看他的成功，还要看他的失败，如何会好，如何会坏，两面看到，择善而从。读史，外的益处，固然很多，内的益处，亦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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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有社会个人两方俱顾虑到的，好像一幅影片，能教人哭，能教人笑。影片而不能使人哭，使人笑，犹之历史不能增长知识，锻炼精神，便没有价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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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读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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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要说几句：关于读历史的方法，本来可以不在这儿讲。不过稍为略说几句，对于自己研究上亦有很大的益处。如何读历史，才能变死为活，才能使人得益，依我的经验，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鸟瞰式；一种是解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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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鸟瞰式 这种方法在知大概。令读者于全部书或全盘事能得一个明了简单的概念，好像乘飞机飞空腾跃，在半天中俯视一切，看物摄影，都极其清楚不过。又可以叫做飞机式的读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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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剖式 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令读者于一章书或一件事能得一个彻始彻终的了解。好像用显微镜细察苍蝇，把苍蝇的五脏六腑看得丝丝见骨。这种方法又可以叫做显微镜的读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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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回所讲，偏于专史性质，既较精细深刻，所以用的方法以解剖式为最多。然用鸟瞰式的时候亦有。最好先得概念，再加以仔细研究。一面做显微镜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飞机式的工作。一面做飞机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显微镜式的工作。实际上，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二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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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参考书目，关于专门的，我想开一总单，不分章节。因为图书馆少，恐怕分配不均。开一总单则彼此先后借阅，不致拥挤。下礼拜打算就开出来（名达按：先生后因身体不健，未及编此参考书目）。关于一般的，可以先读下列各书；没读过的非读不可，读过的不妨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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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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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通》 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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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志》（总叙及二十二略叙） 郑 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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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史通义》 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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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氏遗书》（关于论史之部） 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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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史家之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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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实斋此种补充，甚是。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子元虽标出三种长处，但未加以解释；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他不曾讲到。实斋所著《文史通义》，虽有《史德》一篇，讲到史家心术的重要，但亦说得不圆满。今天所讲，就是用刘章二人所说的话，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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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元、实斋二人所讲，专为作史的人说法。史学家要想作一部好史，应具备上述三长或四长。同学诸君方在读书时代，只是预备学问；说不上著作之林；但我们学历史，其目的就在想将来有所贡献；此刻虽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当著作家的志向。并且，著作家的标准亦很难说，即如太史公用毕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记》，后人不满意的地方尚多，其余诸书更不用说了。此刻我们虽不敢自称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训练工作则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长之说，就不得不细细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才能够达到这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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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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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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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讲史德：诸君有功夫，可参看《文史通义》的《史德篇》。实斋以为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譬如《魏书》，大众认为秽史，就是因魏收心术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刘歆批评他“是非不谬于圣人”，就是心术端正的原故。简单说起来，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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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都异常重视。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例如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使把灶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个地方游记，记的要确是那个地方。假使写颜子的陋巷，说他陈设美丽，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师的计划，不是实地的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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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数种，应当时时注意，极力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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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夸大 一个人作一部著作，无论所作的是传记，是记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国史，总有他自己的特别关系。即如替一个人作特别传记，必定对于这个人很信仰，时常想要如何才作得很好。中国人称说孔子，总想像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孔子家语》及其他纬书竟把孔子说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了。例如说孔子与颜子在泰山顶上同看吴国城门中的一个人，颜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极其清楚。诸如此类，其意思纵使本来不坏，但是绝非事实，只能作为一种神话看待。无论说好说坏，都是容易过分，正如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志，自己是那一省人，因为要发挥爱乡心，往往把那一省说得很好。不过，过分的夸大，结果常引出些无聊的赞美，实际上毫无价值。再如讲中国史，听见外国人鄙视中国，心里就老大不愿意，总想设法把中国的优点表彰出来，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好，结果只养成全国民的不忠实之夸大性。夸大心，人人都有；说好说坏，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难免。自问没有，最好；万一有了，应当设法去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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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会 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这种方法，很带宣传意味，全不是事实性质。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个榜样，便附会出完廪浚井等等事实来。想提倡夫妇情爱，便附会出木巳梁哭夫的事实，一哭会把城墙哭崩了。愈到近代，附会愈多。关于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体，就附会到尧舜禅让，说他们的“询于四岳”，就是天下为公，因说我们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关于社会方面，如提倡共产制度，就附会周初井田，是以八家为井，井九百亩，每家百亩，公田百亩，因说我们古代也讲土地国有，平均劳逸，这种附会，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错了。即如尧舜禅让，有没有这回事，尚是问题；勉强牵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结果两败俱伤。从事实本身说，失却历史的忠实性；从宣传效力说，容易使听的人误解。曹丕篡汉时，把那鬼混的禅让礼行完之后，他对人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学子误解了尧舜“询于四岳”，以为就是真正共和，也学曹丕一样说，“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吗？总之，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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