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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一种陈旧观念所束缚,戴起着色眼镜看人,把从前人的地位身份全看错了。这类事实,史上很多。应该努力洗刷。例如曹操代汉,在历史上看来,这是力征经营当然的结果,和汉高祖、唐太宗们之得天下实在没有什么分别。自从《三国演义》通行后,一般人都当他作奸臣,与王莽、司马懿同等厌恶。平心而论,曹操与王莽、司马懿绝然不同。王莽靠外戚的关系,骗得政权;即位之后,百事皆废。司马懿为曹氏顾命大臣,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这两人心地的残酷,人格的卑污,那里够得上和曹孟德相提并论?当黄巾、董卓、李催、郭汜多次大乱之后,汉室快要亡掉;曹孟德最初以忠义讨贼,削平群雄。假使爽爽快快作一个开国之君,谁能议其后?只因玩一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竟被后人搽上花脸,换个方面看待。同时的刘备、孙权,事业固然比不上曹操的伟大,人格又何尝能比曹操高尚?然而曹操竟会变成天下之恶皆归,岂非朱子《纲目》以后的史家任情褒贬,渐失其实吗?又如刘裕代晋,其拨乱反正之功,亦不下于曹操。看他以十几个同志,在京口起义,何等壮烈!灭南燕,灭姚秦,把五胡乱华以后的中原,几乎全部恢复,功业何等雄伟!把他列在司马懿萧道成中间,看做一丘之貉,能算公平吗?宋以后的士大夫,对于曹操、刘裕一类人物,特别给他们不好的批评,一面是为极狭隘极冷酷的君臣之义所束缚,以一节之短处,抹杀全部的长处,一面因为崇尚玄虚,鄙弃事功,成为牢不可破的谬见。对于这类思想的矫正,固然是史评家的责任最大,但叙述的史家亦不能不分担其责。总而言之,凡旧史对于古人价值认识错误者,我们都尽该下番力功夫去改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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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有许多过于简略,应当从新作过。因为所有本纪,在全部二十四史中,都是编年体,作为提纲絮领的线索,尽是些官样文章,上面所载的都不过上谕日蚀饥荒进贡任官一类事情。所以读二十四史的人,对于名臣硕儒,读他们的列传,还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对于皇帝,读他们的本纪,反为看不清楚。皇帝的事往往散见在旁的列传中,自然不容易得整个的概念了。皇帝中亦有伟大人物,于国体政体上别开一个生面,如像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汉光武、魏武帝、汉昭烈帝、吴大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清圣祖、清世宗、清高宗,何止一二十个人,都于一时代有极大的关系。可惜他们的本纪作得模糊影响,整个的人格和气象完全看不出来。此外有许多大政治家亦然,虽比皇帝的本纪略为好些,但因为作的是列传,许多有关系的事实不能不割裂到其他有关系的人物的传中去。即如诸葛武侯的事迹,单看《三国志》的《诸葛亮列传》,看不出他的伟大处来,须得把《蜀志》甚至于全部《三国志》都要读完,考察他如何行政,如何用人,如何联吴,如何伐魏,才能了解他的才能和人格。这种政治上伟大人物,无论为君为相,很可以从各列传中把材料钩稽出来,从新给他们一人作一个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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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许多外国人,不管他到过中国与否,只要与中国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关系,都应当替他们作专传。譬如释迦牟尼,他虽然不是中国人,亦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所创立的佛教在中国思想界占极重要的一部分。为自己研究的便利起见,为世界文化的贡献起见,都有为他作专传的必要。又如成吉思汗,他是元代的祖宗,但是元代未有中国以前的人物,其事实不在中国本部,可以当作外国人看待。他的动作关系全世界,很值得特别研究。可惜《元史》的记载太简略了,描写不出他伟大的人格与事功。所以我们对于成吉思汗,可以说有为他作专传的义务。此外,如马可孛罗,意大利人,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国,曾作元朝的客卿,他是第一个著书把中国介绍到欧洲去的人,在东西交通史占得重要的位置。我们中国人不能不了解他。又如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庞迪我……诸人,他们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到中国来,一面输入天主教,一面又输入浅近的科学。欧洲方面,除教会外,很少人注意他们。中国方面,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有极大的贡献,我们就不得不特别重视了。又如大画家的郎世宁,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国,于输入西洋美术上,功劳很大。他在欧洲美术界只能算第二三等脚色,在中国美术界就要算西洋画的开山祖师。欧洲人可以不注重,我们不能不表彰。更如创办海军的琅威尔,作中国的官替中国出力,清季初期海军由他一手练出,虽然是外国人,功在中国,关于他的资料,亦以中国为多,西文中寻不出什么来。这类人物,大大小小,不下一二十个,在外国不重要,没有作专传的必要,在中国很重要,非作专传不可。有现成资料,固然很好;就是难找资料,亦得设法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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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明以前的人物,因为有二十四史,材料还较易找。近代的人物,因为《清史》未出,找材料反觉困难。现在要为清朝人作传,自然要靠家传行状和墓志之类。搜罗此种史料最丰富的,要算《碑传集》同《国朝耆献类征》二书。其中有许多伟大人物,资料丰富,不过仍须经一番别择的手续。但是有许多伟大人物并此种史料而无之。例如年羹尧,我们虽知他曾作大将军,但为雍正所杀害的情形和原因却很难确实知道。虽为一时代的重要人物而事迹渺茫若此,岂不可惜!又如章学诚,算得一个大学者了。但是《耆献类征》记载他的事,只有两行,并且把章字误作张字。像他这样重要的人物,将来《清史》修成,不见得会有他的列传,纵有列传也许把章字误成张字,亦未可知,或者附在《文苑传》内,简单的说一两行也说不定。研究近代的历史人物,我们很感苦痛,本来应该多知道一点,而资料反而异常缺乏。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搜集资料,作一篇,算一篇。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论定,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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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关系重要的,性情奇怪的,旧史不载的,挟嫌诬劳的,本纪简略的,外国的,近代的人物,都有替他作专传的必要。人物专史的对象,大概有此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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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还要补充几句。有许多人虽然伟大奇特,绝对不应作传。这种人约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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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像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仅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不抹杀,亦应怀疑。这种神话人物,不必上古就是近古也有。譬如达摩,佛教的禅宗奉他为开山之祖。但是这个人的有无,还是问题。纵有这个人,他的事业究竟到什么程度,亦令人茫然难以捉摸。无论古人近人,只要带有神话性,都不应替他作传。作起来,亦是渺渺茫茫,无从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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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作传。比如屈原,人格伟大,但是资料枯窘得很。太史公作《屈原列传》,完全由淮南王安的《离骚序》里面抄出一部分来。传是应该作的,可惜可信的事迹太少了。战国时代的资料本来缺乏,又是文学家,旁的书籍记载很少,本身著作可以见生平事迹的亦不多。对这类人,在文学史上讲他的地位是应该的,不过只可作很短的小传,把史传未载的,付之阙如;有可疑的,作为笔记,以待商榷。若勉强作篇详传,不是徒充篇幅,就是涉及武断,反而失却作传的本意了。又如大画家吴道子,大诗家韦苏州,人物都很伟大,史上无传,按理应该补作。无如吴道子事迹稀少,传说概不足信;韦苏州虽有一时豪侠,饮酒杀人的话,不过诗人口吻,有多方面的解释。这类不作传似乎不好,勉强作传又把史学家忠实性失掉了去。这两种人,有的令人崇拜,有的令人赞赏,有的令人惋惜,本来应该作传,可惜没有资料。假使另有新资料发见。那时又当别论。在史料枯窘状况之下,不能作亦不应作,只好暂时搁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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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作专传和不应该作专传的人,上面既已说了个标准,其余三种人的专史——年谱、列传、合传——也可就此类推,现在不必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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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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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讲的作传方法,偏重列传方面;但专传亦可应用。列传要如何作,我现在没有想得周到,不能够提出多少原则来。我是一面养病,一面讲演,只能就感想所及,随便谈谈,连自己亦不满意。将来有机会,可再把新想到的原则,随时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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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人作传,先要看为什么给他作,他值得作传的价值在哪几点。想清楚后,再行动笔。若其人方面很少,可只就他的一方面极力描写:为政治家作传,全部精神偏在政治;为文学家作传,全部精神偏在文学;若是方面多,就要分别轻重,重的写得多,轻的写得少,轻重相等则平均叙述。两人同作一事,应该合传的,不必强分。应该分传的,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为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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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文学家作传的方法 作文学家的传,第一,要转录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我们看《史记》、《汉书》各文人传中,往往记载很长的文章。例如,《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就把几篇赋全给他登上。为什么要费去这么多的篇幅去登作品?何不单称他的赋作得好,并列举各赋的篇名?因为司马相如所以配称为大文学家,就是因那几篇赋有价值。那几篇赋,现在《文选》上有,各种选本上亦有,觉得很普遍;并不难得;但是要知道,如果当初正史上没有记载,也许失去了,我们何从知道他的价值呢?第二,若是不登本人著作,则可转载旁人对于他的批评。但必择纯客观的论文,能够活现某人的全体而非评骘枝节的。譬如《旧唐书》的《杜甫传》,把元微之一篇比较李杜优劣的文章完全登在上面,这是很对的。那篇文章从《诗经》说起,历汉魏六朝说到唐,把几千余年来诗的变迁,以及杜甫在诗界的地位,都写得异常明白。《新唐书》把那篇文章删去(旁的还删了许多零碎事情),自谓事多于前,文省于旧,其实不然。经这一删,反为减色。假使没有《杜工部集》行世,单读《新唐书·杜甫传》,我们绝不会知他是这样伟大的人物。为文学家作传的正当法子,应当像太史公一样,把作品放在本传中。章学诚就是这样的主张。这种方法,虽然很难,但是事实上应该如此。为什么要给司马相如、杜甫作传,就是因为他们的文章好。不载文章,真没有作传的必要。最好能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登上几篇好赋,否则须像《旧唐书·杜甫传》登上旁人的批评。纵然《杜工部集》失掉了去,我们还可以想见他的作风同他的地位。《旧唐书》登上元微之那篇论文,就是史才超越的地方;《新唐书》把它删去,就是史识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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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政治家作专传的方法 作政治家的传,第一要登载他的奏议同他的著作。若是不登这种文章,我们看不出他的主义。《后汉书》的王充、仲长统、王符合传,就把他们三人的政论完全给他登上。为什么三人要合传,为的是学说自成一家,思想颇多吻合。为什么要为他们登载政论,因为他们三人除了政论以外,旁的没有什么可记。范蔚宗认为《论衡》、《昌言》、《潜夫论》可以代表三家的学说,所以全登上了。《论衡》今尚行世,读原书然后知道蔚宗所录尚不完全。但是《昌言》同《潜夫论》,或已丧失,或已残阙,若无《后汉书》这篇传,我们就没有法子知道仲长统和王符有这样可贵的政见。第二,若是政论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而政论比文学重要,与其登他的文章,不如登他的政论。《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对于屈原方面,事迹模糊,空论太多。这种借酒杯浇块垒的文章,实在作的不好,这且勿论。对于贾生方面,专载他的《鸟赋》、《吊屈原赋》,完全当作一个文学家看待,没有注意他的政见,未免太粗心了。《汉书》的《贾生列传》就比《史记》做得好,我们看那转录的《陈政事书》,就可以看出整个的贾谊。像贾谊这样人,在政治上眼光很大,对封建,对匈奴,对风俗,都有精深的见解。他的《陈政事书》,到现在还有价值。太史公没有替他登出,不是只顾发牢骚,就是见识不到,完全不是作史的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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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方面多的政治家作传的方法 有许多人方面很多,是大政治家,又是大学者,这种人应当平均叙述。我们平常读《明史》的《王守仁传》,总觉得不十分好;再与旁人所作《王守仁传》比较一下,就知道《明史》太偏重一方了。《明史》叙阳明的功业,说他伟大,诚然可以当之无愧。但是阳明之所以不朽,尤其因他的学说。万季野的《明史》原稿,不知道怎么样。后来张廷玉、陆陇其一般人,以门户之见,根本反对阳明思想,所以我们单读《明史》本传,看不出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最好同邵念鲁的《思复堂文集》、《明儒学案》的《姚江学案》对照着读,就可以知道孰优孰劣。《明儒学案》偏重学术,少讲政治,固然可以说学案体裁,不得不尔;但是梨洲于旁人的事迹录得很多,而于阳明特简,这是他的不好处。因为阳明方面太多,学问事功都有记载的价值,《学案》把事功太抛弃,差不多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了。《明史》本传全讲事业,而于学问方面极其简略,而且有许多不好的暗示,其实失策。若先载阳明学说,然后加以批评,亦未为不可。但《明史》一笔抹杀,叙学术的话不过全部百分之二三,让人看去,反不满意。现存的《王阳明传》,要算邵念鲁作得顶好。平均起来,学问占三分之二,功业占三分之一。述学问的地方。亦能摘出要点。从宋学勃兴后学术的变迁,阳明本身的特点,在当时学界的地位,以及末流的传授,都能写得出来。最后又用《旧唐书》的方法,录二篇文章,一篇是申时行请以阳明配祀孔庙的奏折,一篇是汤斌答陆陇其的一封信。他不必为阳明辩护而宗旨自然明白。述功业的地方,比《明史》简切得多,真可谓事多于前,文省于旧。尤为精彩的,是能写得出功业成就的原因,及功业关系的重大,又概括,又明了。在未叙铲平南赣匪乱之先,先说明用兵以前的形势,推论当时假使没有阳明,恐怕晚明流寇早已起来,等不到泰昌、天启的时候了。次叙阳明同王琼(最先赏识阳明的人)的谈话,断定旧兵不能用,非练新兵不可,新兵又要如何的练法。平贼以前,有这两段话,可以看出事业的关系,及其成功的原因。这种消息,在《明史》本传,一点没有痕迹,不过说天天打胜仗而已。又阳明平贼以后,如何抚循地方,维持秩序,以减少作乱的机会,一面用兵,一面讲学,此等要事亦惟邵书有之,而《明史》则无。关于平定宸濠一事,虽没有多大比较,但《明史》繁而无当,不如邵书简切,这都可以看出史才史识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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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方面多的学者作传的方法 许多大学者有好几方面,而且各方面都很重要;对于这种人,亦应当平均叙述。譬如清儒记载戴东原的很多,段玉裁作《年谱》,洪滂作《行状》,王昶作《墓志铭》,钱大昕作《墓志铭》,阮元作《儒林传稿》,凌廷堪作《行状》,这些都是很了不得的人;我们把他们的作品来比较,可以看出那一个作得好,如何才能把戴东原整个人格完全写出。我们看,段玉裁虽是亲门生,但《东原年谱》是晚年所作,许多事迹,记不清楚。王、钱、阮、凌诸人,或者关系很浅,或者相知不深,大半是模糊影响的话,惟有洪滂的《行状》,作得很捍。但现在所存的,已经不是原文,被人删去不少。原文全录东原《答彭进士允初书》,时人皆不谓然,朱筠且力主删去,东原家人只好删去了。其实此书,自述著《孟子字义疏证》之意,存律设一己哲学的基础,关系极其重要。洪滂能赏识而余人不能,这不是艺术的关系,乃是见识的关系。其余几家只在声音、训诂、天文、算术方面着眼,以为是东原的绝学。东原的哲学的见解,足以自树一帜,他们却不认识,并且认为东原的弱点。比较上凌廷堪还稍微说了几句,旁的人一句亦不讲。假使东原原文丧失,我们专看王、钱、段、阮诸人著作,根本上就不能了解东原了。所以列传真不易作,一方面要史识,一方面要史才。欲得篇篇都好,除非个个了解。但是无论何人不能如此渊博,要我在《清史》中作《戴东原传》,把他所有著作看完,尚可作得清楚。要我作恽南田(大画家)传,我简直没有法子。因为我对于绘画一道,完全是外行。想把恽传作好,至少能够了解南田如像了解东原一样。所以作列传不可野心太大,篇篇都想作得好:顶好专作一门,学文学的人作文学家的列传,学哲学的人作哲学家的列传,再把前人作的拿来比较一下,可以知道为某种人作传应该注重那几点,作时就不会太偏了。即如《戴东原传》,前两年北平开戴氏百年纪念会,我曾作过一篇,因为很匆忙,不算作得好,但可以作为研究的模范。我那篇传,就是根据段、洪、王、钱、阮、凌几家的作品。因为叙述平均,至少可以看出东原的真相以及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后来居上,自然比洪滂的《行状》还好一点。不过洪作虽非全璧,亦能看出东原一部分真相来,已经就很难了。作传要认清注重之点。不错,戴东原是一个学者;但是在学问方面,是他的声音训诂好呢,还是他的义理之学好,没有眼光的人一定分辨不出来。我以为东原方面虽多,义理之学是他的菁萃,不可不讲。王钱诸人的著作没有提到,这是他们失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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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有关系的两人作传的方法 两个人同作一件事,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应当合传,不必强分。前面讲《贾生列传》,《汉书》比《史记》好。但是《韩信列传》,《汉书》实在不高明。班孟坚另外立一个《蒯通传》,把他游说韩信的话放在里边。蒯通本来只是配角,韩信才是主角。韩信的传,除了蒯通的话,旁的不见精采。蒯通的传,除了韩信的话,旁的更无可说。《汉书》勉强把他二人分开,配角固然无所附丽,主角亦显得单调孤独了。这种眼光,孟坚未始不曾见到,或者因为他先作《韩信传》,后来才作《蒯通传》,既作《蒯通传》,不得不割裂《韩信传》,这样一来,便弄得两面不讨好了。两个人同作一件事,两人又都有独立作传的价值,这种地方,就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为适当。《明史》左光斗同史可法两个人都有列传,两人都有价值。史是左的门生,年轻时很受他的赏识;后来左光斗被魏忠贤所陷,系在狱中,史可法冒险去看他,他临死时又再去收他的尸。《明史》把这件事录在《史可法传》中,戴南山又把这件事录在《左光斗传》中。分在两书,并录无妨。同在一书,不应重见。比较起来以录在《左传》中为是。史可法人格伟大,不因为这件事情而加重。左光斗关系较轻,如无此事,不足以见其知人之明。所以在《史传》中,无大关系;在《左传》中,可以增加许多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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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许多人作传的方法 作专传以一个伟大人物作中心,许多有关系的人附属在里面。不必专传如此,列传亦可。因一个主要的,可以见许多次要的。这种作法,《史记》、《汉书》都很多。作正史上的列传,篇数愈少愈好,可以归纳的最好就归纳起来。《史记》的《项羽本纪》,前半篇讲的项梁,中间讲的范增,后半篇才讲项羽自己。若是文章技术劣点,分为三篇传,三篇都作不好。太史公把他们混合起来,只作一篇,文章又省,事情又很清楚。这种地方,很可取法。还有许多人,不可以不见,可是又没有独立作传的价值,就可以附录在有关系的大人物传中。因为他们本来是配角,但是很可以陪衬主角;没有配角形容不出主角,写配角正是写主角。这种技术,《史记》最是擅长。例如信陵君这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总觉得费力而且不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这种写法不录文章不写功业专从小处落墨,把大处烘托出来。除却太史公以外,别的人能够做到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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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合传及其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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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传这种体裁,在传记中最为良好。因为他是把历史性质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关系的人物,聚在一处,加以说明,比较单独叙述一人,更能表示历史真相。欧洲方面,最有名最古的这类著作要算布鲁达奇的《英雄传》了。全书都是两人合传,每传以一个希腊人与一个罗马人对照,彼此各得其半。这部书的组织虽然有些地方勉强比对不免呆板,但以比对论列之故,一面可以发挥本国人的长处,亦可以针砭本国人的短处。两两对照,无主无宾,因此叙述上批评上亦比较公平。中国方面,《史记》中就有许多合传,翻开目录细看,可以看出不少的特别意味。《史记》以后,各史中虽亦多有合传,究竟嫌独立的传太多了。若认真归并起来,可以将篇目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一。果然如此,一定更容易读,更能唤起兴味。合传这种方法,应用得再进步的,要算清代下列的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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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邵廷采(念鲁)邵氏的《思复堂文集》,虽以文集名书,然其中十之七八都是历史著作。论其篇幅,并不算多;但每篇可以代表一种意义。其中合传自然不止一人,专传亦包括许多人物。如《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姚江书院传》、《明遗民所知传》等篇,体裁均极其优美。全书虽属散篇,然隐约中自有组织,而且一篇篇都作得很精练!可以作我们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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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学诚(实斋)章氏的《湖北通志检存稿》,三十余篇传都是合传,每传人数自二人以至百余人不等,皆以其人性质的异同为分合的标准,皆以一个事迹的集团为叙述的中心。读其传者,同时可知各个人的历史及一事件的始末,有如同时读了纪传体及纪事本末体。虽其所叙只湖北一省的事情,而且只记湖北在正史中无传的人物,范围诚然很窄;但是此种体裁可以应用到一时代的历史上去,亦可应用到全国的历史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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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源(默深)魏氏的《元史新编》,十几年前才刻出来。这部书是对于《二十四史》的《元史》不满意而作。《二十四史》中,《元史》最坏,想改作的人很多。已成书的,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与魏书合而为三。魏书和柯书屠书比较,内容优劣如何,我不是《元史》学专家,不敢妄下断语。但其体裁,实不失为革命的。书中列传标目很少:在武臣方面,合平西域功臣为一篇,平宋功臣为第二篇,……又把武功分为几个段落。同在某段落立功者合为一传。文臣方面,合开国宰相一篇,中叶宰相一篇,末叶宰相一篇,某时代的谏官一篇,历法同治河的官又是一篇。又把文治分为几个时代或几个种类,同在某时代服官者,或同对于某样事业有贡献者,各各合为一传。全书列传不过二三十篇,皆以事的性质归类。每篇之首,都有总序,与平常作传先说名号籍贯者不同,我们看总序,不待细读全篇,先已得个大概。例如每个大战役,内中有多少次小战,每战形势如何,谁为其中主人,开头便讲,然后分别说到各人名下。像这种作法,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所传的人的位置及价值亦都容易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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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二十四史》有改造的必要,如果真要改造,据我看来最好用合传的体裁,而且用魏源的《元史新编》那体裁。当初郑樵作《通志》的时候,原想改造《十七史》,这种勇气很好;即以内容而论,志的部分亦都作得不错;可惜传的部分实在作得不高明,不过把正史列传各抄一过而已。读《通志》的人大都不看传,因为《通志》的传根本就和各史原文没有什么异同。改造《二十四史》,别的方法固然很多,在列传方面只须用魏书体裁,就可耳目一新,看的时候,清楚许多,激发许多。让一步讲,我们纵不说改造《二十四史》的话,即是做人物的专史,终不能不作传。做单传固然可以,不过可合则合,效果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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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传的性质,各人的分类不同。依我看来,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超群绝伦的伟大人物,两下有比较者,可作合传。第二类,代表社会一部分现象的普通人物,许多人性质相近者,可作合传,以下根据这两类分别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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