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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辅助历史的学科，是统计量化的方法。在过去史家需要优美的文笔来记述各件事，并不需要用数量来表示某种倾向，某种趋势。在现在，尤其是自从经济学变成历史重要的姐妹学科以后，如何把散乱的资料，用统计的方法使它们表现出一种线索；除了可引证的史料外，如何把散乱在各处字里行间的材料集结在一处，表达一种趋向—这些统计知识与技术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重要工具。统计资料可使我们知道国家财富的增加或减少；某国与另一国，某一地区与另一地区之间经济生活上的依赖关系。我们也可以由此看见某一地区，他们的领袖人物的出身是由哪种特定阶层出来的；也可看见某地区，某人群中，他们阶级界线的严密程度，换句话说，从这个阶级进入另一个阶级是容易或是困难。再譬如说，我们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在若干年内，某一地区的人口是急遽增加或逐渐增加，这些增加是史学工作者所必须注意的现象。没有这些统计的方法，我们无法了解现象的存在与现象的性质，更不必谈分析现象。我们可用证实的统计来核对叙述，看在叙述中的形容描绘是否有夸张，抑或仅代表普遍现象中的一部分。举一例来说：假定有一个叙述资料告诉我们物价数字的高涨和低落，或各种货品的价格为如何，假定无其他统计数字来比较，我们无法知道其贵贱是用什么尺度来说明的，也更无法知道他讲的物价是代表一般物价，或是漫天讨价的价格，或是落地还钱的便宜杀价。没有这种核对，我们无法了解那时的普遍现象，也就缺少准确的基线来作为观察变化的标准。我们必须要有一条基线，配合这条基线方能探讨变化。历史既然是观察变化的学问，则寻找这条基线当然是我们的重要工作。统计学是寻找综合数值与平均数值的学问，统计学在这一方面对历史有极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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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自然科学对史学也有帮助。物理学上定年的方法，生物学上花粉指数的勘定，植物的年轮，土里的氟元素的存在量，这些都成为年代学上重要的依据。从兹，历史年代才有一绝对数字的可能：历史年代才不仅可根据书写文字去加以猜测，而且更可从历史物件本身得到它自己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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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说来，今天的历史家所掌握的工具如此繁多，如此复杂，没有一个史家有信心在他有生之年会拿所有这些工具做纯熟的使用，或获得完全的了解。今日的历史工作变成了集体的工作，需有许多人的互助和合作。今天的历史不再是一个人在书斋中，一支笔几本书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今天的史学必须大家分工合作，各人分担一部分任务，经常交换意见，互相讨论，互相研讨各种观念，互相提供材料，使得不同学科的专长能配合补充，为人类活动的总记录寻找更确实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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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 如何判断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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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大堆茫无头绪亦无限界的历史事件中，只有若干件是值得史家撷取作为描绘简笔画的资料，以表达接近历史真相的要点。在找出这些事时，应该有标准，这个标准也就是史事的重要性。那么史事重要性的标准又在哪里？一般人把重要性与名声混淆一起，以为某一著名事件就是重要的。其实，人的名声可分生前与死后之名，往往有些人生前享大名的，死后默默无闻，也有些人生前不被人知的，死后享有大名。历史事件与此相同。不过仅以名声为重要标准，似乎往往造成错误。因为当时著名之事并不见得对当时具有真正的意义。今天无数少男少女为“披头士”（The Beatles）而疯狂，少数电影明星可造成交通断绝，一二件丑闻可颠覆内阁，这些事在当时是众所瞩目的，但以后是否还那么重要呢？死后之名，也并不完全等于重要性，而后世认为著名的事件也不一定具有历史的重要性，固然二者之间常有关系。举例来说吧：耶稣在生前是默默无闻，然在今天却拥有几亿信徒。造成这个重要性的，并非仅仅靠耶稣本身，而是由于基督教教义；真正使教义具有影响力的又是圣保罗而非耶稣。由这个例子来看，名声并不一定等于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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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人是以某一历史事件造成的后果作为重要性的判断标准。可是后果离造因的史实之间的距离究竟该多长多远，常为使人困扰的问题。往往，某一史事在一个短时期内造成一巨大的影响；紧接着第二个时期，影响却已消失。因之史实的重要性必须受史家所挑选的时代而决定。假若挑选第一时期，则某些史实的重要性很大；若挑选第二时期，同样的史实的重要性就减弱了。在艺术史上这是极普遍的，一时风行的作风，可决定艺坛或文坛的风气达数十年或百年之久。然而时间一过，则完全消失了。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革命也是一个明例，许多革命与变乱在当时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局面，可是具有久远影响的革命，究竟有多少？克伦威尔（Cromwell）的革命在他死后几十年内，一切影响几全消失，英国又变成了旧日的英国。英国后世的民族发展与克伦威尔革命留下的关系甚少，这种影响的曲线发展使历史家选择时面临一大难题，大多数史家会将长期与短期的影响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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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历史的重要性，还有一难题，即足够的与适当的史料是否存在。在二千年前的中国思想形态并不因甲骨文是否为我们知道而改变其根本的重要性。可是在甲骨文出现前并没人知道在公元二千年前的制度会影响到后世如此之大。汉谟拉比（Hammurabi）的地位在世界法制史上并不因史家是否认识楔形文字而有改变，可是直等到《汉谟拉比法典》被楔形文字专家翻译出来，人类法制史上这事的重要性才被确立。与史料存在或不存在相似的情形是当时人对某一件事的认识与不认识。人类知道使用纸，是件大事；人类知道使用火药，亦为大事。但在近代以前，并无人注意到《汉书》中关于纸的记载，也无人注意到宋金战役中火药的使用。直到最近我国中学历史上才列有祖冲之的名字，然而还是把他列入奇怪器具的发明人；很少人记得祖氏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精确圆周率的人。必须等到人类对文化工艺的认识逐渐重视时，这种被遗忘的人物才会被列入历史上最重要英雄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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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史事的重要性，有些人以是否造福于人群作为标准。发明盘尼西林者造福人类大极了，未使用盘尼西林之前，人类死亡率很高；发明原子弹之事，适得其反，一弹之下，死者千万。两者的重要性却难分轩轾。假如纯粹为抬杠的话，我们仍可继续追问：盘尼西林的发明，使死亡率减低，人口加增；原子弹杀害生命，论万亿计数，然而原子弹炸时，也挽救因了战争延长而可能丧失的无数生命。在此提这两件事，其实并非完全无谓的“抬杠”，我们的目的在说明任何价值性的判断，仍不足以为历史事件重要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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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历史的重要性可用一种无形的实验作为判断的工具。举例来说，如某一事件发生的话，则造成历史某些后发事件，如这一事件未发生，则无后发事件可言。如此至少可了解某一特定历史事件与其后发事件是有关的。如后发事件是史学家所选择的范围以内的课题，则先发事件在课题上是具有重要性的。在无形实验运作时，史家必须借着同类事件比较，同时也需要知道某一特定范围之中的史料性质，如此才能从特定范围内发展研究，才能用相似之间的孤立来讨论某事件，以观察某事件的存在与不存在，是否使后发事件产生某种地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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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必须警觉，同时期一些事件相互之间往往不易分离，不论文化各部分，史实各部分，或人群各部分，总是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孤立某史事之过程，本身并不是必然的可造成一个事实独立的单位，可让我们做一个清楚的观察；而且想象已发生之事是比较容易，想象未曾发生之事，就比较难了。因此，这种所谓孤立某一事件的工作方式，只有导致某些相对的结论，等到若干个相对结论配合对勘而彼此间无矛盾时，这种相对的结论，才具有准确度比较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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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 如何应用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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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史家看来，可说没有一件带有人类汗泽的资料不是史料。所有经人所触过的资料，皆可变成为说明一部分事实的史料。其情况相当于侦探侦破一个案件应用一切可以到手的证据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史家不再斤斤较量于哪一件史料是真实，哪一件史料是虚假。即使是虚假的资料，仍可用于说明资料创作的那个时期，一方面表达了伪造者的本身的时代，另外一方面，表达伪造者的本身的时代所看到的另外一个时代，也就是说另外的一时代变成了伪造者所处时代的反应与写照。伪造某一件书籍本身就代表了伪造者当代所面临的问题，假如没有教皇的力量在中古的发达，则中古时期似乎无需伪造所谓君士坦丁的伪诏书；假如没有魏晋以下新传统的寻求，在魏晋时代用不着再发现所谓《古文尚书》。凡是人想要造假，这些假是具有特定目的的。在这种条件下，可使我们了解伪造的动机，反而说明伪造者当代的情形，使得史家获得一批新的真实史料。这些真实史料在过去是不被人注意的，因为在过去总是把伪造史料搁置一边，认为那是假的，不再理会它了。在今天，甚至于二手、三手或转抄的材料也就构成了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好史料，因为后世可从整理二手、三手史料了解经手人编辑的方法、注意的问题及采取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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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今天我们仍同样需要有辨别史料的能力。过去考证工作对我们仍有极大的用途，但今天的史家不再把某一史料完全分别剔除置之一边，而是把某一史料放在它应该有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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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这几种史料可作为一单元来处理之外，还有许多不成单元的史料，需要借用统计方法或其他方法，使哑巴史料说话。假定一个地名存在于一地图上，其本身并不说明任何意义，它不能成为一种史料。不过，当许多地名出现在许多的地点时，拿这些散乱的地名，归结成为有系统的几个范畴，地名就变成了一种史料，使我们了解其中的意义：知道这些散乱的地名，事实上，也许代表了移民的路线、交通或生态学所说的区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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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为了某一目的而记载的某些事件，在今日可以被打散了作为其他的用处。二十四史的纪传，本来是用于记载史事及人物，可是今天我们可从二十四史的本纪列传搜集许多各种类型的资料，而整理出中国史上有关经济、社会或思想的资料。虽然很多正史之中有“食货志”或接近“食货志”的专章，有接近社会制度的所谓典章文物的记载，而所有这些记载与我们在各个列传、各本纪去搜集到的相比，前者材料反倒贫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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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我们所说的史料并非从史料本身说明他本身有何意义，今天的史料范围要广得多，要包括历史本身没有说明的材料，以及无意之中保存下来的材料。如何使这些材料说出话来，以及如何使这些材料归并在一起，这便是史家所需注意的问题与学习的方法。有许多方法可从辅助科学得来；在史料判断方面，史学也需辅助科学的帮助。举例言之，钱币、图章，这类东西可帮助我们了解过去许多事情。钱币可说明经济的发展，图章可说明许多制度上的改变，这两者如要断定它们的年代的话，除了它们自己所说明的年代以外，冶金学与古文字学都可帮助我们更肯定的确定它们所存在的年代，让我们了解这些材料是属于何时期，也就说明这个材料对于那一个时期的历史具有意义。另举一例来说，语义学可使我们了解何种语言具有何种象征，这象征说明了隐譬的语言究竟是表现哪一种心理状态，哪种期望与感觉。又譬如说，语言学可使我们对于各种相近语言之间的血缘关系建立起一种亲缘谱系图，帮助我们了解种族与种族间有何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究竟又经过多少演变才分化成多种多样不同的语言。这些例子也是在书写之中无法得到而形之于文字以外的材料。无可避免的，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要使用到一些新的工具，于是他也就面临了一些很困难的工作，他必须是一个侦探，不轻易放过证据，用这些证据来说明一个时代，使得每一件好像不相干的东西都有时间序列上的安排。许多零碎事物的配合，往往会使史家看出过去未曾见过的历史现象，再加上时间序列上的安排，往往也会使史家获得现象在不同的时间发生而产生演化的假定。所以今日的史家在工作上比过去要繁难得多，在材料上比过去丰富得多，在精神上，由于有更多和更丰富的材料，面临更多的挑战而获得更大的满足与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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