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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35 章学诚，可以说，截至现在，只有他配说是集史学之大成的人。以后，也许有比他更大的发展。但有系统的著作，仍以《文史通义》为最后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张史学要分科。以为要作一国史尤其如中国之大，决不能单讲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础。所以他对于古代历史的发展，不单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还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资料，要从各种方志打底子。从前做史专注意中央政治的变迁，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学诚把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个一个地方的历史；须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为真有价值的历史。史官作史，须往各地搜罗文献；即自己非史官，也应各把地方文献搜罗：方志与历史，价值是相当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审查和别择，因为前人已讲得很清楚；他专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如《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极易散失。所以主张中央和地方都应有保存史料的机关，中央揽总，府、州、县，各设专员。关于这种制度和方法，他讲得很精密。关于史料的总类，也有条理的驾驭。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征三部：志是正式的史书；掌故及文征，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为保存史料的机关，须用有史学常识的人，随时搜集史料，随时加以审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讨。至于如何别择，如何叙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机关不相干。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章学诚的重要主张。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机关，从前有所谓皇史成、实录馆，虽也可说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学诚以为不行，因为那只能保存中央这一部分的史料。至于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机关，范围又很大，不单保存政治史料，各种都保存，实在是章学诚的重要发明。这种办法，在中国不过一种理想，未能实行；在外国也做不到，只由博物院及图书馆负了一部分责任而已。章学诚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种，一层一层的上去，最高有总机关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这种画一的章程通行起来，过去的事迹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办法也未完备，所保存的只是纸片，没有一点实物，方法也不精密，我们尽可补充改正。（3）他主张，史家的著作，应令自成一家之言；什么学问都要纳到历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历史上有特别见解，有他自己的道术，拿来表现到历史上：必如此，才可称为史家，所作的吏才有永久的价值。所以关于史学意义及范围的见解都和前人没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单叙事，而须表现他的道术。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此则所谓历史哲学，为刘知几、郑樵所无，章学诚所独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价值。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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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37 以上把三个人重要之点略讲了讲，还有中国普通相传下来的历史观念，三个人都有相当的贡献。第一点，史与道的关系。第二点，史与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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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39 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讲微言大义，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司马迁《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明道的观念，几千年来，无论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没有一家没有。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明道的观念，可分两种：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关系，所以物理学很发达；中国人注重人同人的关系，所以事理学很发达。《资治通鉴》便是事理学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来称赞他“读之可以益人神智”。《续资治通鉴》就够不上。关于这一点，现在比从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适用，但仍有效力。从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统，政治环境及行为，没有多大变迁，所以把历史事实作为标准，相差不远。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所求得的事理标准，所以可供后人资鉴，就因这个缘故。现在虽不能说此种标准已无效，也不能说与从前一样有效，只可以说效力灭了许多，各门的条文许多还可应用。如何才可富国，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兴，田赋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为标准。至于应用政治的方法，对付外交的手段，从前虽很有标准，现在因环境变迁，政体改易，就无效力；纵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现在，到将来从前的事理标准仍很有效。这点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国人的素秉，我们不能放松的。至于窄义的人道方面，褒贬善恶，从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看得很轻。前述的记载史事以为后人处事接物的方法，则各派史家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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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41 简单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作“学做人”的教科书。刘、郑、章三人对此点很注重。其余各人对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洪杨之起灭及曾胡之成功，已成过去，知道又有何用处？我们读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练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各省不帮他而反加以掣肘，他们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此种局面，在中国史上是创见。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学事理学的研究。看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为了解洪杨之乱，当然注重战争的真相和结果：若为应付世事，修养人格，结交朋友的关系，则不可不注重人与人相异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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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43 中国史注重人的关系，尤其是纪传体。近来的人以为这种专为死人作传记，毫无益处。其实中国史确不如此，作传乃是教人以应世接物之法。诚然，有许多事实含了时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时代性。所以中国史家对于列传的好不好，与将来有没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轻懈。一个人所做的事，若含时代性，则可以省略；若不含时代性，在社会上常有，则不能不注重。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书的价值也随之而定。总说一句：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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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45 其次，史与文的关系。中国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说：“文胜质则史。”史体与文有重要的关系。全书如何组织，才算适当，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旁人亦讲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组织，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韩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讲得不少。章学诚作《文史通义》，文和史在一块儿讲。关于史的文如何作法，章氏有许多特别见地。虽其所讲方法所作体例，我们看去似系他自创，他却说都有所本，实则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还是他自创。如讲叙事方法，从前作传专叙个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传名。如《湖北通志检存稿》，非人的传有许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或传中有表，也是前人文里所不敢参杂的。诸如此类，对于文的史，史的文，发挥得很透彻。这种讲史与文的关系，往后很发展，但可以以章学诚为一结束。以上讲第三部分，中国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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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47 第四部分应该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荀子》有错字，研究的有好几家，成绩也很好。《孟子》无错字，研究的便很少。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其实读《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学术，以备后来拿来应用。若专事校勘考证，放着现成的书不读，那就不是本来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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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49 还有一种史料钩沉的风气。自清中叶到现代，治蒙古史很时髦。因《元史》太简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条史料也很宝贵。近来造陇海铁路，发现了北魏元氏百余种墓志铭，好写字的人很高兴，治史的人也高兴。因为《魏书·宗室传》缺了一卷，治史的人便根据那些墓志铭来补起来。其实《魏书》纵不缺略，大家也没有这么好的精神去看《宗室传》。近来史学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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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51 还有一种，研究上古史，打笔墨官司。自从唐人刘知几疑古惑经以后，很少人敢附和，现在可附和他了不得。这种并不是不好，其实和校勘、辑佚无异。譬如郑玄笺注的《毛诗》、《三礼》已够研究了，反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去辑郑注《尚书》和《易经》，以为了不得。乾嘉以来的经学家便是这样风气。其实经学不止辑佚，史学不止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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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53 推求以上诸风气，或者因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家对于某种科学特别喜欢，弄得窄，有似显微镜看原始动物。欧洲方面应该如此，因为大题目让前人做完了，后学只好找小题目以求新发明，原不问其重要与否。这种风气输入中国很利害。一般学者为成小小的名誉的方便起见，大家都往这方面发展。这固然比没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不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过这种大规模作史的工作很难，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要拉拢组织，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作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现在讲《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作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这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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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55 寅　社会科学史的作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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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57 卯　自然科学史的作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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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59 己　文学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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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61 庚　美术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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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63 第五章　文物专史作法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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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65 本来想在这一学年内讲完《广历史研究法》，现在只讲了一半，时间不许再讲下去了。本来想把文物专史的作法都详细讲，因为有些方法还不自满，所以上文有的讲了作法，有的没有讲作法，有的连大略都不曾讲，只好待将来续补，现在总讲一章文物专史的作法，做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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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67 文物专史的工作，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和其他四种专史，人、事、地方、时代——的作法都不相同。其他专史，应该由史学家担任。文物专史，与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毋宁说是研究某种专门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所以文物专史一方面又是各种专门学门的副产物。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所以说，文物专史不单是史学家的责任，若是各种专门学者自家作去，还好些。譬如经济史中的货币史，要作得好，单有历史常识还不行；最少要懂得货币学、近代经济学，以及近代关于货币的各种事项，然后回头看中国从前货币的变迁，乃至历代货币改革的议论，以新知识新方法整理出来；凡前人认为不重要的史料或学说，都叙述上去，这种货币史才有精彩。货币学比较的范围不很窄，尚且应有常识做基础，非有专门研究的人不能作专史。若作中国音乐史，尤其非用专门家不行；我们外行的人若去作，用功虽苦，还是不了解，许多重要的资料，无法取去。又如作文学史，要对于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才可以作。他们对于历代文学流派，一望过去即知属某时代，并知属某派。譬如讲宋代诗，哪首是西昆派，哪首是江西派，文学不深的人只能剿袭旧说，有文学素养的人一看可以知道。再如书法史，写字有趣味的人，书碑很多，临帖就知其真伪及年代。就是我自己，随便拿个碑版来，不必告诉时代给我，不必有人名朝号可旁证，我都可以指出个大概的年代。所以假使要作书法史，也非有素养不可，否则决难作好。关于文物专史，大概无论哪一部门，都是如此。所以作文物专史，不可贪多，想一人包办是绝对不成的。只能一人专作一门，乃至二门三门为止，而且都要有关系因缘才可以兼作。如作美术史，顺带作书法史、雕刻史，或合为一部，或分为三部，还勉强可以作得好，因为那三部都有相互的关系；但必须对于三部都有素养的人，才可以作得好。想作文学专史的人，要对于自己很喜欢的那部分，一面作史，一面做本门学问，历史是他的主产物，学问是他的副产物。研究科学的人固然也有不作历史研究而能做好学问的，如果对于历史方面也有兴味，学问既可做好，该科学史也可作好。所以研究所中的人，一方面要有历史常识，一方面要干历史以外有一、二专门科学，用历史眼光把中国过去情形研究清楚，则这部文学专史可以有光彩。因此，所以不能贪多，若能以终身力量作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不贪多，一面治史，一面治学，作好此种专史时，可以踌躇满志。至于其他如人的专史，事的专史，则一个人尽可以作许多。这是讲作文物专史的先决问题，一须专门，二须不贪多，实在也只是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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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69 其次，关于搜集资料比其他专史困难得多。其他专史虽然也不单靠现存的资料，但其基本资料聚在一起，比较的易得。如作一人的专传或年谱，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资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资料可以得着；和他有关系的人的著作，范围相当的确定。无论其人方面如何多，如何复杂，作专史或年谱都可以开出资料单子，很少遗漏。至于事的专史，在公文上、传记上、文集上，资料的范围也比较的有一定。文物专史则不然，搜集资料，再困难没有了。若是历代书志有专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门，前人做过许多工夫的，比较的还有相当的资料，但仍旧不够。即如经济之部，各史食货志及《九通》关于食货一门，固然可以得若干基本资料，但总不满足，非另求不可。书志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难，若没有又如何？如书法，绘画，在史书中，毫无现存的资料。现在讲画史的，虽有几本书，而遗漏太多。作这类专史，资料散漫极了。有许多书，看去似没有关系，但仔细搜求，可以得许多资料。如讲经济状况，与诗歌自然相隔很远，其实则不然。一部诗集，单看题目，就可以得许多史料。诗是高尚的，经济是龌龊的，龌龊状况可在高尚中求之，有许多状况，正史中没有而诗集中往往很多。作经济史，不一定要好诗集。诗虽作得不好，而题目、诗句、夹注，往往有好料。诗与经济相隔这么远，尚有这么多史料；所以作文物专史，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好资料。不过也不是凡有资料都可以用，须要披沙拣金，所以不能心急，真要成功，要费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没有关系。预备尽生平的心力，见到资料便抄下来，勤笔勉思总有成功的一日。我很糟，在床上看书，看见了可用的资料，折上书角，不能写下来，另日著书要用这种曾经看到的资料，大索天下，终不可得。所以此类工作，须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烦。记下一点资料，固然没有用处；记得多了以后，从里边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来。顾亭林作《日知录》，旁人问他近来作了几卷，他说别来数年不过得了十余条，抄别人的书如收罗破铜烂铁，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谨取，如上山开矿，所以很难。顾氏作《日知录》的方法，起初看见一条，札记了若干年后，陆续札记了许多相类的资料，加以思想，组织为一条。我们作文物专史，非如此耐烦不可。乡先辈陈兰甫先生死了以后，遗稿流传出来，一张一张的纸片，异常之多，都是在什么书看见了两句，记出来以后，又加上简短的按语。新近广东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实则他一生的纸片，不知有好几百万张。我正打算设法找来，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学的方法。我们认真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关于文学专史方面的，非做此种工夫不可。有如蜜蜂采花，慢慢的制成极精的蜜糖，才是有价值的著作。文物专史之所以难作，这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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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71 中间还有鉴别史料的工作，前回讲过，近来史学界都趋重这一点，带了点取巧的性质。我们所希望的，不在考订真伪，考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如明建文帝到底是烧死的还是逃去做和尚的，又如清世祖是病死的还是跑到五台山做和尚的，他的董妃是否董小宛，我们固然欢迎有人做这种工作，但不希望有天才的人都到这面用工夫，把旁的方面放松了。以后的史家，关于搜集方面，要比鉴别方面多下工夫才好。我从前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鉴别史料，说的很多，许于近求学风有影响。此是近代学风可喜之中稍微一点不满意的所在。其余如钩沉、辑佚一类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没有真伪问题的现存的史料丢开不管。文物专史也是一样，而且特别的易犯这种毛病。其所以难作，这是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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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73 关于文物专史的作法各门不同。其公共原则有多少，很难说，然也有几点很主要的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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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75 （一）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划分时代。固然，政治影响全部社会最大，无论何种文物受政治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中国从前的政治史，以朝代分，已很不合理论，尤其是文物专史更不能以朝代为分野。即如绘画史，若以两汉画、三国书、六朝书、唐书、宋书、分别时代，真是笑话。中国绘画，大体上，中唐以前是一个时代，开元、天宝以后另是一个新时代，分野在开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为一时代，至明中叶以后另为一时代。又如近代外交史，不能以明清分，要看外来势力做标准。葡萄牙人、荷兰人到中国在明嘉靖以前，为一时代。嘉靖以后到清道光《南京条约》另为一时代，道光到中日战争另为一时代，往后到今日再一时代。外交虽与政治密切，尚且不能以明史、清史划分，何况其他？所以各种文物专史绝对不能依政治史为分野，而且各种之间亦相依为分野譬如绘画以开元天宝为界，画法则以隋代分；绘画在北魏不能独立，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而且可以分初、盛、中、晚。又如诗以唐为主系，宋以后为闰系；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闰系；词以宋为主系，元以后为闰系：各种文物应划分的时代都各不同。要作通史，简直没有法子说明，因为要跟着政治走，而有时这个时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个时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绝对不能划一，一定做不好。譬如宋徽宗的政治很糟，学术更糟，可谓黑暗时代；但从美术方面看，却光芒万丈。所以各种专史有一篇一篇单行的必要，尤其是文物专史的时代应以实际情形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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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77 （二）文物专史的时代不必具备。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专史则专看这种文物某时代最发达，某时代有变迁，其他时代或没有或无足重轻，可以不叙。例如作外交史，应从很晚的时代起，从前的外交与近代的外交不同。如欲作上下千古的外交史，把春秋的朝聘，汉以后的蛮夷朝服，都叙上去，则失去了外交的本质了。要想作得好，不必贪多，有可把性质不同的事实都叙在里边。外交史最早只可从明代起。又如作诗史也许可以作到宋朝而止，后面可以作一个简单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元、明、清没有诗，乃是三朝的诗没有什么变化。元遗山所谓诗至苏黄而尽，话是真的。诗以唐为主系，以宋为闰系，元以后没有价值了。这不过举一二例，其实文物专史无论哪种都如此，最不可贪多，作上下千古的史。即如还未讲到的四川的地方专史。最古的是《华阳国志》，当常璩做志时，的确有作专史的必要；以后归并到本部，虽有小变动，而对全部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汉以后的四川可以归并到本部史讲，不必专讲。又如云南，恰好是四川的反面，直到现在还有作专史的价值。自明初沐英平滇，世王其地，清初吴三桂，民国蔡锷、唐继尧，都与本部尚未打成一片；中间虽有些时候打成一片而神气不属，不久又分了。又如东三省，自满人入关以后，作专史的资格已消灭了。最近因日本的势力侵入，变成特殊的地带，似乎又有作专史的资格。河南山东，有史以前可作专史，有史以后是全国的基本，专史资格早已消灭，其地的活动早已不能为所专有。即以河南而论，在商以前，可以说是河南人的活动，周以后成为全国人的活动了。此外各地的专史应从何时代起，至何时代止，要看他的情形来定夺，也不可一时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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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79 （三）凡作一种专史，要看得出哪一部分是它的主系，而特别注重，详细叙述。不惟前面所讲道术史有主系，无论什么事情的活动，何种文物，都有一二最紧要的时代，波澜壮阔，以后或整理，或弥缝，大都不能不有个主系闰系的分别，所以作文物专史不要平面的叙述，分不出高低阴阳来。某时代发达到最高潮，某时代变化得最利害，便用全副精神去叙述。闰系的篇幅少些也没有关系，说得简单也没有关系。主系的内容及派别，却非弄清楚不可。作道术史，若是汉、魏、三国、六朝的篇幅和先秦一样多是不行的，先秦要多，以后要少。主系要精要详，其他可略。作诗史到唐朝，要分得很清楚，多少派，多少代表一点也含混不得。明朝的诗并不是没有派别。前七子，后七子，分门别户，竞争得很利害；但从大处着眼，值不得费多大的力量去看他们的异同。所以作文物专史须用高大的眼光，看那时代最主要，搜集鉴别，叙述，抑扬，用全力作去。无论哪种文物，主系并不算多，只有一二处。如作诗以唐为主，则以前以后，都可说明，而读者可以把精华所在看得清楚。这一点要有鸟瞰的眼光，看出主系，全力赴之，此外稍略也无妨。日本所作的中国文学史，平讲直叙，六朝分元嘉大同，唐分初盛中晚，一朝一朝的分去，一家一家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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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81 我们看了那种著作，似乎江淹、沈约与陶潜、曹植一样优劣，其实则相去何啻天渊？若依我的主张，陶曹自然要用重笔，江沈这些二等的资料可以略去。真会作史的人，要找出几点，分浓淡高低才行。若平讲直叙，便不好了。无论哪种文物专史都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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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83 （四）文物专史又须注重人的关系。我所讲的文物专史，有一部分与社会状况制度风俗有关，与个人的关系少。除此部分以外，差不多全与个人无关系。历史是人造出来的。近代谈史诸家，因中国作纪传的人喜欢表彰死者，惹起反动，以为社会不是英雄造出来的，历史应该看轻个人。其实固然有些人是时势造成的，但也有造时势的英雄。因为一个出来，而社会起大变化的也常有，而且这种人关系历史很重要。社会所以活动，人生所以有意义，都因此故。人生若全在社会做呆板的机械，还有什么意义？政治上、军事上，人的关系尤为显著了。其他各种文物也非无人的关系。如作道术史，罗列各人的学说，固然是必要；然欲描写中国的道术，必先描写个人的人格。如朱陆关于《太极图》的论辩，固然要叙；但道术史最应叙的，还是此二大师的人格，可由日常生活表示出来。向来讲王阳明的人，因其事业多，所以在学术以外还讲事业；若讲到陆象山便把人事方面简略了。其实陆象山所以能开一派学风，并不单靠几篇文章，几封信札；他整个的人格，所做的事业，都很有关系。我们描写他的人格和罗列他的学说，至少要一样。对于学术大师如此，对于文学家、美术家也要如此。假使主系几个大文学家，我们不单看他的作品，并注重他的性格，由性格看胸襟及理想，作的史才有价值。这不特大学者如此，经济方面如唐代的刘炎也如此。唐的经济和财政在中叶以后，由刘炎一人手定规模，得有很好的结果，他死后几十年，制度仍然保存。所以作经济史作到唐中叶，对于刘炎做人如何？才能如何？性格如何？都得详细叙述，因为这影响到当时财政很大。无论哪一方面，关于文物专史，除因社会自然状态发达以外，有三分之二，都因特别人才产生而社会随他变化。所以作文物专史，不过把人的关系忽略了。对于有重要关系的人，须用列传体，叙述其人的生平于史中；但也不似廿四史的列传以多为贵，要极有关系的人，才替他作传，而且目的不在表彰其人，乃因这种文物因他可以表现得真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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