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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处理的旧著，主要是三本英文著作，一本是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第二本是Han Agriculture，第三本是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虽然，程序上前后颠倒，但是这三本书，却是可以连成一串，当作从西周至汉代的社会文化史；这三本书，虽然重点各自不同，在方法学上，却有互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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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专业本行是历史学，但是，因为研究古史，不能不大量地使用考古资料，也不能不相当程度地从文化史角度处理问题。这三本书，都尝试将文化、社会、经济三项变量，整理其间彼此呼应和影响的关系。其实我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时，接受老师们的指导，已经走这一研究方向。只是，当时台湾获得的大陆考古资料，比较不足，以至于在台湾的著作，没有办法充分地使用大陆考古成果。后来美在匹兹堡大学工作；那时，大陆考古资料层出不穷，涌进美国，我才能够获得那些有用的资料，以配合传承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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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以后，我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一方面教学相长，学生们提的许多问题，往往影响了我对研究的思考方向；另一方面，我有机缘参加几个跨学校、跨国际的研究团队。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研究整个亚洲文化，包括印度、中国、日本等处，如何与西方文化对比和彼此影响。又例如，以色列学者在埃森斯坦领导下，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学各科的学者们，共同探讨从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后，各处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又例如，有一群关心人类文化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学者，也有好几次聚会，讨论这一领域的课题。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又有长期的传统，并不特别着重西方文化的历史，系内的同仁有三分之二是研究西方以外的文明。同事们经常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讨论会，在比较文化与文化接触这两个项目，检讨农村和劳工运动两大课题。以上这些二三十年的学习经验，让我发展了在中国以外的视野。这几十年来继续不断的学习，我大概不够资格做一个汉学家，而是选择另一方向，担起跨学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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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的读者群，一方面有学术界的期刊读者和讨论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我更关心如何使自己跳出中国圈，再回头看中国的经验，呈现给中文的读者，尤其是各位不自囿专业的知识分子。我总是盼望，在全球化正在进行的今天，中国人不要总是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中国人能够开窗看看外面的世界，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房间；也许如此，中国人可以真正地与其他地区的人类，有平等互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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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十年来，有一段时候，我对于台湾的企业管理人员，介绍传统中国的管理学说，希望他们理解，中国几千年的管理经验，可以由此归纳的一些制度，也许有助于他们发展一套与西方目前管理制度不同的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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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十年来，我关心一般读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因为在这个领域，一些过去的名著宏编，往往偏重于政治史的叙述，假如包含思想史的成分，也仅仅触及上层学者的思想。同时，数十年来，海峡两岸都有太多意识形态的干涉，以至于读者有受困于樊笼的痛苦。我于是写了一部《万古江河》，以口语陈述一般平民的生活和民间社会与文化。该书以江河为名，比喻中国文化吸纳多方，汇集为浩荡洪流，奔向海洋，成为全球化世界中，人类共有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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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将一次两小时讲演的内容，扩大为一本小书《我者与他者》，讨论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别人？最近，又因为要探索“中国”两字的定义，也是以口语方式，写了一部《华夏论述》（在大陆的书名则是《说中国》）。以上三部书，其实是一系列，目的在跳出自己，再回头审视，究竟“我”是谁？究竟“中国”是什么？这一番自我审察的工作，其实正是我们居住在外国的华人，几乎天天要面对的问题。有人有意识地面对它，有人无意间受其困扰。这三部书，与其说是专业的著作，毋宁说是自我的省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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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三本书平行发展的，则是我尝试对西方文明，作一番粗浅的整理。其目的和上一段所说自我的省视，互为表里。因为，一般的读者，并没有机会接触西方对其文明讨论的专著。我对于西方文明的一些论述，也大概只能循其大纲，粗略地将一些要点介绍给读者。一本《中西文明的对照》，以互相映照呈现各自特色；一本《现代文明的成坏》，则指示今日西方主流文明正在衰败的困境，也以此警惕国人，即不应随覆舟没顶，更需戒慎恐惧，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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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大众教育类型的作品，当然和象牙塔里专家学者讨论的种种细节，有相当大的差异。现代学术的分工，已经到了非常繁细的地步。学刊中的论文，大概往往只有数十位同行仔细阅读，而一般大众，却只能在十年、二十年后，读到专业知识逐渐普及化的一些概括。我之所以愿意在大众教育这一领域内，尽其绵力，也不过盼望稍微弥补这个断层留下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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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种工作，我并不盼望高等学府内的贤者，垂顾阅读。如果我能在专家与一般读者之间作个桥梁，我愿意承担这一份任务。知我罪我，即使背上粗浅的骂名，也在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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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的序，照理应由原来编者撰述，可是他们已经天各一方，分散在中国和美国，他们不容易再有一次合作的可能。中华书局要求我撰序，因此，赘述自己这几十年的著作性质，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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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序于匹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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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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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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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宁与邵东方二位仁棣，负责辑录“学苑英华”所收我的作品集。二君辛苦，殊为感激！本书名为《历史分光镜》，是借用光学上棱镜分析光谱系列之意，表示历史学的功能是将历史解析为各种因缘线索及演变过程。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错爱，将拙作介绍给中国大陆的读者，使我颇有惭愧之感。承命要撰一篇序文，讨论在专业范围内学习过程，叙述梗概，盼能有助于读者了解本书所辑录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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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而残疾，不良于行。抗战期间，不能跋涉山路，以至未能入学。自从学习认字，有一段岁月都是在家摸索。先君性喜史地，我从他的书架上取读书刊，也熏染了史地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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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返故邑无锡，才第一次入学读书。无锡学风，自东林以来，即重实学，不尚文采。辅仁中学的老师，学养之深厚，不输上庠教席，于文史舆地，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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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以外，多所发挥。于是，在老师们诱引之下，我也向往于三顾（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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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大学时期，本科是在历史系，研究生学程是在文科研究所。其时初创研究所，台大的文学院是第一个有硕士课程的单位，并不分科系。当时台大的师资，集大陆来台学者的精英，盛极一时。老师各有专长，不在一科一系，我因此得到窥视不同专业方法学的机会。我的学士与硕士论文，都跟随李玄伯（宗侗）先生学习。玄伯师在法国留学时将文化人类学与古代史冶铸为一，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婚姻、亲族及城乡，尤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观点，应当还是演化论一系。我在考古人类系的老师李济之先生、凌纯声先生与芮逸夫先生诸师并不从文化演化论入手。济之师是考古的实证论者，纯声师是十分注重环太平洋区的文化圈、文化传播论的学者，逸夫师注意文化比较研究，非常注意中国古籍及民族志中透露古代文化的遗存痕迹，大致可列入功能学派的观点。历史系中，劳贞一（榦）先生是汉史大家。贞一师教我的是从史料中梳爬，重建古代的政府制度及生活。董彦堂（作宾）先生为殷商卜辞研究奠定断代标准。从彦堂师处，我只学到了年历学，却没有在古文字学方面用功。高晓梅（去寻）先生是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从晓梅师处，我稍知商周铜器的基本知识，但于金文方面，也没有用功。—诸师教诲之恩，终身不敢或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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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大与中研院史语所学习的时候，我的兴趣在春秋战国历史，为此曾将《左传》的人物排列谱系。同时，我也研习三礼，想从礼经中寻索古代信仰。我的硕士论文即是设法界分作为自然力的“天”与作为宗神与生命来源的“帝”。学士论文是《仪礼•士丧礼》中所见的灵魂观念。这两篇习作，均是玄伯师指导，然而也受逸夫师的启迪及匡正，遂是演化与比较文化研究的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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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读博士学位，也接受外科手术矫治两足。当时的东方研究所，以近东考古学为主，中国古史主要学者是顾立雅（Herrlee Creel）先生。芝大学风自由，学生的课程安排，全由学生自己的兴趣发展。芝大的埃及学、巴比伦学与亚述学，集合欧洲来美学者与美国的学者于一堂。我在这种环境下，选课以埃及学与巴比伦学课程为主，殊得埃及学教授John Wilson先生之启发。芝大的社会学，兼有美国本地发展的社区社群实证研究（所谓微观社会学）与源自欧洲的社会学理论（所谓宏观社会学）两个传统。由于古代文化与宏观社会学的关系密不可分，我在东方学的顾立雅与John Wilson二师之外，又从Peter Blau（社会学，尤其文官制）、Bert Hoseliz（欧洲经济史）及Mircea Eliade（宗教学）诸位教授学习。这是我初次接触韦伯（Max Weber）的理论，一生思考，受韦氏影响甚大。我的博士论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后来出版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一书。在这次习作中，我尝试用统计方法，根据不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与幅度，再从这些现象探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变数如何配合而有其相应的社会变动—不仅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间的升降，也顾及社会结构本身的转变。在这一论文之后，我的研究角度，经常照顾不同变数的互动相应，我不再以为历史是由哪一种特定的力量推动；每一特定时期的历史，是由一系列当时当地的变数配合，而有其特定的变化。这一观点，在大原则上，不仅是我在专业研究上的方法，也是我观察身边事物变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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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返台，我又回到史语所工作，也兼任台大教职。在台九年，事务丛杂，再加上个人性格不愿向集权的政权低头，终于又离台来美。那几年内，研究范围颇注意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等篇即是在那几年写的。这一研究专题，后来又陆续及于汉代知识分子、中古知识分子、游侠豪强及地方大族的性质诸题。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从60年代，延伸至今，其中碰到美国学术界对于市民社会、公众空间等课题一度是讨论焦点。然而，市民社会的“市民”有其欧洲中古城市的特定背景，我们不能在中国史中硬套。我毋宁是用国家力与社会力分合迎拒作为着眼点，可能比较切合中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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