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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蕺山年谱》最值得我们称赞，因为是蕺山的儿子刘汋（伯绳）做的。邵廷采（念鲁）谓可以离集别行，不看本集，单看年谱，已能知谱主身世和学问的大概。这类有价值的很多，如李塨的《颜习斋年谱》，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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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异时人作的年谱真多极了。他们著书的原因，大概因景仰先哲，想彻底了解其人的身世学问，所以在千百年后做这种工作。这里边最好的要算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和同时人作的有相等的价值。固然，有许多事情，同时人能看见，而异时人不能看见；却也有许多事情，异时人可考辨得很清楚，而同时人反为茫昧的：所以一个人若有几部年谱，后出的常常胜过先出的。现在姑且不讲，留在下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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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作的或改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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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所作的年谱固然是创作；异时人所作的年谱，若是从前没有人做过，便也是创作。创作的年谱经过了些时，常有人觉得不满意，重新改作一部，这便是改作的年谱。改作的大概比创作的好些，只有李贽的《王阳明年谱》是例外。但我们要知道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没有特别见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了，也不可埋没作者的艰苦。因为创作者已作好了大间架，改作者不过加以小部分的增订删改而已。无论什么历史，我们固然不能说只可有创作，不可有改作；但也不能因有了改作的以后，就把创作者的功劳没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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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谱，甲改作了乙又改作。如《朱子年谱》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芜、王懋竑四种；《顾亭林年谱》有顾衍生、吴映奎、徐松、胡虔、张穆五种；《元遗山年谱》有翁方纲、凌廷堪、张穆三种；《陶渊明年谱》有吴仁杰、王质、丁晏和我作的四种，大概越发晚出，越发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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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见的或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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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想作一部某人的年谱，先须打定主意，到底是附在那人文集后面呢，还是离集而独立。附见的要使读本集的人得着一种方便，独立的须要使不读本集的人能够知道那人身世和学问或事业的大概：主意定了，才可以着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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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年谱这种书，除了自传的或同时人作的以外，若在后世而想替前人作，非那人有著述遗下不可。没有著述或著述不传的人的年谱，是没有法子可作的，除非别人的著述，对于那人的事迹，记载十分详明才行。所以年谱的体裁不能不有附见和独立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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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种的异点，只在详略之间。附见的年谱应该以简单为主，注重谱主事迹，少引谱主文章。因为读者要想详细知道谱主的见解和主张，尽可自己向本集去寻找专传后面，有时也可附录年谱或年表；那种年谱也和附见本集的一样，越简越好。独立的年谱却恰不同，越简越不好。他的起源，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贵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见、所能毕读的；为免读者的遗憾起见，把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和谱主的事迹，摘要编年，使人一目了然。这种全在去取得宜，而且还要在集外广搜有关系的资料，才可满足读者的希望。合起二种来比较，独立的恰似专传，附见的恰似列传；列传与附见的年谱须简切，专传与独立的年谱须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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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叙的或考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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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谱主的事迹，没有复杂纠纷的问题，又没有离奇矛盾的传说，历来对于谱主事迹，也没有起个什么争辩，那么，简直可以不要费考订的笔墨；纵使年代的先后不免要费考订的工夫，但也在未落笔墨之前，不必写在纸上，这种叫做平叙的年谱。它的重要工作，全在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严，叙述的翔实。《王阳明年谱》、《曾文正公年谱》便属这种。创作的固然可以平叙，改作的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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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回来说，要考订的年谱，正多着呢。约计起来，共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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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谱主事迹太少，要从各处钩稽的 例如王国维作《太史公系年考略》，因为太史公的事迹在《史记》、《汉书》都不能有系统的详细的记载，所以很费了一番考订功夫，而且逐件记出考订的经过，记载的理由来。这是很应该的。因为不说个清楚，读者不知某事何以记在某年，便有疑惑了。倘若要作孟子、墨子一般人的年谱，这是很好的模范。但作起来却不容易：孟子在《史记》虽有传，却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如先到齐抑先到梁？主张伐燕，在齐宣王时代抑在齐滑王时代？都是要费力考订的。墨子的事迹更简，《史记》只有十余字，我们应该怎样去钩稽考订叙述呢？总说一句，年代久远，事迹湮没的人，我们想替他作年谱或年表，是不能不考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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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旧有的记载把年代全记错了的 例如陶渊明，《宋史》、《昭明太子》、《晋书》各传，都说他年六十三，生于晋兴宁三年，其实都错了。我替他作年谱，从他的诗句里找出好些证据，断定他年只五十六。生于晋咸安二年。这么一来，和旧有的年谱全体不同了。旧谱前数年的事，我都移后数年。这种工作，和《太史公系年考略》稍异。他用的是钩沉的工夫，我用的是订讹的工夫。前人作了不少的《陶渊明年谱》，都不会注意到此。其实无论那个谱主的生年数一错，全部年谱都跟着错了。此外如谱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后次序，前人的记载也不免常有错误，都值得后人考订。例如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作的，其后有许多人说他造谣：这实是一大问题。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后，早有好年谱考定了，便不致引起后人的争辩。专传列传都不能做详细考订工作；年谱的责任，便更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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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旧有的记载故意诬蔑或观察错误的 如《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的好处，一点不说，专记坏处，有些不是他的罪恶，也归在他身上了，因为作《宋史》的人根本认他是小人。后来蔡上翔作《王荆公年谱》，把《王荆公文集》和北宋各书，关于谱主的资料，都搜辑下来，严密的考订一番，详细的记述成书。我们看了，才知道作《宋史》的人太偏袒王安石的敌党了，把王安石许多重要的事迹都删削了，单看见他的片面，而且还不免有故入人罪的地方。像这种年谱，实有赖于考订。倘无考订的工夫，冒昧的依从旧有的记载，那么，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但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似乎不免超过了考订的范围，有许多替王安石辩护的话，同时写在考订的话之后；辩护虽很不错，却和考订的性质有点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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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上面四种年谱种类说几句话，就是我们要想作年谱先要打定主意，想做的是那一种，是创作的呢，还是改作的？是独立的呢，还是附见的？是平叙的呢，还是考订的？主意定了，才可以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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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年谱的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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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的便是年谱的体例问题，我们须得讲个清楚，使学者知道年谱怎样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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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记载时事——谱主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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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遗世独立的人，也就没有不记时事的年谱。伟大的人，常常创造大事业，事业影响到当时人生，当然不能不记在那人的年谱上。就是活动力很小的人，不能创造大事业，而别人新创造的事业，常常影响到他身上，那么，时事也应占他年谱的一部分。不过谱主的趋向既各不同，年谱记载时事，自然也跟着有详有简。详简的标准，我们须得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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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陈白沙是荒僻小县的学者（我的乡先辈），不曾做过教学以外的事业；生平足迹，只到过广州一次，北京两次；生的时世又很太平：简直可以说他和时事没有直接的关系。倘使替他做年谱，时事当然少记。又如钱竹汀的科名虽然不小，但只做了几年闲散的京官，并没有建设什么功业，到了中年，便致仕回里，教书至死，生的时世也很太平。我们要想把时事多记些上他的年谱，也苦于无法安插。又如白香山的诗，虽很有些记载社会状况的，生的时世虽很纷乱，但他不曾跑进政局和时事还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总算受了时事的影响。倘使我们替他做年谱，时事自然可以记载些。像这类纯粹的学者、文人，和时代的关系比较的少，替他们做年谱，要记载时事，应该很简切，假使看见旁人的年谱记时事很详，也跟样，那可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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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说，学者，文人，也有根本拿时代做立脚点的。例如顾亭林，虽然少做政治活动，而他的生涯完全受政治的影响，他的一言一动几乎都和时代有关系。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不但不能了解他的全人格和学问，而且不能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义。从晚明流寇纷起，满洲人入关得国，到明六王次第灭亡，事事都激动他的心灵，终究成就了他的学问。像这类人虽然没有做政治活动，他的年谱也应该记载时事，而且须记详细些。若谱主正是政治家、当轴者，那更不用说，无论是由他创造的事业，或是有影响于他身上的时事，都应该很详细的记入他的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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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文人，和当时的政事有密切关系。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我们竟无法看懂他的著作，认识他的价值，而时事亦即因此湮没不少。例如一般人称杜甫的诗为诗史，常常以史注诗，而不知诗里便有许多史册未记的事。又如顾亭林的诗，影射时事的也不少，其中有一首，记郑成功张煌言北伐至南京的一事，说张煌言曾与李定国定期出兵，因路远失期，以致败走。假使《顾亭林年谱》不记时事，怎么知道这诗所说何事？即使知道了郑张北伐的事，不端详诗句的隐义，也会湮没了张李相约的轶闻。所以谱主的著作，和年谱对看，常有相资相益之处；而年谱记载时事，也因此益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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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替一人作年谱，先须细察其人，受了时事的影响多大？其人创造或参与的时事有几？标准定了，然后记载才可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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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咸丰同治间政局唯一的中心人物，他的年谱记载时事应该很详细。除了谱主直接做的事情以外，清廷的措施，偏将的胜负，敌方的因应，民心的向背，在在都和谱主有密切的关系，如不一一搜罗叙述，何以见得谱主立功的困难和原因？我们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谱》，实在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欲望。因为他只叙谱主本身的命令举动，只叙清廷指挥擢黜谕旨，其余一切，只有带叙，从不专提。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虽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实际上还不够用。倘然有人高兴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万别忘记旧谱的短处，最要详尽的搜辑太平天国的一切大事，同时要人的相互关系，把当时的背景写个明白，才了解曾国藩的全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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