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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杜甫年谱》，最少也要把时事和他的诗和他的活动分占一格，并起年代共有五格。因为杜甫时事，和曾国藩时事不同。曾国藩的活动和时事并成一片，杜甫的活动，只受时事的影响，所以一个的年谱不应分格，一个的应分格。假使《杜甫年谱》不分格，不但读者看了不清楚，而且体裁上也有喧宾夺主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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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们要改张穆的《顾亭林年谱》成年表的格式，也许可以较清楚些。除了年代以外，一格记时事，一格记直接活动，一格记朋友有关的活动，一格记诗文目录。因为这四种在这年谱中刚好是同样的多，并做一起，反为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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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年谱可以分格的人有二种：一种是古代事迹很简单的人，一种是杜甫、顾炎武、朱之瑜一类关心时事的人。前者不必论，因为他本身不能独立成一年谱，只好年表似的附在别书里。后者因为谱主只受了政治的影响，没有创造政治的事实。倘把时事和他的活动混合，一定两败俱伤；倘分开，既可醒读者的眼目，又可表现谱主受了时事的影响；这是讲年谱分格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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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格式就是最通行的年谱正格，作文章似的，一年一年作下去。叙事的体例可分二种，一种是最简单的平叙体，一种是稍严格的纲目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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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叙体以一年为单位，第一行顶格，写某朝某年号某年谱主几岁，第二行以下都低一格，分段写谱主的直接活动，时事，诗文目录。他的好处，在有一事便记一事，没有取大略小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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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目体是《王阳明年谱》首创的，第一行和平叙体相同，第二行也低一格，标一个很大的纲，第三行以下低二格，记这个纲所涵的细目。譬如纲记了某月某日宸濠反，目便记宸濠造反的详情；纲记了是年始揭知行合一之教，目便记知行合一的意义。一事完了，又重新作别事的纲，继续记别事的目也分别低一格二格。这种体例有一种困难，到底要多大的事情才可作纲？有纲无目，有目无纲，可以不可以？很要费斟酌。弄的不好，容易专记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纲有目，又不相称。但我仍主张用这体，使得读者较容易清楚；但作者须用心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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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假使有一种人，有作年谱的必要，而年代不能确定，无法作很齐整的年谱，就可以作变体的。如司马迁很值得作年谱，而某年生，有几十岁，绝对的考不出。只有些事迹远可考知是某年作的，某事在先，某事在后，虽然不能完全知道他的生平，记出来也比没有较好。王国维的《太史公系年考略》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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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司马迁一类的人很多。文学家如辛弃疾、姜夔都没有正确完整的遗事。辛弃疾的史料还可勉强考出。对於姜夔可没有办法。但是他们的词集中，有不少的零碎事迹，钩稽出来，也略可推定先后。这种人的年谱，虽然作起来无首无尾，也还可借以看他生平的一部分。所以变体的年谱也不可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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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合谱，前人没有这样作过。合传的范围可以很广，事业时代都可不必相同，所以前人已经作得很多。年谱若合二人的生平在一书内，最少也要二人的时代相同。我们看，从前有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作一部年谱，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许多笔墨，和读者的精神。譬如王安石、司马光年纪只差一岁，都是政党的领袖。皇帝同是这一个，百姓同是这一些，敌国同是金夏，官职同是最高。不过政治上的主张不同，所以一进一退，演成新派旧派之争。我们若拿他二人作谱主，尽搜两党的活动事迹，在一部年谱之内，看了何等明了，何等畅快。从前作者不会想到这种体裁，所以蔡上翔只作王荆公年谱，顾栋高只作《司马温公年谱》，我们仍旧只能得片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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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同在一时代，大家是朋友，讲求学术，见解不同，生出数家派别。如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张械、吕祖谦、陈亮等，我们若作一部合谱。一来，可以包括一时的学界情形；二来，公平的叙述，不致有所偏袒；三来，时事时人免得做数次的记载：这是最有趣味，最合方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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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不是学术界罢。曾国藩、胡林翼同是从军事上想灭太平天国的人，虽然一个成功，一个早死，也可以替他们合作年谱。因为他们的志愿相同，环境相同，朋友相同，敌人相同，合作一年谱比分作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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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不曾共事，不是朋友罢，也未尝不可合作年谱。譬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之瑜等或曾见面，或未知名，虽然不是亲密的朋友，虽然不曾协力做一事，但是不愿投降满清的志愿和行事是没有一个不同的。他们的年纪都是不相上下，都因无力恢复明室，想从学术下手，挽救人心。我们若替他们合作年谱，不但可以省了记载时事的笔墨，而且可以表现当时同一的学风，可以格外的了解他们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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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举朱、陆、张、吕、陈一例，曾、胡一例，顾、王、黄、朱一例，做起合谱来，最有趣味。他们的事业在历史上都是最有精彩的一页，所以他们的合谱也是最有精彩的年谱。他们的见解相反的足以相成，他们的志愿相同的竟能如愿，他们的足迹不相接的却造出同一的学风。百世之下，读他们的合谱的还可以兴起特别的感想，领受莫大的裨益。这样合谱的功效比单人的年谱还更高些。以上讲年谱的格式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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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作年谱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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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的人在没有作历史之先，想训练自己作史的本领，最好是找一二古人的年谱来作。作年谱的好处最少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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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心里总有一二古人，值得崇拜或模范的。无论是学者、文人，或政治家，他总有他的成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我们想从他的遗文或记他的史籍，在凌乱浩瀚中得亲切地了解，系统地认识，是不容易的。倘使下一番工夫替他作年谱，那么，对于他一生的环境、背景、事迹、著作、性情等可以整个的看出，毫无遗憾。从这上，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动，不知不觉的发扬志气，向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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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年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可借来修养做学问的性情，可用来训练作历史的方法。我们才一动笔，便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跟着，想去解决，不是骤然可了的；解决不了，便觉干燥无味；稍不耐烦，便丢下不做了。倘使这几层难关都能够打通，则精细、忍耐、灵敏、勇敢，诸美德齐归作者身上；以后做别的学问，也有同样的成功了。谱主的事迹，不是罗列在一处的，我们必须从许多处去找；找来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们必须选择；择好了，不是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辨别；辨清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们必须考证；考定了，不是可以随便写上去的，我们必须用简洁的文字按照法则去叙述。至於无年可考的事迹，言论，怎样去安排；帮助正谱的图表，怎样去制造；谱前应从何时说起？谱后应到何时截止？种种困难，都须想方法解决。倘使不能解决，便做不成年谱；倘使作成了年谱，以后作别的历史，便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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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谱和传不同：作传不仅须要史学，还要有相当的文章技术；作年谱却有史学便够了。因为年谱分年，上年和下年不必连串；年谱分段，上段和下段不必连串；所以即使作者的文章并不优美，只要通顺，便绰绰有余了。有志史学的人，请来尝试尝试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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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专传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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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传在人物的专史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历史所以演成，有二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人物由环境产生，一种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创造环境。前人总是说历史是伟大人物造成，近人总是说伟大人物是环境的胎儿。两说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能完全解释历史的成因。我们主张折衷两说：人物固然不能脱离环境的关系，而历史也未必不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创造。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倘使换了一个环境，成就自然不同。无论何时，何国的历史，倘使抽出最主要的人物，不知作成一个甚么样子。所以他们作史，对于伟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当时此地的环境都不可忽略或偏重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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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中国史由哪些人物造成？因为抽出他来，中国史立刻变换面目的人，约莫有多少？倘使我们作《中国通史》而用纪传体作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配作一传的人是那一百个？我们如要答复这些问题，不能不有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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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郑樵似乎曾有伟大计划，以《通志》代替《十七史》：但是没有成功，除了《二十略》以外，看的人便很少了。他为什么失败？只因他太不注意纪传了。我们翻《通志》的纪传看看，和《十七史》的有何分别，哪里有点别识心裁？读者怎么不会“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其实我们要做那种事业，并非不可能，只要用新体裁作传，传不必多而必须可以代表一部分文化，再做些图表来辅助，新史一定有很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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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发一种稀奇的思想，主张先把中国全部文化约莫分为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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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及其他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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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及其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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