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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的史家有这么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经过这一期以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史家多极了。据刘知几的计算,自东汉到唐初不下百余家,这是史学极盛时期,单是《晋书》就有十八家做过,自唐代官修《晋书》出而十八家全废。此外宋、齐、梁、陈、北魏、北周、北齐以及稍前的五胡十六国,或编年,或纪传,无不有史,即无不有史家。但那时著作,多半因袭,没有创作。自唐初以前,作者或兼史官,或以私人作史而后来得国家的帮助,国家把他当史官看待,或竟用私人力量著成一书,这都受司马迁、班固的影响。这些人和唐以后不同,都是一个人独立作史,或父子相传,或兄弟姊妹同作。他们的成功与否,成功的大小,另是一问题;但都想自成一家之言,不愿参杂别人的见解,和唐后官修史书完全异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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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史学衰歇,私人发宏愿做史家的很少。国家始设立馆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这种制度,前代也许有,但都是暂时的;到唐代才立为法制,但有很多毛病,当时刘知几已太息痛恨,而终不能改刘知几是史官中出类拔群的,孤掌难鸣,想恢复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只好闷烦郁结,著成一部讲求史法的《史通》。他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这可以让第三部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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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好几部创作:(1)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记》,好不好,另一问题;但在史家的发达变迁上,不能不推为一个复古的创作者。他在隋唐、五代空气沉闷以后,能够有自觉心,能够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作司马迁,而且要作孔子,这种精神是很可嘉尚的。他在《新五代史记》以外,还和宋祁同修了《唐书》。《唐书》的《志》这部分是他作的,很好,只有《明史》的《志》可和他相比。表这部分,如《宰相世系表》也算创作。所以,欧阳修所著的书,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总不失为“发愤为雄”的史家。(2)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价值不在《史记》之下。他的贡献,全在体裁的创作。自荀悦作《汉纪》以后,袁宏作《后汉纪》,干宝作《晋纪》,都是断代的编年体。到《资治通鉴》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许多史家分担一部,由司马光综合起来。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先头作了《长编》,比定本多好几倍;后来又另作《考异》,说明去取的来由;作《目录》,提挈全书的纲领:体例极完备,《考异》的体例尤其可贵。我们学古人著书,应学他的方法,不应学他的结果。固然考异的方法,司马光也运用得不曾圆满,我们还可纠正;但不相干,只要他能够创作这种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劳。自有此法以后,一部史书著成,读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据的所在。所以司马光在史学的地位,和司马迁差不多相等。(3)司马光附属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资治通鉴》,编成《通鉴纲目》,虽没有做好,自不失为小小的创作。他改直叙的编年体为和《春秋》、《左氏传》一样的纲目体,高一格为纲,低一格为目。其注重点在纲,借纲的书法来发挥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贬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国的正统改魏为蜀等,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其好处在创造纲目体,使读者一看纲就明白一个史事的大概。这种体裁还可运用到编年以外的体裁,纪传可用,书志也可用。如后来钱子文《补汉兵志》,钱德洪作《王阳明年谱》,就用这体。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但创造这体的人是谁。还有问题。《元经》若是王通或阮逸所作,则这体是他们所创,但不可靠。无论如何,用纲目体来作史,自朱子起,则可无疑,所以朱子可称史家。(4)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他以为历史如一个河流,我们若想抽刀断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兴亡为史的起迄,是最不好的。因此,创作一部《通志》,上自极古,下至唐初。这种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过,《隋志》载他们作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传,不知其内容怎样。郑樵在史学界,理论上很有成绩,实际上的工作如作《通志》可谓大失败。《通志》的运气好,至今仍保存。后来史学家批评他,纪传一大堆尽可焚毁,因为全抄各史,毫无新例,只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传,也许因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贯通各史书志,扩充文物范围,发明新颖方法,在史学界很占着地位,足令郑樵不朽。(5)此外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书就《资治通鉴》的史事,摘要归类,各标一题,自为起迄。论他纪事,大小轻重,颇觉不伦;论他体例,在纪传编年之外,以事的集团为本位,开了新史的路径,总不愧为新史的开山。(6)还有苏辙、吕祖谦一派的史论家,对于史事下批评。此种史论,《隋志》已载有《三国志评论》等书,惜已失传,不知其是评史事是评史书。从前纪传体每篇末尾必有几句短评,但没有专门评论的。宋朝有许多专门作史评家的,在史学界有相当的地位。(7)还有罗泌做《路史》;叙先秦以前,选择资料最不精严,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许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迹他也注意到,在史学界也有点价值。(8)吴缜作《新唐书纠缪》、《新五代史记纠缪》,虽专用以攻击欧阳修,但间接促起史家对于史事要审查真伪的注意,开后来考证史事一派,关系比前二种重要得多。人们只说宋朝理学发达,不知史学也很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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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元明,简直没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间只有金遗民元好问专门收罗文献,以史为业,可谓有志之士。明朝有许多野史,却没有一个真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学,各种都勃兴,但大体的趋向和从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讲近代史学界趋势时讲。史家的叙述就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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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讲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凡一种学问,要成为科学的,总要先有相当的发展,然后归纳所研究的成绩才成专门。先头是很自由的发展,茫无条理;后来把过去的成绩整理,建设科学:没有一种科学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个民族研究某种学问的人多,那种学问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发达也更迟。自成为科学以后,又发现许多原则,则该科学更格外发展。先有经验,才可发现原则;有了原则,学问越加进步。无论哪门学问,其发达程序皆如此。史学在中国发达得最厉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这也是和各科学发达程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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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旁一方面看。凡一种学问,当其未成立为科学以前,范围一定很广,和旁的学问分不清:初成科学时,一定想兼并旁的学问。因为学问总是有相互的关系,无论何学皆不能单独成立,所以四方八面都收纳起来。后来旁的学问也渐渐成为科学,各有领土,分野愈分愈细。结果,要想做好一种学问,与其采帝国主义,不如用门罗主义:把旁的部分委给旁的学问,缩小领土,在小范围内,尽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学问进化分化的原则如此。中国人喜欢笼统的整个的研究,科学的分类很少。这也不能说不好,不见得要分才是好。现在德国人做学问,分得很细;英国人则带海洋性,什么都含混点:两方面各有好坏。但为研究学问的便利起见,分得精细也有好处。因为要想科学格外发展,还是范围缩小,格外经济。中国史学成立以后的最大趋势就如此。最初很宽,以后愈趋愈细。从前广大的分野,只能认为有关系的部分;把范围缩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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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讲在史学方面,零零碎碎,都讲了些原理原则,把史学的范围意义及方法,都各各论定了。但在许多人里边,要找出几个代表时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学变化与发展的人,就只有这三个。他们都各有专著讨论史学。刘知几有《史通》;郑樵有《通志总序》及《二十略序》;章学诚有《文史通义》及《湖北通志》、《永清志》、《毫州志》、《和州志》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学成为科学,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见解。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现在只能简单的讲些他们的特点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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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刘知几。刘知几的特点,把历史各种体裁分析得很精细;哪种最好,某种如何作法,都讲得很详明。他的见解虽不见得全对,但他所批评的有很大的价值。(1)史学体裁,那时虽未备,而他考释得很完全;每种如何作法,都引出个端绪,这是他的功劳。(2)他当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于官修!由许多人合作,他感觉这很不行,应该由一个专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对于这点发挥得很透彻。(3)史料的审查,他最注重。他觉得作史的人,不单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经过很精严的审查才可用。他胆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怀疑的他敢怀疑。自《论语》、《孟子》及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证据来。但他不过举例而已,未及作专书辨伪;而且他的怀疑,也许有错误处,不过他明白告诉我们,史事不可轻信,史料不可轻用。这是刘知几所开最正当的路。其他工作还很多,举其著者,有此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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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成绩最大的:(1)告诉我们,历史是整个的,分不开。因此,反对断代的史,主张作通史,打破历史跟着皇帝的观念。历史跟着皇帝,是不妥当的。历史如长江大河,截不断,要看全部。郑樵主要工作在作《通志》,虽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已失败,但为后学开一门径,也是好的。(2)他把历史的范围放大了许多。我们打开《二十略》一看,如六书、七音、氏族、校雠、图谱,从来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揽在史学范围以内。(3)他很注重图谱,说治史非多创图表不可。他自己做的书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创,图虽没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这三点是郑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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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可以说,截至现在,只有他配说是集史学之大成的人。以后,也许有比他更大的发展。但有系统的著作,仍以《文史通义》为最后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张史学要分科。以为要作一国史尤其如中国之大,决不能单讲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础。所以他对于古代历史的发展,不单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还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资料,要从各种方志打底子。从前做史专注意中央政治的变迁,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学诚把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个一个地方的历史;须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为真有价值的历史。史官作史,须往各地搜罗文献;即自己非史官,也应各把地方文献搜罗:方志与历史,价值是相当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审查和别择,因为前人已讲得很清楚;他专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如《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极易散失。所以主张中央和地方都应有保存史料的机关,中央揽总,府、州、县,各设专员。关于这种制度和方法,他讲得很精密。关于史料的总类,也有条理的驾驭。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征三部:志是正式的史书;掌故及文征,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为保存史料的机关,须用有史学常识的人,随时搜集史料,随时加以审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讨。至于如何别择,如何叙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机关不相干。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章学诚的重要主张。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机关,从前有所谓皇史成、实录馆,虽也可说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学诚以为不行,因为那只能保存中央这一部分的史料。至于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机关,范围又很大,不单保存政治史料,各种都保存,实在是章学诚的重要发明。这种办法,在中国不过一种理想,未能实行;在外国也做不到,只由博物院及图书馆负了一部分责任而已。章学诚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种,一层一层的上去,最高有总机关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这种画一的章程通行起来,过去的事迹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办法也未完备,所保存的只是纸片,没有一点实物,方法也不精密,我们尽可补充改正。(3)他主张,史家的著作,应令自成一家之言;什么学问都要纳到历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历史上有特别见解,有他自己的道术,拿来表现到历史上:必如此,才可称为史家,所作的吏才有永久的价值。所以关于史学意义及范围的见解都和前人没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单叙事,而须表现他的道术。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此则所谓历史哲学,为刘知几、郑樵所无,章学诚所独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价值。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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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把三个人重要之点略讲了讲,还有中国普通相传下来的历史观念,三个人都有相当的贡献。第一点,史与道的关系。第二点,史与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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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讲微言大义,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司马迁《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明道的观念,几千年来,无论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没有一家没有。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明道的观念,可分两种: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关系,所以物理学很发达;中国人注重人同人的关系,所以事理学很发达。《资治通鉴》便是事理学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来称赞他“读之可以益人神智”。《续资治通鉴》就够不上。关于这一点,现在比从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适用,但仍有效力。从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统,政治环境及行为,没有多大变迁,所以把历史事实作为标准,相差不远。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所求得的事理标准,所以可供后人资鉴,就因这个缘故。现在虽不能说此种标准已无效,也不能说与从前一样有效,只可以说效力灭了许多,各门的条文许多还可应用。如何才可富国,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兴,田赋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为标准。至于应用政治的方法,对付外交的手段,从前虽很有标准,现在因环境变迁,政体改易,就无效力;纵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现在,到将来从前的事理标准仍很有效。这点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国人的素秉,我们不能放松的。至于窄义的人道方面,褒贬善恶,从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看得很轻。前述的记载史事以为后人处事接物的方法,则各派史家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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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作“学做人”的教科书。刘、郑、章三人对此点很注重。其余各人对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洪杨之起灭及曾胡之成功,已成过去,知道又有何用处?我们读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练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各省不帮他而反加以掣肘,他们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此种局面,在中国史上是创见。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学事理学的研究。看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为了解洪杨之乱,当然注重战争的真相和结果:若为应付世事,修养人格,结交朋友的关系,则不可不注重人与人相异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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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注重人的关系,尤其是纪传体。近来的人以为这种专为死人作传记,毫无益处。其实中国史确不如此,作传乃是教人以应世接物之法。诚然,有许多事实含了时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时代性。所以中国史家对于列传的好不好,与将来有没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轻懈。一个人所做的事,若含时代性,则可以省略;若不含时代性,在社会上常有,则不能不注重。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书的价值也随之而定。总说一句: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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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史与文的关系。中国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说:“文胜质则史。”史体与文有重要的关系。全书如何组织,才算适当,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旁人亦讲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组织,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韩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讲得不少。章学诚作《文史通义》,文和史在一块儿讲。关于史的文如何作法,章氏有许多特别见地。虽其所讲方法所作体例,我们看去似系他自创,他却说都有所本,实则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还是他自创。如讲叙事方法,从前作传专叙个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传名。如《湖北通志检存稿》,非人的传有许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或传中有表,也是前人文里所不敢参杂的。诸如此类,对于文的史,史的文,发挥得很透彻。这种讲史与文的关系,往后很发展,但可以以章学诚为一结束。以上讲第三部分,中国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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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应该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荀子》有错字,研究的有好几家,成绩也很好。《孟子》无错字,研究的便很少。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其实读《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学术,以备后来拿来应用。若专事校勘考证,放着现成的书不读,那就不是本来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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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史料钩沉的风气。自清中叶到现代,治蒙古史很时髦。因《元史》太简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条史料也很宝贵。近来造陇海铁路,发现了北魏元氏百余种墓志铭,好写字的人很高兴,治史的人也高兴。因为《魏书·宗室传》缺了一卷,治史的人便根据那些墓志铭来补起来。其实《魏书》纵不缺略,大家也没有这么好的精神去看《宗室传》。近来史学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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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研究上古史,打笔墨官司。自从唐人刘知几疑古惑经以后,很少人敢附和,现在可附和他了不得。这种并不是不好,其实和校勘、辑佚无异。譬如郑玄笺注的《毛诗》、《三礼》已够研究了,反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去辑郑注《尚书》和《易经》,以为了不得。乾嘉以来的经学家便是这样风气。其实经学不止辑佚,史学不止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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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求以上诸风气,或者因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家对于某种科学特别喜欢,弄得窄,有似显微镜看原始动物。欧洲方面应该如此,因为大题目让前人做完了,后学只好找小题目以求新发明,原不问其重要与否。这种风气输入中国很利害。一般学者为成小小的名誉的方便起见,大家都往这方面发展。这固然比没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不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过这种大规模作史的工作很难,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要拉拢组织,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作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现在讲《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作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这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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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 社会科学史的作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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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 自然科学史的作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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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文学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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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美术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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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物专史作法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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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在这一学年内讲完《广历史研究法》,现在只讲了一半,时间不许再讲下去了。本来想把文物专史的作法都详细讲,因为有些方法还不自满,所以上文有的讲了作法,有的没有讲作法,有的连大略都不曾讲,只好待将来续补,现在总讲一章文物专史的作法,做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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