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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之能成为推动历史的因素，是它在集体性的文化和环境影响下，虽把不特定的个人搁在一起，但是确也能改变整个历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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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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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 历史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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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既然是一门讨论变化的学问，而且讨论的是变化之中各步骤的程序，以及这程序与程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就称之为因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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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什么叫做因？什么叫做果呢？建筑一栋房子，砖、瓦、器材是房子的因，房子是这些建筑材料的果；工程师的设计也是房子建筑的因，房子也是工程设计的果；建造的工人也是这房子的因，房子也是工人建筑这个工程的果；更往回说，我们也可说房子主人想要建筑这栋房子是这栋房子的因，房子站在地上，出现在本来空无一物的土地上，也是房主本来要建筑房子的果。拿历史事件来说，常常有人举出所谓近因，所谓远因。究竟Concord那地方的一声枪声造成美国革命呢？还是波士顿茶叶党的骚动造成美国革命呢？还是十三州议员的聚会造成了美国革命呢？还是乔治四世的“暴政”造成了美国革命？还是独立诸州的新教徒精神造成了美国革命？也可以回溯到英国在新大陆上的开辟造成了美国革命？也可以问是不是这些开拓的新土地上的新地主和英国本土的地主之间，他们的利害关系不一致造成了美国革命？这些都可以值得我们推敲。再说到另一方面，我们也还可以问到，是不是那个时代在欧洲大陆产生的一些革命理想传到美洲大陆，而造成了美国革命？同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追问究竟是卢沟桥的一次前哨冲突造成了中日的战争？还是日本在华北的特权造成了中日纠纷？还是中国近百年来受到外患的压迫造成了中日战争？还是其他原因？更可问到，是否与英国和日本的同盟有关，是否与当时国际上的均势有关，是否与日本的工业化有关？所有这些似乎没有一点不能说是中日战争的因，造成了中日战争这个果。历史教科书上常有一句普普通通的话：某某事件产生了，于是多少年以后某某事件紧接着出现了，那么第二桩事情是前面一桩的果。从这两件例子可以看见，事实上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并不能真正让我们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这只能够说某一位史家特别的指出了：在某一件特别事件的时间与后面发生的事件的时间之间，有某种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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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正像水流一样，水流不断，历史也是在一个“时间流”里面的许多事件，事件与事件之间也是切不断，分不开的。究竟在纵的方面我们从哪里可以切割成一段段的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从横的方面我们也不容易说哪一件过去发生的因，就正好是将来某件事情的果。似乎每一件人做的事情都产生了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些影响就是在将来要产生的一些事情的构成因素。因此许多的因和许多的果相互配合在一块，究竟前面哪几个因与后面哪几个果是有关系，就正是史家要加以特别考察的范围。事件的影响力有大小，事件与另外的事件之间有时间上的远近，空间上的远近，这些距离也构成了前一事件与后一事件之间不同程度的密切关系。换言之，在无量数的因之中和无量数的果之中，往往有若干个特别明显，或过去并不特别明显，而等到史家加以描述，加以分析之后才发现是非常重要的联系。这些具有联系的若干事件中先发生的那些，我们往往称之为因，后发生的那些我们往往称之为果。尤其要紧的，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个情形：每一个时代之中，一切现象的各个部门之间是密切的关联的。于是过去史家可能只从经济方面去找经济事件的因和经济事件的果，在政治方面去找政治事件的因和政治事件的果，而在今天由于社会科学间的配合与联系，史家必须注意社会结构、经济因素、政治事件、国际关系、国民性格、文化背景各方面。凡此配合成了一个错综复杂互相影响的图像，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范围里面的事情，当追溯其原因时，都可能在其他方面去寻找它真正的根源、真正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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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社会科学上的一些观察，还使我们知道有一种所谓潜伏的因，这种潜伏的因虽然发生得早，却有很长一时期并没有被注意，而另外有一些更接近于史事发生当时的一些因反而先出现了。后者往往在一时一刻好像是比那个潜伏的因更重要，可是等史家认真加以分析的时候，又往往会发现事实上那个潜伏的因比这个最近发生的因还要具有更决定性的关系。所以在处理这种因果关系的时候，史家就需要注意到两个角度，一个是因果追溯的深度，也就是说究竟可以回溯到多远；另一个是因果关系追溯的广度，就是说要考虑同一个时代各角落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做到这种分析的时候，史家还须时刻警惕自己，不要做出一些比例不称的叙述，比例不称的论断。举一例说，有人曾经开玩笑：假如埃及那位美艳的皇后Cleopatra的鼻子长一分或短一分都可使世界的面目不同。我们无可否认，Cleopatra的美貌曾经决定了埃及和罗马的关系有十几年之久。但我们也绝对不能否认当时罗马的国势已到了一个地步，埃及必须做罗马的属地。我们也不能否认，无论Cleopatra是否存在，古埃及的文化已到了一个衰落的地步，它的国力本身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并不足以抗衡另一个强韧的、好战的罗马文化。那么罗马世界与埃及世界冲突的后果与Cleopatra的鼻子的长短又似乎并没有显著的关系了。这一个例子只是说明，史家必须要发掘问题的根本，看这些因果是不是真正的如同表面叙述那样的一个面目，还是另有其更基本的重要的几层关系在。如果有后者，就是说有更基本、更重要的因素在的话，那么那些从浮面上看去是很动听的旧的因果关系，就必须被新发现的因果关系来代替，来作为我们分析和解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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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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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 关于英雄造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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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究竟是怎么一个面目呢？是由人创造的？还是人是被历史创造的呢？也就是说：究竟在历史上有必然性，还是人类有自由的选择权？在我们看来，这两者是一个混合的东西，从最初开始，就是纠缠在一起了。等到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就同样的加入了人类行为之中，变成了人类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人类不再能摆脱他自己造下来的一些业，造下来的一些因，必须要拿这些因放入他四周围自然环境和自然遭遇里面，作为一个新的向度。人类创下了这许多业，创下了这许多因，人类在将来作决定的时候，要考虑到这许多过去的业，这许多过去的因，决定自己新的果和新的缘。这些因和缘已经无法避免，人类也不必避免。可是人类仍经常不断会有自己的意志，会有自己新的决定加入总和。人类自由意志的运用，不是在反抗或是取消历史造成的一些条件，因为历史也并不能够作为人类行为的唯一条件。除了历史因素以外，人类还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的。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在这许多因素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图片中，选择他自己的某一种方向。每一个人做他当时当刻应做的选择，群体的大决定就是这许多个别决定的总和，而这些总和又变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变成了下一代要做决定时必须考虑的一些因素。人类究竟有一半是自己的主人，另一半的主权则属于过去的祖先，或者说，他过去的自己。他为自己播种，他也为自己收获；播种时他有某种程度决定权，收获的时候也有某种决定权。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历史上所谓自由与决定两者亘古未决的争辩之中，一个比较适当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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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一点演变下去，我们可以不必再有更深的讨论，就可以自然的引导到一个所谓历史有没有定律这一个问题上。既然每一代的人类，每一个个人都应该有一些自由决定的意志，也常常有这种自由决定的意志，那么我们不能盼望人类的历史是遵照着某种决定的方向、规定的路线进行，也就是说：寻找永远有效的定律是徒劳的。我们习惯上认为太阳会从东方出，可是也未尝不可能在某一天，忽然太阳系到了结束的时候，太阳不再从东方起来。那么我们认为太阳从东方出这个定律，事实上只不过是许多事件屡次出现的叙述而已，这个叙述本身具有一种启发性，可并不具有约束力。假如我们要在历史上追寻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我们就必须要假定历史是有决定性的，是有某种决定力量的。可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事实上并不存在于某一个来源，或者某一个方向。那么我们也就不容易指望有这么一种历史的公式，让我们预见将来一定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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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既然不能有一个公式，那么历史岂非不再是科学了吗？把科学假定为寻找公式、寻找定则的一种思考方式，是一个错误的定义。事实上科学应该只是一种合理的思维，系统的思维。在历史的研究上，系统的思维和合理的思维是照旧存在的。我们要有系统的在过去演变的许多事实中间，想办法探索出那些因和缘，排除自然或者其他人力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看一看人自己造成的是一些什么？而自己造成的这些因素，又影响了些什么？也就是说追溯这些因和果，它们中间的一些支配的形态和发展的形态，但是并不就说这种支配与发展的形态必定会造成某种定理或法则。在我们讨论到因与果的变化形态及配合形态时，还必须要记取前面我们讨论因果关系时曾提到的论点：人类的行为是连续的，人群是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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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既然只是人类行为的总记录，在这中间截取某一段或孤立某一段作为一个单元，从事史学研究工作者具有很大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恐怕不是单单“兴趣”一词就可以说明的，我们不能够说我喜欢拿某一件历史事实切成这么一个单位，或喜欢拿某一个战争中间这几个小时作为一个单位；若有人竟如此想，那便完全是一种如意的想法，或是无谓的强辩。在切取这种单位，拿几种事情，拿一个时间的长度作为某一件事情的单位时，我们又往往必须考虑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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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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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〇 关于时势造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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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俗话里面，我们常听见有人说某某人是落后了，某某人是超过他的时代。这种语气隐含着一个意义：某一个时代有它特定的因素，而这个人居然能脱开了这个时代。更常见的句子还有：某某事情是必然的，时势造成了如此；或者，这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说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历史上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与人类的自由意志是在史学上争辩不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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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人—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历史论派—认为无所谓人类的性质，只强调人类的历史，一切人类的作为，事实上都决定于他过去的总和，也就是过去的历史的总和，这个历史的总和就决定了人的一切作为。这种历史学派是近两世纪来的产品，可是它的渊源可追溯到神的意志的不可违抗，追溯到西方基督教教义最盛时，中古时期上帝的城的降临是不可免的命运，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避免这个已决定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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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学派的发展，可以说是从同一个根源来的，也就是现在一种逃避与消极的、被人误称为存在主义的思想。在存在主义的思想之下，过去没有意义，未来也没有意义，人类并没有活着的价值，人活着只是拖下去。严格讲起来，从存在主义真正的定义看，这种说法颇有加以商榷的余地，可是不幸这种思想在今天各地相当流行，在今日的台湾，这种存在主义思想也是相当流行的。他们认为人类只是历史下面一个很可怜的生物，人自己很少有可以做决定的地方，也很少有可以由他自己发生影响、发生作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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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可以说也主张历史是已经命定了的。这一派中有很多分支。譬如说，唯物史观的一派，认为物质和生产工具决定了人类演化的阶段，没有一个进化的阶段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最后一个阶段，在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否定了许多个人因素，认为一切人类的历史，不管是哪一种国家，哪一种民族，哪一种文化，都要遵循着一定的轨道去走，没有一个人可以跳出这个轨道之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地理是决定的因素，于是将历史的情况都归结到地理的条件而解释之。这种所谓归结于某一个原因的学派，为数是很多的，我们现在不容易一个一个的来细说。对于历史学上的种种学派，可以由商务印书馆丛书中一部西洋史学研究法的书去讨论，我们现在不用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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