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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应约来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接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汉代研究系列的邀约，撰写《汉代农业》一书。该书原是由杨联陞先生签约撰写，后来杨先生退约了，华大遂找我接下合约。为了撰写该书，我自修了一些农业经济的理论。同时，匹大历史系有一个讨论农业与农民的同仁讨论会，每个月有一位同仁提出专题报告。我从这一个讨论会中，获得教益不浅。最后成稿，却又因华大该系列的出版经费问题，耽搁了将近十年，始得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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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业》是结合人口压力、农耕技术、市场网络、政府与工商关系诸方面，说明中国小农经济的特色。这一小农经济，专指小农场的精耕细作的要求，必须蓄积大量劳动力。季节性的劳动有忙闲之时，农村以这些季节性的剩余劳力，投入农舍工业。农村的手工业遂接过了制造业的部分任务。农舍制造的商品，必须有销售管道换取资金，于是市场网络得以贯穿全国，下达农村。最后这一部分，也是地理学的“中地理论”。自从汉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致未离开这一格局，迄于近代工商业出现，农村才丧失了制造业的功能。为此，《汉代农业》一书的副题是“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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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业》一书涉及商品流转的网络，嗣后，我曾撰写有关网络的一篇短文，指出中国旧日的网络，以大道支路形式不断向四处延伸，也不断在若干地区加密。这一网络，同时是商品集散、信息流传、人材流动诸项功能的大网，政府行政的地方权力中心，设在省城县城，也正是网络所经过的若干交叉点或中继点。在这一假设下，我还可从各时代的战争攻伐路线及国家分合形态等题目，查证网络的作用。很惭愧，心存此念，已为时十余年，我还未为此写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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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业》以后，又接到耶鲁大学《西周文明》一书之约。这本书是友人张光直兄主编中国古代文明系列之一。由于60年代在台工作时期，李济之先生吩咐我襄助他老人家主编中国古代史，我自己也撰写几篇两周的篇章。光直兄将耶鲁出版系列的《西周》一书，交我撰写，也是以为我已有了几篇论文可以打底。在撰写《西周文明》的英文版时，我先写了中文版《西周史》，只是英文版中加了同事Linduff所撰“两周艺术”一章。中文《西周史》的增订本，又加了“日常生活”一章。在《西周史》中，我以新出考古资料为据，兼采傅孟真先生与钱宾四先生关于周人文化渊源及周人的迁徙路线，认为在岐下成为气候以前，长时期的先周，还须追溯到与夏人接近的晋西南，然后北迁，进入草原与农耕经济的转移地带，所谓沦于戎狄，终于在避狄难时，又南徙抵达岐山的周原。由于“先周”一词的用法因人而异，有人遂以为“周原”即是“先周”了，何必再往前追溯？其实，我之追溯到更远的时代，是因为周人自己的谱系并不以“周原”为起点，而且华北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大型国家正在形成，草原与农耕转移地带又颇因气候而有生态的变化，凡此情况都会引发许多族群移动及文化分合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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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周史》中，讨论天命观念，借用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之观念，认为这是中国文明初次有“超越性突破”。封建制度是周人与商人及各地族群融合的机制。至少周人封建系统下的各地统治阶层由此发展了自群认同，也在礼制方面凝聚了大同小异的上层文化。从西周王朝的铜器铭文，我尝试说明西周政府逐渐趋向复杂组织的过程，我也说明封建制度本身潜在的病根，代代分封，族群疏远，封地不敷分配，贵族遂逐渐贫穷，以至出让土地，以换取器用。这一现象又是封建经济的一个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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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三本专书的研究外，我一向有兴趣的研究题目是不同文化的比较。但是，我作比较研究，不是为了寻找定律，而是寻找各文化发展的特殊轨迹，也可说是找寻殊相。例如，我希望从几个重要的古代文明发展情形中，找出各自重视的价值观及各自文化中知识分子的特有身份与功能。我认为，在那些超越与终极关怀出现时，有些古代文化有了突破的进展，从而发展为文明，其中的若干专业人士逐渐化为那些特定价值观的阐释者与传授者。这一论题是由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但是，我的注视焦点是在于以个别文化突破进入文明后，是哪几种特色决定了这些古代文明日后开展的特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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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一节假设，我才尝试说明韦伯命题与李约瑟（Joseph Needham）命题的意义，亦即资本主义不出现于中国；中国公元15世纪以前，科技水平高于欧洲，而公元15世纪以后被欧洲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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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史方面，我一向希望能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糅合，以图重建中国古代史。这些努力，在《西周史》中，比较有落实之处。至于史前历史，文献不足征，当然就以考古资料为主体了。从考古学的各种地方性文化互相影响的过程，我尝试寻找一些发展与扩张的模式：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相接触，先是冲突，继而交流，继而融合，最后整合为一个范围更大、内容更复杂的文化。这一文化又会与邻近文化接触，以至再次进行同样的过程：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如此不断的扩大与复杂化，终于古代文化逐渐融合为几个大文化体。这些大文化体，在历史时期，成为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集团，最后则成为所谓的中国文化，但仍无碍于各地有其浓淡不一的地区性特色。这些意见，恰与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及“古城—古国—帝国”系列颇为一致。苏先生由考古学的成果归纳而得，我则从历史现象中摸索寻找，两种途径能有如此的一致性，也可说不同模式间有一定的互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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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任公先生为中国历史分期得来启示，我也有过一项建议：中国文化由中原的基础扩大为中国的中国，再扩大为东亚的中国，中国必须与四邻交往，然后是亚洲的中国，最后将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终须是世界多国多文化社会中的一个参与分子。这一过程，正是考古学上诸地方文化扩大融合过程的后半截，其实是同一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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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不主张中原文化扩散于四方的说法，毋宁主张，过去所谓周边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既有相对的交流，周边对中原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我最近比较重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考古资料，即因为北方草原族群逐渐游牧化，构成对“中原”的压力，而且由北方传入的事物，例如战车，也为“中原”文化添加了重要的成分。至于南方，则是华北族群向南侵压的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其值得注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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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我不以为可以借用欧洲历史分期的模式，僵硬地按照教条，分为原始公社到社会主义五个阶段，或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由于其地理条件，史前发展背景，以及各地各族互相影响的情况，中国文化涵盖的地区，应当自有分期的方式，庶不致有削足适履的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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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历史是一成不变的周期发展。人类制造的制度即使表面上有一延续性，但是每一时代都会有一定的变化。正如人身会有疲怠，良法美意如果长时没有调整，也一样会有不适用之时。从这一假设下手，所谓朝代的周期，其实即与制度的衰疲败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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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上一些人类造作的观念，我们亦可作如是观。例如，中国的“天下国家”观念，当然与欧洲最近数百年发展的“民族国家”异科。然而，中国普世性的“天下国家”，在汉代可有较具体的意义。唐代天子已是中国皇帝与可汗的双重身份，两个圈子，一小一大，并不相同。宋代以下，中国是在东亚多国多文化体制中的一员，根本已不可能再自诩为“天下国家”；于是，中国的天朝意识是虚骄的自欺，华夷文野之辨实即发展类似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同样的，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有一个儒家为主的普世文化体系；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中国文化体系即是多元了。我最近正在这一命题上多作思考，希望能做出些像样的研究结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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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治学经过的一些回顾。感谢陈宁与邵东方二位命我为序，借此反省。一生在书斋中度日，现在行年六十有七，已不算年轻，在此驻足踌躇，回顾已走过的路，忽然惊觉去日苦多，来日少，而未做之事，待读之书，不知其数，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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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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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于匹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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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 为何要有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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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位很有教养的友人告诉我，他从中学开始就讨厌历史，不知为什么要记住那些年代，要知道那些遥远往古的史事。 这位友人的疑问，其实也困惑许多人，即使未必是大多数人。历史这一门学科，对于一般人言之，只是考试时必须过的一道关卡。对于另一些人，历史只是掌故与故事，可以作为谈助的资料。甚至熟知以史为鉴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未必能明白“以史为鉴”一词的具体意义。因为过去与现在，终究有太多的差异，如何以过去为鉴，仍是相当模糊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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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自然历史不谈，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整体。我们日常语言中所称的史事，其实都不过是这个整体历史中的一些枝节片段。枝节与片段并不能孤立，在时序上，每一个片段都有前面无数的因，后面无穷的果。在空间上，每一枝节也有旁延的牵绊与关联，很难将一件史事完全与其他相关的事件切开。正由于人类的整体经历如此的复杂，始有历史这样一个学科，致力于厘清错综的时空关系。同时，也正因为历史整体的不可分割性，如何分割可以处理的史事单位，即是永远聚讼的难题。由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件史事必然呈现不同的面貌。于是，即使已经整理相当程度清楚的某一史事，由于讨论的角度已改变，前人认为已清楚的史事，又必须由另一史学工作者加以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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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史学工作者永远面临两难的情势，一方面他必须尽可能就手头能掌握的资料（所谓史料），整理出一些头绪；另一方面，他也明白，他既不能在时空两界作无穷的伸展，以求周全，他也不能预知下一个史学工作者将会从哪一个角度来再度审查这一件史事的范围及变化过程。史学工作者至多只能做到，到目前史料所及的范围内，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诚实的揭去误解与偏见，尽可能从自己提问题的角度，不偏不倚，重建史事发展的轮廓。他的工作，留待未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一基础上，作更进一步的重建，也留待未来无数代的史学工作者，各就其时代当问的问题，提出一套又一套的阐释。史学的范畴内，没有永远不能更改的定论，更没有已经完成的工作，这是史学工作者悲观的命运。但是，史学永远有翻陈出新的机会，则又是乐观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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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一世代都有不同的注目焦点，史料的定义也继续不断扩大内容。在古代，也许只有档案是史料，以记录典章制度及政治与宗教的大事。在今天，考古的实物、民间的传说、医药与疾病的记录、文学与艺术的主题与作风，无不可以取来作为史料，观察古人的心态与生活。至于人口资料、户口记录、土地契约、商务合同之类，无非档案的延长，自然理所当然的列为史料。从这些扩大的史料范围，史事的项目也相应扩大。今日史学的内容，已不限于国家大事，更不是只注意到社会上层，史学研究的项目包括社会各阶层、生活各方面，例如疾病对某一时空的历史，产生如何的影响。又如，某种群众的心态，如何形之于当世的风气。凡此种种新的历史焦点，不幸还未能为一般人所了解。因此史学工作者当有责任，向社会解释自己专业的确实内容，社会大众也分享专业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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