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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回所讲，偏于专史性质，既较精细深刻，所以用的方法以解剖式为最多。然用鸟瞰式的时候亦有。最好先得概念，再加以仔细研究。一面做显微镜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飞机式的工作。一面做飞机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显微镜式的工作。实际上，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二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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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参考书目，关于专门的，我想开一总单，不分章节。因为图书馆少，恐怕分配不均。开一总单则彼此先后借阅，不致拥挤。下礼拜打算就开出来（名达按：先生后因身体不健，未及编此参考书目）。关于一般的，可以先读下列各书；没读过的非读不可，读过的不妨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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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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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通》 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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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志》（总叙及二十二略叙） 郑 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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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史通义》 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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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氏遗书》（关于论史之部） 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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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史家之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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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实斋此种补充，甚是。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子元虽标出三种长处，但未加以解释；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他不曾讲到。实斋所著《文史通义》，虽有《史德》一篇，讲到史家心术的重要，但亦说得不圆满。今天所讲，就是用刘章二人所说的话，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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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元、实斋二人所讲，专为作史的人说法。史学家要想作一部好史，应具备上述三长或四长。同学诸君方在读书时代，只是预备学问；说不上著作之林；但我们学历史，其目的就在想将来有所贡献；此刻虽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当著作家的志向。并且，著作家的标准亦很难说，即如太史公用毕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记》，后人不满意的地方尚多，其余诸书更不用说了。此刻我们虽不敢自称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训练工作则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长之说，就不得不细细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才能够达到这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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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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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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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讲史德：诸君有功夫，可参看《文史通义》的《史德篇》。实斋以为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譬如《魏书》，大众认为秽史，就是因魏收心术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刘歆批评他“是非不谬于圣人”，就是心术端正的原故。简单说起来，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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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都异常重视。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例如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使把灶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个地方游记，记的要确是那个地方。假使写颜子的陋巷，说他陈设美丽，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师的计划，不是实地的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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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数种，应当时时注意，极力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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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夸大 一个人作一部著作，无论所作的是传记，是记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国史，总有他自己的特别关系。即如替一个人作特别传记，必定对于这个人很信仰，时常想要如何才作得很好。中国人称说孔子，总想像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孔子家语》及其他纬书竟把孔子说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了。例如说孔子与颜子在泰山顶上同看吴国城门中的一个人，颜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极其清楚。诸如此类，其意思纵使本来不坏，但是绝非事实，只能作为一种神话看待。无论说好说坏，都是容易过分，正如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志，自己是那一省人，因为要发挥爱乡心，往往把那一省说得很好。不过，过分的夸大，结果常引出些无聊的赞美，实际上毫无价值。再如讲中国史，听见外国人鄙视中国，心里就老大不愿意，总想设法把中国的优点表彰出来，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好，结果只养成全国民的不忠实之夸大性。夸大心，人人都有；说好说坏，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难免。自问没有，最好；万一有了，应当设法去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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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会 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这种方法，很带宣传意味，全不是事实性质。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个榜样，便附会出完廪浚井等等事实来。想提倡夫妇情爱，便附会出木巳梁哭夫的事实，一哭会把城墙哭崩了。愈到近代，附会愈多。关于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体，就附会到尧舜禅让，说他们的“询于四岳”，就是天下为公，因说我们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关于社会方面，如提倡共产制度，就附会周初井田，是以八家为井，井九百亩，每家百亩，公田百亩，因说我们古代也讲土地国有，平均劳逸，这种附会，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错了。即如尧舜禅让，有没有这回事，尚是问题；勉强牵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结果两败俱伤。从事实本身说，失却历史的忠实性；从宣传效力说，容易使听的人误解。曹丕篡汉时，把那鬼混的禅让礼行完之后，他对人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学子误解了尧舜“询于四岳”，以为就是真正共和，也学曹丕一样说，“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吗？总之，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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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断 武断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应该，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为历史事实，散亡很多，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样。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因为材料困难，所以未加审择，专凭主观判断，随便了之。其结果就流为武断了。固然，要作一部历史，绝对不下断案是不行的。断案非论断，乃历史真相。即如尧、舜禅让，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固极难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面的意见，择善而从，下一个“盖然”的断案。但是不要太爱下断案了。有许多人爱下判断，下得太容易，最易陷于武断：资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复删除；甚至因为资料不足，从事伪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杨升庵等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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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即现代事实，亦大部分应当特别审慎，民国十五年来的事实，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断案，我自己就常无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战事，吴佩孚在汉口，究竟如何措施？为什么失汉阳，为什么失武胜关？若不谨慎，遽下断案，或陷于完全错误，亦未可知。又如同学之间，彼此互作传记，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写出来，尚不容易；何况古人，何况古代事实呢？所以历史事实，因为种种关系，绝对确实性很难求得的时候，便应采取怀疑态度，或将多方面的异同详略罗列出来。从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同时就作考异，或并列各说，或推重一家。这是很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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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但这些话，说来虽易，做到真难。我自己会说，自己亦办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诸君亦用鉴空衡平的态度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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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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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史学。前人解释史学，太过空洞，范围茫然，无处下手。子元、实斋虽稍微说了一点，可惜不大清楚。现在依我的意见，另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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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凡过去人类一切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古人说，“一部十七史，何从说起？”十七史已经没有法子读通，何况由十七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况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烟海的其他书籍呢？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经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研究组织，成为著述呢？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时，曾经有此种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绩，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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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我们做学问，切勿以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真是一无所知，那才可耻哟。别的学问如此，史学亦然。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以有许多不知；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所以我们做史学，不妨先择出一二专门工作，作完后，有余力，再作旁的东西。万不可以贪多。如想做文学史，便应专心研究，把旁的学问放开。假使又嫌文学史范围太大，不妨再择出一部分，如王静安先生单研究《宋元戏曲史》之类。做这种工作，不深知诗史词史，或可以；对于本门，则务要尽心研究，力求完备。如此一来，注意力可以集中，访问师友，既较容易，搜集图书，亦不困难，才不至游骑无归，白费气力。有人以为这样似太窄狭，容易抛弃旁的学问，其实不然。学问之道，通了一样，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学问门类虽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脑，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询问、搜集，养成习惯，可以应用到任何方面。好像攻打炮台，攻下一个，其余就应手而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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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显出。单有专长，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读书一事，古人所讲，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有一专长，又有充分常识，最佳。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功夫，选定局部研究，练习搜罗材料，判断真伪，抉择取舍；以十之二三，做涉猎的功夫，随便听讲，随便读书，随意谈话。如此做去，极其有益。关于涉猎，没有什么特别法子；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约有下面所列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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