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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历史决定的学派是所谓循环论。循环论者如Spengler那种用生物来比较的学派，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假若人类文化有生命的过程，假若生命的过程类似一个生物体的话，过程中间还必然会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例如新陈代谢或者别的自然的条件，影响到他的生命过程的长短与休咎。在一种文化或者一个社会，生老病死就只不过是一个现象，正如同任何一个生物体，生老病死只是一个现象，决定现象的必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方是解释变化的造因。也就是说循环论派只是提供我们一个现象的观察，事实上并没有提供我们一个答案。所以在循环派最近的一位大师汤恩比的理论里，有些文化是要死亡，有些文化是要重生，有些文化是要僵固在那里，有些文化要夭折，而有些文化要融入其他的文化成为其中一个支派。这一论点已根本的改变了历史决定论的论调，而加进了“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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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 史学与其他学科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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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开始注意到文化的问题，例如最近有不少史家借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讨论正在形成中的全世界文化以及各文化如何在各处逐渐成形，还讨论在所谓近代化的过程中，文化转变怎样影响到本身具有特性的各个地方文化。在讨论这些资料时，不仅要讨论社会现象，同时还要顾虑到经济的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如何；过去的文化背景对于适应方式有何影响以及各地观念形态又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组织与适应的能力。凡此种种，本来是列入许多不同科目的课题：变成了统一在历史总题目之下无法分割的人类现象的各部分。我们拿这些现象列入一个讨论人类过去活动总记录的总图表中的各部分，而不作为分割成许多个别单独的现象来讨论。这种全盘性的讨论是近来历史无法避免的趋势。在讨论这些事时，过去大家对英雄人物的注意不免减轻了。个人的因素在历史演化的比重上虽然减轻了，但这并不是说个人行为，尤其领袖人物的行为，就完全存而不论了。相反，这种个人行为也往往在史家所需注意许多因素之中；不过，史家不再把个人行为作为唯一应当注意的对象。历史到此地步，范围就比以前更加扩大了许多，而范围的扩大，也使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同时也使所谓史料的定义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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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知识单纯记载一孤立历史事件时，历史学似乎并没有和许多其他学科发生关系的现象，至多历史是与文学有较大的关系而已。历史学始终在人文科学之中居一席地。这一席地，常是以文载史的。换言之，一支文辞优美的彩笔及其驾繁御简的表达能力，都是史家必须掌握的工具。因此中国史学评论家对于史笔一向是非常注意的。这并非仅因史笔良好的人，会将一件极繁复的事，很清楚地记载下来，更因为一支史笔能把一件事描述得娓娓动人，而不是枯干的流水账。显然地，我们在史学著作中看到不少良好的文学著作，甚至有些著作，与其说是历史作品，还不如说它是文学的创作。史家应用文学家的想象力、同情心和史料，使过去了的古人又重新活在他的笔下，甚至让古人说出话来，说出一些史家认为他应该说的话。在中国史书中，《史记》的《项羽本纪》有如此动人的描述。希腊史学家笔下的帕里克里斯（Pericles）也对群众说出具有永恒价值的葬词。这种传统直到今日还始终列为史家重要修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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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逐渐地，文学不是史家唯一的工具，史家必须开始掌握其他知识。当外交史开始成为史学的重要课题时，史家开始注意到战略地理；当经济成为历史所关切的课题之一时，经济上的一些现象就不容史家自居门外汉，史家不得不向经济学家请教，借用一些经济学上的理论，设法了解物价涨落、货币交换的现象，以及国际贸易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史家若要避免一种粗糙的假说，就不得不从经济学本身获得一些方法去找寻它们。相同的，历史包括社会史时，社会学上关于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与阶层的流动，人与人间的关系，都不再是史家自己能独力去发现的东西，而必须要从社会学家获取这方面的帮助。在文化成为历史的重要课题时，文化人类学上许多观念，如文化的借用，文化的改变，文化的发展，都成为史家不能独力寻找解答的一些工作。史家必须向文化人类学家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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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说，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都曾以某一个地区、某一个人群作为一个静止的研究现象。换言之，这三个学科在起源时，往往只把一个地区的人类做一个横切面的观察，研究横切面里各部分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讨论一个很短时期内所呈现的一些现象。只有专业的经济史、社会史才具有某一种时间深度的感觉。可是在他们的园地中，时间的深度往往只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事实上，历史如作为人类的全部总记录来说，可把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关切的园地增加无数倍，使得许多过去的史实也同样地作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讨论的对象。假定各学科主要的目的是要寻找人类经验中能应付各种事件形态与各种发展的可能形态，则历史由于其记载之长，由于各地区各民族记载之多，使我们可以在人类经验上寻找出许多现存事件上找不出来的一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对于了解人类整个的适应能力与发展方式，是有很大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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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人类思想时，当然，哲学、神学的观念对于研究历史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历史也不能不向哲学、神学这类学科去寻找观念与名词来说明与解释一些思想史上的问题。就另一方面说，思想史上的史料也可给哲学家和神学家极大的帮助，使他们知道为何某一个思想家具有这种形态的观念。而同样地由于有了历史深度才使哲学家知道某一思想是否具有影响力，或影响力的限度。不过，我们须注意哲学家所讨论的往往只是思想家本身，而史家讨论思想时，需要注意这个思想家对当代与后世的影响。史家注意结果，而不仅仅是注意思想家的个人思维方式。但是思想家如何产生这种思想，倒也是史家所必须注意的，因为其中包含一些哲学家所忽视的社会背景或者当代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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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史家又从心理学找出一些新的题材：有不少历史记载，在过去被认为是历史的真实或近乎真实的描绘，在今天，我们会发现，这些记载告诉我们真实事件的程度远不如心理学上告诉我们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之多。在这种情形之下，若无心理学家来帮助我们，史家便无法了解某人对某些情况，他的反应是这种，而另外的一些人对同样的情况反应是相反，甚至于同一种人对于同一类型的情况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于是史家要仔细调查历史人物的婴儿期与成长期中个人的遭遇，看它是否影响到这些人物个性的某些特点。我们也开始发现是否有某些社会制度，或某些观念形态，事实上成为某一个人群共同的期待和恐惧，共同的心理状态。若有的话，也可以帮助史家了解纯粹从历史本身无法懂得的问题。举个例子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与大战中，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并不能从历史本身去找，而必须从迁怒心理的过程中去找解答。史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逐渐了解为何某一时期的有些人群会有特别强烈的国家主义，而特别强烈的国家主义使这群人在他们从事国际活动的决策时和国内政治选择时，造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因素。同样地关于历史人物的记载，也可使我们获致研究心理形态的资料。有许多列传与其说是真正个人行为的记录，毋宁是提供了探讨心理因素的资料。例如二十四史中某些列传中，往往有些记载者本身赋予行动者以一种特定形态与行为的方式；于是这记载所代表的并非完全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心理的形态。所有正史中的奸臣，似乎都如出一辙。许多英雄人物或名将名臣的作风和行为，有部分出于有意模仿，不过也有些是史家无意中特别配出的面谱，以致某一类人，就应该具有某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传记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在某一特定的文化，特定的人群之中，对于性格的分类究竟有哪几类？这也是历史可以帮助心理学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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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前面所说的，各学科对历史的帮助以及历史对各学科的帮助，在过去都不被人注意。今天我们可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他即使并非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他也需要或多或少的了解别人所说的是什么名词：这些名词与名词的涵意，能使史家获得某种观念，而使史家了解一些本来可能不表现独特意味的事件，也可从事件中勾引出一些过去不曾注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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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辅助历史的学科，是统计量化的方法。在过去史家需要优美的文笔来记述各件事，并不需要用数量来表示某种倾向，某种趋势。在现在，尤其是自从经济学变成历史重要的姐妹学科以后，如何把散乱的资料，用统计的方法使它们表现出一种线索；除了可引证的史料外，如何把散乱在各处字里行间的材料集结在一处，表达一种趋向—这些统计知识与技术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重要工具。统计资料可使我们知道国家财富的增加或减少；某国与另一国，某一地区与另一地区之间经济生活上的依赖关系。我们也可以由此看见某一地区，他们的领袖人物的出身是由哪种特定阶层出来的；也可看见某地区，某人群中，他们阶级界线的严密程度，换句话说，从这个阶级进入另一个阶级是容易或是困难。再譬如说，我们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在若干年内，某一地区的人口是急遽增加或逐渐增加，这些增加是史学工作者所必须注意的现象。没有这些统计的方法，我们无法了解现象的存在与现象的性质，更不必谈分析现象。我们可用证实的统计来核对叙述，看在叙述中的形容描绘是否有夸张，抑或仅代表普遍现象中的一部分。举一例来说：假定有一个叙述资料告诉我们物价数字的高涨和低落，或各种货品的价格为如何，假定无其他统计数字来比较，我们无法知道其贵贱是用什么尺度来说明的，也更无法知道他讲的物价是代表一般物价，或是漫天讨价的价格，或是落地还钱的便宜杀价。没有这种核对，我们无法了解那时的普遍现象，也就缺少准确的基线来作为观察变化的标准。我们必须要有一条基线，配合这条基线方能探讨变化。历史既然是观察变化的学问，则寻找这条基线当然是我们的重要工作。统计学是寻找综合数值与平均数值的学问，统计学在这一方面对历史有极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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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自然科学对史学也有帮助。物理学上定年的方法，生物学上花粉指数的勘定，植物的年轮，土里的氟元素的存在量，这些都成为年代学上重要的依据。从兹，历史年代才有一绝对数字的可能：历史年代才不仅可根据书写文字去加以猜测，而且更可从历史物件本身得到它自己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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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说来，今天的历史家所掌握的工具如此繁多，如此复杂，没有一个史家有信心在他有生之年会拿所有这些工具做纯熟的使用，或获得完全的了解。今日的历史工作变成了集体的工作，需有许多人的互助和合作。今天的历史不再是一个人在书斋中，一支笔几本书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今天的史学必须大家分工合作，各人分担一部分任务，经常交换意见，互相讨论，互相研讨各种观念，互相提供材料，使得不同学科的专长能配合补充，为人类活动的总记录寻找更确实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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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 如何判断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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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大堆茫无头绪亦无限界的历史事件中，只有若干件是值得史家撷取作为描绘简笔画的资料，以表达接近历史真相的要点。在找出这些事时，应该有标准，这个标准也就是史事的重要性。那么史事重要性的标准又在哪里？一般人把重要性与名声混淆一起，以为某一著名事件就是重要的。其实，人的名声可分生前与死后之名，往往有些人生前享大名的，死后默默无闻，也有些人生前不被人知的，死后享有大名。历史事件与此相同。不过仅以名声为重要标准，似乎往往造成错误。因为当时著名之事并不见得对当时具有真正的意义。今天无数少男少女为“披头士”（The Beatles）而疯狂，少数电影明星可造成交通断绝，一二件丑闻可颠覆内阁，这些事在当时是众所瞩目的，但以后是否还那么重要呢？死后之名，也并不完全等于重要性，而后世认为著名的事件也不一定具有历史的重要性，固然二者之间常有关系。举例来说吧：耶稣在生前是默默无闻，然在今天却拥有几亿信徒。造成这个重要性的，并非仅仅靠耶稣本身，而是由于基督教教义；真正使教义具有影响力的又是圣保罗而非耶稣。由这个例子来看，名声并不一定等于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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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人是以某一历史事件造成的后果作为重要性的判断标准。可是后果离造因的史实之间的距离究竟该多长多远，常为使人困扰的问题。往往，某一史事在一个短时期内造成一巨大的影响；紧接着第二个时期，影响却已消失。因之史实的重要性必须受史家所挑选的时代而决定。假若挑选第一时期，则某些史实的重要性很大；若挑选第二时期，同样的史实的重要性就减弱了。在艺术史上这是极普遍的，一时风行的作风，可决定艺坛或文坛的风气达数十年或百年之久。然而时间一过，则完全消失了。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革命也是一个明例，许多革命与变乱在当时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局面，可是具有久远影响的革命，究竟有多少？克伦威尔（Cromwell）的革命在他死后几十年内，一切影响几全消失，英国又变成了旧日的英国。英国后世的民族发展与克伦威尔革命留下的关系甚少，这种影响的曲线发展使历史家选择时面临一大难题，大多数史家会将长期与短期的影响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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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历史的重要性，还有一难题，即足够的与适当的史料是否存在。在二千年前的中国思想形态并不因甲骨文是否为我们知道而改变其根本的重要性。可是在甲骨文出现前并没人知道在公元二千年前的制度会影响到后世如此之大。汉谟拉比（Hammurabi）的地位在世界法制史上并不因史家是否认识楔形文字而有改变，可是直等到《汉谟拉比法典》被楔形文字专家翻译出来，人类法制史上这事的重要性才被确立。与史料存在或不存在相似的情形是当时人对某一件事的认识与不认识。人类知道使用纸，是件大事；人类知道使用火药，亦为大事。但在近代以前，并无人注意到《汉书》中关于纸的记载，也无人注意到宋金战役中火药的使用。直到最近我国中学历史上才列有祖冲之的名字，然而还是把他列入奇怪器具的发明人；很少人记得祖氏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精确圆周率的人。必须等到人类对文化工艺的认识逐渐重视时，这种被遗忘的人物才会被列入历史上最重要英雄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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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史事的重要性，有些人以是否造福于人群作为标准。发明盘尼西林者造福人类大极了，未使用盘尼西林之前，人类死亡率很高；发明原子弹之事，适得其反，一弹之下，死者千万。两者的重要性却难分轩轾。假如纯粹为抬杠的话，我们仍可继续追问：盘尼西林的发明，使死亡率减低，人口加增；原子弹杀害生命，论万亿计数，然而原子弹炸时，也挽救因了战争延长而可能丧失的无数生命。在此提这两件事，其实并非完全无谓的“抬杠”，我们的目的在说明任何价值性的判断，仍不足以为历史事件重要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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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历史的重要性可用一种无形的实验作为判断的工具。举例来说，如某一事件发生的话，则造成历史某些后发事件，如这一事件未发生，则无后发事件可言。如此至少可了解某一特定历史事件与其后发事件是有关的。如后发事件是史学家所选择的范围以内的课题，则先发事件在课题上是具有重要性的。在无形实验运作时，史家必须借着同类事件比较，同时也需要知道某一特定范围之中的史料性质，如此才能从特定范围内发展研究，才能用相似之间的孤立来讨论某事件，以观察某事件的存在与不存在，是否使后发事件产生某种地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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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必须警觉，同时期一些事件相互之间往往不易分离，不论文化各部分，史实各部分，或人群各部分，总是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孤立某史事之过程，本身并不是必然的可造成一个事实独立的单位，可让我们做一个清楚的观察；而且想象已发生之事是比较容易，想象未曾发生之事，就比较难了。因此，这种所谓孤立某一事件的工作方式，只有导致某些相对的结论，等到若干个相对结论配合对勘而彼此间无矛盾时，这种相对的结论，才具有准确度比较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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