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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35 章学诚,可以说,截至现在,只有他配说是集史学之大成的人。以后,也许有比他更大的发展。但有系统的著作,仍以《文史通义》为最后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张史学要分科。以为要作一国史尤其如中国之大,决不能单讲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础。所以他对于古代历史的发展,不单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还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资料,要从各种方志打底子。从前做史专注意中央政治的变迁,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学诚把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个一个地方的历史;须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为真有价值的历史。史官作史,须往各地搜罗文献;即自己非史官,也应各把地方文献搜罗:方志与历史,价值是相当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审查和别择,因为前人已讲得很清楚;他专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如《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极易散失。所以主张中央和地方都应有保存史料的机关,中央揽总,府、州、县,各设专员。关于这种制度和方法,他讲得很精密。关于史料的总类,也有条理的驾驭。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征三部:志是正式的史书;掌故及文征,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为保存史料的机关,须用有史学常识的人,随时搜集史料,随时加以审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讨。至于如何别择,如何叙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机关不相干。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章学诚的重要主张。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机关,从前有所谓皇史成、实录馆,虽也可说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学诚以为不行,因为那只能保存中央这一部分的史料。至于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机关,范围又很大,不单保存政治史料,各种都保存,实在是章学诚的重要发明。这种办法,在中国不过一种理想,未能实行;在外国也做不到,只由博物院及图书馆负了一部分责任而已。章学诚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种,一层一层的上去,最高有总机关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这种画一的章程通行起来,过去的事迹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办法也未完备,所保存的只是纸片,没有一点实物,方法也不精密,我们尽可补充改正。(3)他主张,史家的著作,应令自成一家之言;什么学问都要纳到历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历史上有特别见解,有他自己的道术,拿来表现到历史上:必如此,才可称为史家,所作的吏才有永久的价值。所以关于史学意义及范围的见解都和前人没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单叙事,而须表现他的道术。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此则所谓历史哲学,为刘知几、郑樵所无,章学诚所独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价值。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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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37 以上把三个人重要之点略讲了讲,还有中国普通相传下来的历史观念,三个人都有相当的贡献。第一点,史与道的关系。第二点,史与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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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39 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讲微言大义,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司马迁《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明道的观念,几千年来,无论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没有一家没有。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明道的观念,可分两种: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关系,所以物理学很发达;中国人注重人同人的关系,所以事理学很发达。《资治通鉴》便是事理学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来称赞他“读之可以益人神智”。《续资治通鉴》就够不上。关于这一点,现在比从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适用,但仍有效力。从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统,政治环境及行为,没有多大变迁,所以把历史事实作为标准,相差不远。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所求得的事理标准,所以可供后人资鉴,就因这个缘故。现在虽不能说此种标准已无效,也不能说与从前一样有效,只可以说效力灭了许多,各门的条文许多还可应用。如何才可富国,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兴,田赋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为标准。至于应用政治的方法,对付外交的手段,从前虽很有标准,现在因环境变迁,政体改易,就无效力;纵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现在,到将来从前的事理标准仍很有效。这点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国人的素秉,我们不能放松的。至于窄义的人道方面,褒贬善恶,从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看得很轻。前述的记载史事以为后人处事接物的方法,则各派史家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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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41 简单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作“学做人”的教科书。刘、郑、章三人对此点很注重。其余各人对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洪杨之起灭及曾胡之成功,已成过去,知道又有何用处?我们读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练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各省不帮他而反加以掣肘,他们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此种局面,在中国史上是创见。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学事理学的研究。看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为了解洪杨之乱,当然注重战争的真相和结果:若为应付世事,修养人格,结交朋友的关系,则不可不注重人与人相异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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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43 中国史注重人的关系,尤其是纪传体。近来的人以为这种专为死人作传记,毫无益处。其实中国史确不如此,作传乃是教人以应世接物之法。诚然,有许多事实含了时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时代性。所以中国史家对于列传的好不好,与将来有没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轻懈。一个人所做的事,若含时代性,则可以省略;若不含时代性,在社会上常有,则不能不注重。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书的价值也随之而定。总说一句: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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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45 其次,史与文的关系。中国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说:“文胜质则史。”史体与文有重要的关系。全书如何组织,才算适当,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旁人亦讲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组织,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韩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讲得不少。章学诚作《文史通义》,文和史在一块儿讲。关于史的文如何作法,章氏有许多特别见地。虽其所讲方法所作体例,我们看去似系他自创,他却说都有所本,实则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还是他自创。如讲叙事方法,从前作传专叙个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传名。如《湖北通志检存稿》,非人的传有许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或传中有表,也是前人文里所不敢参杂的。诸如此类,对于文的史,史的文,发挥得很透彻。这种讲史与文的关系,往后很发展,但可以以章学诚为一结束。以上讲第三部分,中国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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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47 第四部分应该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荀子》有错字,研究的有好几家,成绩也很好。《孟子》无错字,研究的便很少。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其实读《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学术,以备后来拿来应用。若专事校勘考证,放着现成的书不读,那就不是本来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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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49 还有一种史料钩沉的风气。自清中叶到现代,治蒙古史很时髦。因《元史》太简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条史料也很宝贵。近来造陇海铁路,发现了北魏元氏百余种墓志铭,好写字的人很高兴,治史的人也高兴。因为《魏书·宗室传》缺了一卷,治史的人便根据那些墓志铭来补起来。其实《魏书》纵不缺略,大家也没有这么好的精神去看《宗室传》。近来史学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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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51 还有一种,研究上古史,打笔墨官司。自从唐人刘知几疑古惑经以后,很少人敢附和,现在可附和他了不得。这种并不是不好,其实和校勘、辑佚无异。譬如郑玄笺注的《毛诗》、《三礼》已够研究了,反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去辑郑注《尚书》和《易经》,以为了不得。乾嘉以来的经学家便是这样风气。其实经学不止辑佚,史学不止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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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53 推求以上诸风气,或者因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家对于某种科学特别喜欢,弄得窄,有似显微镜看原始动物。欧洲方面应该如此,因为大题目让前人做完了,后学只好找小题目以求新发明,原不问其重要与否。这种风气输入中国很利害。一般学者为成小小的名誉的方便起见,大家都往这方面发展。这固然比没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不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过这种大规模作史的工作很难,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要拉拢组织,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作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现在讲《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作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这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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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55 寅 社会科学史的作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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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57 卯 自然科学史的作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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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59 己 文学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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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61 庚 美术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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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63 第五章 文物专史作法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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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65 本来想在这一学年内讲完《广历史研究法》,现在只讲了一半,时间不许再讲下去了。本来想把文物专史的作法都详细讲,因为有些方法还不自满,所以上文有的讲了作法,有的没有讲作法,有的连大略都不曾讲,只好待将来续补,现在总讲一章文物专史的作法,做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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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67 文物专史的工作,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和其他四种专史,人、事、地方、时代——的作法都不相同。其他专史,应该由史学家担任。文物专史,与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毋宁说是研究某种专门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所以文物专史一方面又是各种专门学门的副产物。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所以说,文物专史不单是史学家的责任,若是各种专门学者自家作去,还好些。譬如经济史中的货币史,要作得好,单有历史常识还不行;最少要懂得货币学、近代经济学,以及近代关于货币的各种事项,然后回头看中国从前货币的变迁,乃至历代货币改革的议论,以新知识新方法整理出来;凡前人认为不重要的史料或学说,都叙述上去,这种货币史才有精彩。货币学比较的范围不很窄,尚且应有常识做基础,非有专门研究的人不能作专史。若作中国音乐史,尤其非用专门家不行;我们外行的人若去作,用功虽苦,还是不了解,许多重要的资料,无法取去。又如作文学史,要对于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才可以作。他们对于历代文学流派,一望过去即知属某时代,并知属某派。譬如讲宋代诗,哪首是西昆派,哪首是江西派,文学不深的人只能剿袭旧说,有文学素养的人一看可以知道。再如书法史,写字有趣味的人,书碑很多,临帖就知其真伪及年代。就是我自己,随便拿个碑版来,不必告诉时代给我,不必有人名朝号可旁证,我都可以指出个大概的年代。所以假使要作书法史,也非有素养不可,否则决难作好。关于文物专史,大概无论哪一部门,都是如此。所以作文物专史,不可贪多,想一人包办是绝对不成的。只能一人专作一门,乃至二门三门为止,而且都要有关系因缘才可以兼作。如作美术史,顺带作书法史、雕刻史,或合为一部,或分为三部,还勉强可以作得好,因为那三部都有相互的关系;但必须对于三部都有素养的人,才可以作得好。想作文学专史的人,要对于自己很喜欢的那部分,一面作史,一面做本门学问,历史是他的主产物,学问是他的副产物。研究科学的人固然也有不作历史研究而能做好学问的,如果对于历史方面也有兴味,学问既可做好,该科学史也可作好。所以研究所中的人,一方面要有历史常识,一方面要干历史以外有一、二专门科学,用历史眼光把中国过去情形研究清楚,则这部文学专史可以有光彩。因此,所以不能贪多,若能以终身力量作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不贪多,一面治史,一面治学,作好此种专史时,可以踌躇满志。至于其他如人的专史,事的专史,则一个人尽可以作许多。这是讲作文物专史的先决问题,一须专门,二须不贪多,实在也只是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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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69 其次,关于搜集资料比其他专史困难得多。其他专史虽然也不单靠现存的资料,但其基本资料聚在一起,比较的易得。如作一人的专传或年谱,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资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资料可以得着;和他有关系的人的著作,范围相当的确定。无论其人方面如何多,如何复杂,作专史或年谱都可以开出资料单子,很少遗漏。至于事的专史,在公文上、传记上、文集上,资料的范围也比较的有一定。文物专史则不然,搜集资料,再困难没有了。若是历代书志有专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门,前人做过许多工夫的,比较的还有相当的资料,但仍旧不够。即如经济之部,各史食货志及《九通》关于食货一门,固然可以得若干基本资料,但总不满足,非另求不可。书志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难,若没有又如何?如书法,绘画,在史书中,毫无现存的资料。现在讲画史的,虽有几本书,而遗漏太多。作这类专史,资料散漫极了。有许多书,看去似没有关系,但仔细搜求,可以得许多资料。如讲经济状况,与诗歌自然相隔很远,其实则不然。一部诗集,单看题目,就可以得许多史料。诗是高尚的,经济是龌龊的,龌龊状况可在高尚中求之,有许多状况,正史中没有而诗集中往往很多。作经济史,不一定要好诗集。诗虽作得不好,而题目、诗句、夹注,往往有好料。诗与经济相隔这么远,尚有这么多史料;所以作文物专史,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好资料。不过也不是凡有资料都可以用,须要披沙拣金,所以不能心急,真要成功,要费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没有关系。预备尽生平的心力,见到资料便抄下来,勤笔勉思总有成功的一日。我很糟,在床上看书,看见了可用的资料,折上书角,不能写下来,另日著书要用这种曾经看到的资料,大索天下,终不可得。所以此类工作,须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烦。记下一点资料,固然没有用处;记得多了以后,从里边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来。顾亭林作《日知录》,旁人问他近来作了几卷,他说别来数年不过得了十余条,抄别人的书如收罗破铜烂铁,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谨取,如上山开矿,所以很难。顾氏作《日知录》的方法,起初看见一条,札记了若干年后,陆续札记了许多相类的资料,加以思想,组织为一条。我们作文物专史,非如此耐烦不可。乡先辈陈兰甫先生死了以后,遗稿流传出来,一张一张的纸片,异常之多,都是在什么书看见了两句,记出来以后,又加上简短的按语。新近广东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实则他一生的纸片,不知有好几百万张。我正打算设法找来,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学的方法。我们认真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关于文学专史方面的,非做此种工夫不可。有如蜜蜂采花,慢慢的制成极精的蜜糖,才是有价值的著作。文物专史之所以难作,这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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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71 中间还有鉴别史料的工作,前回讲过,近来史学界都趋重这一点,带了点取巧的性质。我们所希望的,不在考订真伪,考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如明建文帝到底是烧死的还是逃去做和尚的,又如清世祖是病死的还是跑到五台山做和尚的,他的董妃是否董小宛,我们固然欢迎有人做这种工作,但不希望有天才的人都到这面用工夫,把旁的方面放松了。以后的史家,关于搜集方面,要比鉴别方面多下工夫才好。我从前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鉴别史料,说的很多,许于近求学风有影响。此是近代学风可喜之中稍微一点不满意的所在。其余如钩沉、辑佚一类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没有真伪问题的现存的史料丢开不管。文物专史也是一样,而且特别的易犯这种毛病。其所以难作,这是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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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73 关于文物专史的作法各门不同。其公共原则有多少,很难说,然也有几点很主要的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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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75 (一)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划分时代。固然,政治影响全部社会最大,无论何种文物受政治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中国从前的政治史,以朝代分,已很不合理论,尤其是文物专史更不能以朝代为分野。即如绘画史,若以两汉画、三国书、六朝书、唐书、宋书、分别时代,真是笑话。中国绘画,大体上,中唐以前是一个时代,开元、天宝以后另是一个新时代,分野在开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为一时代,至明中叶以后另为一时代。又如近代外交史,不能以明清分,要看外来势力做标准。葡萄牙人、荷兰人到中国在明嘉靖以前,为一时代。嘉靖以后到清道光《南京条约》另为一时代,道光到中日战争另为一时代,往后到今日再一时代。外交虽与政治密切,尚且不能以明史、清史划分,何况其他?所以各种文物专史绝对不能依政治史为分野,而且各种之间亦相依为分野譬如绘画以开元天宝为界,画法则以隋代分;绘画在北魏不能独立,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而且可以分初、盛、中、晚。又如诗以唐为主系,宋以后为闰系;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闰系;词以宋为主系,元以后为闰系:各种文物应划分的时代都各不同。要作通史,简直没有法子说明,因为要跟着政治走,而有时这个时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个时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绝对不能划一,一定做不好。譬如宋徽宗的政治很糟,学术更糟,可谓黑暗时代;但从美术方面看,却光芒万丈。所以各种专史有一篇一篇单行的必要,尤其是文物专史的时代应以实际情形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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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77 (二)文物专史的时代不必具备。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专史则专看这种文物某时代最发达,某时代有变迁,其他时代或没有或无足重轻,可以不叙。例如作外交史,应从很晚的时代起,从前的外交与近代的外交不同。如欲作上下千古的外交史,把春秋的朝聘,汉以后的蛮夷朝服,都叙上去,则失去了外交的本质了。要想作得好,不必贪多,有可把性质不同的事实都叙在里边。外交史最早只可从明代起。又如作诗史也许可以作到宋朝而止,后面可以作一个简单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元、明、清没有诗,乃是三朝的诗没有什么变化。元遗山所谓诗至苏黄而尽,话是真的。诗以唐为主系,以宋为闰系,元以后没有价值了。这不过举一二例,其实文物专史无论哪种都如此,最不可贪多,作上下千古的史。即如还未讲到的四川的地方专史。最古的是《华阳国志》,当常璩做志时,的确有作专史的必要;以后归并到本部,虽有小变动,而对全部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汉以后的四川可以归并到本部史讲,不必专讲。又如云南,恰好是四川的反面,直到现在还有作专史的价值。自明初沐英平滇,世王其地,清初吴三桂,民国蔡锷、唐继尧,都与本部尚未打成一片;中间虽有些时候打成一片而神气不属,不久又分了。又如东三省,自满人入关以后,作专史的资格已消灭了。最近因日本的势力侵入,变成特殊的地带,似乎又有作专史的资格。河南山东,有史以前可作专史,有史以后是全国的基本,专史资格早已消灭,其地的活动早已不能为所专有。即以河南而论,在商以前,可以说是河南人的活动,周以后成为全国人的活动了。此外各地的专史应从何时代起,至何时代止,要看他的情形来定夺,也不可一时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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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79 (三)凡作一种专史,要看得出哪一部分是它的主系,而特别注重,详细叙述。不惟前面所讲道术史有主系,无论什么事情的活动,何种文物,都有一二最紧要的时代,波澜壮阔,以后或整理,或弥缝,大都不能不有个主系闰系的分别,所以作文物专史不要平面的叙述,分不出高低阴阳来。某时代发达到最高潮,某时代变化得最利害,便用全副精神去叙述。闰系的篇幅少些也没有关系,说得简单也没有关系。主系的内容及派别,却非弄清楚不可。作道术史,若是汉、魏、三国、六朝的篇幅和先秦一样多是不行的,先秦要多,以后要少。主系要精要详,其他可略。作诗史到唐朝,要分得很清楚,多少派,多少代表一点也含混不得。明朝的诗并不是没有派别。前七子,后七子,分门别户,竞争得很利害;但从大处着眼,值不得费多大的力量去看他们的异同。所以作文物专史须用高大的眼光,看那时代最主要,搜集鉴别,叙述,抑扬,用全力作去。无论哪种文物,主系并不算多,只有一二处。如作诗以唐为主,则以前以后,都可说明,而读者可以把精华所在看得清楚。这一点要有鸟瞰的眼光,看出主系,全力赴之,此外稍略也无妨。日本所作的中国文学史,平讲直叙,六朝分元嘉大同,唐分初盛中晚,一朝一朝的分去,一家一家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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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81 我们看了那种著作,似乎江淹、沈约与陶潜、曹植一样优劣,其实则相去何啻天渊?若依我的主张,陶曹自然要用重笔,江沈这些二等的资料可以略去。真会作史的人,要找出几点,分浓淡高低才行。若平讲直叙,便不好了。无论哪种文物专史都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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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0683 (四)文物专史又须注重人的关系。我所讲的文物专史,有一部分与社会状况制度风俗有关,与个人的关系少。除此部分以外,差不多全与个人无关系。历史是人造出来的。近代谈史诸家,因中国作纪传的人喜欢表彰死者,惹起反动,以为社会不是英雄造出来的,历史应该看轻个人。其实固然有些人是时势造成的,但也有造时势的英雄。因为一个出来,而社会起大变化的也常有,而且这种人关系历史很重要。社会所以活动,人生所以有意义,都因此故。人生若全在社会做呆板的机械,还有什么意义?政治上、军事上,人的关系尤为显著了。其他各种文物也非无人的关系。如作道术史,罗列各人的学说,固然是必要;然欲描写中国的道术,必先描写个人的人格。如朱陆关于《太极图》的论辩,固然要叙;但道术史最应叙的,还是此二大师的人格,可由日常生活表示出来。向来讲王阳明的人,因其事业多,所以在学术以外还讲事业;若讲到陆象山便把人事方面简略了。其实陆象山所以能开一派学风,并不单靠几篇文章,几封信札;他整个的人格,所做的事业,都很有关系。我们描写他的人格和罗列他的学说,至少要一样。对于学术大师如此,对于文学家、美术家也要如此。假使主系几个大文学家,我们不单看他的作品,并注重他的性格,由性格看胸襟及理想,作的史才有价值。这不特大学者如此,经济方面如唐代的刘炎也如此。唐的经济和财政在中叶以后,由刘炎一人手定规模,得有很好的结果,他死后几十年,制度仍然保存。所以作经济史作到唐中叶,对于刘炎做人如何?才能如何?性格如何?都得详细叙述,因为这影响到当时财政很大。无论哪一方面,关于文物专史,除因社会自然状态发达以外,有三分之二,都因特别人才产生而社会随他变化。所以作文物专史,不过把人的关系忽略了。对于有重要关系的人,须用列传体,叙述其人的生平于史中;但也不似廿四史的列传以多为贵,要极有关系的人,才替他作传,而且目的不在表彰其人,乃因这种文物因他可以表现得真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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