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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候补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上的”能力，为了检核此点，求职者须经过考试，或其他相似的方式；而任职者必须经过委派或任命，以异于选举出来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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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任职者支领薪水，通常是用当时通行的货币或其他代用品支付，以别于“食邑”报酬。任职者也可以有自行请辞的权利，以异于世职及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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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职位是专业的，任职者通常不是业余的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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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任职者以其上官的考绩而得到按照一定程序的陟黜，以为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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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任职者并不是职位的所有人，职位高低也不能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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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整个系统中有一定的监督、指挥与控制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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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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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五 以韦伯“官僚制”的定义考察战国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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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晚季，以至战国，封建解体，列国竞争日烈，政权须应付的问题日烦，于是专材日见重要，管理也日渐严密。古代中国以此由宗族父权式权威转变为君主式的约定权威。在约定权威之下，职务的分配、俸禄的给付、升黜赏罚、职级品秩、督察计核，均逐渐发展；地方政府也渐以中央代理人的地位，取代了半独立的小型中央。这些似乎就是古代中国官僚制度的若干性质。至于人材登庸的制度化、各部分职权的明确划分与制衡、档案与法典的正式化，都有待于秦汉以下各时代的演变，在古代中国，官僚制度不过是一个雏形。韦伯（Max Weber）的“官僚”定义，用中国古代的制度来考验，可以看出其有用的程度。战国的官吏，并不完全是自由的，即使可能比较秦汉以后的官吏多一些“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自由。官僚的结构，越到战国后期，可能越近于整齐，越有组织。职务的分类也和专长观念相配合，但是特定的资格，却从未成为中国官僚制度的实际要求。战国只有一些较粗浅的分类，殆及汉代以后，中国的官员始终是通才主义大于专才主义。考试，在战国只是考察试验，前者同于汉代的三年以考殿最，后者同于汉代真除以前的试职：都还说不上现在所谓考试二字的意义。战国虽然已有了金属货币，并且在交易行为中普遍使用，很奇怪的，战国官员的俸给，似乎仍以实物—粮食—为主要的给付媒介，也许战国时代列国货币单位的杂乱，影响了币值的稳定，使金属货币不能担任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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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官员的专业性及职位不归任职者所有，都已是中国古代很明白的观念。可是中国自古以来，除秦始皇一度废除过宗室的贵族外，一直有皇亲国戚、宦官佞倖一类人物，构成了官僚组织外面的一层不合理因素。战国列国，以秦国之组织化，犹有穰侯；其他各国莫不有一些贵戚干政的现象，其故殆是强大的家族观念在作祟？这一点，使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发源甚早，并且一开始即臻于很复杂的地步，却始终不能发展为完全用能力及绩效来考核，完全用功能联系来配合的统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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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以采用考试制度与监察制度的发明见称于世，其渊源则当溯自战国时代法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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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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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六 战国政治制度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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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政制的背景，尤其要紧的是“列国的相互关系”、“封建的解体”、“货币经济与商业括动”诸题。此处只需将若干重要的节目点明，而且凡以春秋与战国作对比时，并不意味为两个时期间的制度有一突然转变的转捩点，凡所对比，都毋宁是各种特性最盛时的程度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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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要注意的，是春秋时代世卿制度的变化。本文作者曾经对此有过专题讨论，发现卿大夫的世家，自春秋中叶以后，数量逐渐减少。用数字来说明《左传》中所见强宗大族，由公元前572年至543年的二十三个，逐步跌到公元前542年至513年的十四个，公元前512年至483年的十三个，以至公元前482年至464年的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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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世卿家族的式微，大半都是互相并吞斗争的结果。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晋国各卿大夫家族的斗争：最先是狐氏的消失于政治舞台（公元前621年）；然后是三郤的一时覆灭；范氏又出头把栾氏赶出了晋国（公元前552年）；祁氏和羊舌氏在公元前514年覆亡，土地被韩、赵、魏及智氏瓜分了；二十二年后，范氏、中行氏也完了，最后，在公元前454年，韩、赵、魏又合力把最强大的智伯消灭。这一类的争夺，春秋各国所在多有，此处也无需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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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及战国之世，春秋的世家大族，除了少数变成诸侯，做了真正的国君外，几乎都已烟消云散，不再见于史乘。因此，春秋世卿的消失，在社会意义上说，是整个一个阶层的绝迹；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排列。若以政府组织的观点看，这些世家大族原占的统治阶层，应当有一些新的成分加以代替。他们的性质及职权，自然都不同于世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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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要讨论的背景，是战国国家性质与春秋诸国性质的不同。春秋初期和中期的各个封建国家，一级一级分封，所谓“侧室”、“贰宗”，把全国切割成无数的采邑，每一个大夫，都是采邑的领主，一身兼为地主和地方官。大夫私属的官员，主要是邑宰和总管家务的家宰，此外还有一些史官、祝官及管军队的司马。这些邑宰和管家，要掌握的地区不致很大，春秋的普通国家，如鲁卫之类，不过占今天二三县份的面积，而一个大夫的“邑”可以多达数百。据说管仲曾经削减过一位大夫的三百个封邑；一件铜器的铭文显示了一次赐邑二百九十九个的事；另一件铜器也提出了二百个“县”的记载。由此推想，每一个邑宰管理的区域大都异常小，其范围大致与普通的村落相去不远。邑宰的职务，在春秋末叶以前，恐怕也不过是监督徭役、收集仓储一类，性质上与管庄的庄头相去也差不多。因此之故，即使大封君的家臣—“老”，并不够资格转任小国家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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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及战国之世，分散的政治制度演变成七个大国及五六个较小的势力。每一个国家都有相当今日中原一二省的疆域，大国灭国多达数十个，兼有数圻，地域大了，规模便与小国寡民时不同。简单如运输各处缴纳的田粮，在数目大时，距离远时，也会变成很复杂的事。旧日管家庄头式的邑宰家臣，势须面临性质上的改变，改变成官员与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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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背景，是春秋与战国两时期列国间关系的不同。春秋时期多的是列国相砍相杀，多的是攻弱兼小，然而至少在理论上，华夏诸邦是一个家属的集团，所谓异姓是舅，同姓是伯叔，不为亲戚，即为婚媾。春秋的战争，虽有逐渐变大拖长的趋向，在大体上说，规模不算很大，战胜者也不为已甚。因此，春秋时代各国的竞争，并不如战国时代的竞争激烈。战国时代，号为战国者七，纵横捭阖，波谲云诡，在这种险恶的情势下，各国都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生存而斗争，一毫的差池，会影响国家的命运，于是各国不能不极度注意、合理的使有才能之士发挥力量。贵族政治有许多成分不算是合理的，例如以出身任官，以地位决定权力，战国时代的各国玩不起这一套花样。一个合于理性的治理机构，也许就该数到官僚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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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有关战国官僚制度的背景，是一群职业性文士和武士的出现。在孔子的时代以前，虽然平民的幸运者，也未尝不可能有若干机会进入统治阶层的较低层位，绝大多数的学者和武士是贵族，而贵族通常必须是文武兼资的，随着春秋社会的变迁，许多世卿大族失去了地位，原本附属于这些世族的“士”，失去了固有的职务，只好待雇于新的主人，他们的子孙，也许也从家庭教育获得了“士”的训练，然而不能像以前一般有所谓“定主”，于是构成一个近于游离的职业人士。最初，这一集团中的分子，大约以武士为多数。晋国的贵族栾氏，在政争中失败了，他家的武士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都逃到齐国去，变成了齐君的帐下勇士。这一个例证，不仅说明了“士”在春秋晚期的转移，由他们的氏名，还可以看出他们本来出自晋国其他贵族，如知氏、中行氏，这也恰可表示，庶孽子弟受雇于别的贵族，已是很普通的事。战国的官僚制度，须有一群有能力而缺乏本身社会地位的人士，这一群挟技以糊口于四方的人，自然正是各种政府职位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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