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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世卿家族的式微，大半都是互相并吞斗争的结果。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晋国各卿大夫家族的斗争：最先是狐氏的消失于政治舞台（公元前621年）；然后是三郤的一时覆灭；范氏又出头把栾氏赶出了晋国（公元前552年）；祁氏和羊舌氏在公元前514年覆亡，土地被韩、赵、魏及智氏瓜分了；二十二年后，范氏、中行氏也完了，最后，在公元前454年，韩、赵、魏又合力把最强大的智伯消灭。这一类的争夺，春秋各国所在多有，此处也无需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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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及战国之世，春秋的世家大族，除了少数变成诸侯，做了真正的国君外，几乎都已烟消云散，不再见于史乘。因此，春秋世卿的消失，在社会意义上说，是整个一个阶层的绝迹；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排列。若以政府组织的观点看，这些世家大族原占的统治阶层，应当有一些新的成分加以代替。他们的性质及职权，自然都不同于世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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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要讨论的背景，是战国国家性质与春秋诸国性质的不同。春秋初期和中期的各个封建国家，一级一级分封，所谓“侧室”、“贰宗”，把全国切割成无数的采邑，每一个大夫，都是采邑的领主，一身兼为地主和地方官。大夫私属的官员，主要是邑宰和总管家务的家宰，此外还有一些史官、祝官及管军队的司马。这些邑宰和管家，要掌握的地区不致很大，春秋的普通国家，如鲁卫之类，不过占今天二三县份的面积，而一个大夫的“邑”可以多达数百。据说管仲曾经削减过一位大夫的三百个封邑；一件铜器的铭文显示了一次赐邑二百九十九个的事；另一件铜器也提出了二百个“县”的记载。由此推想，每一个邑宰管理的区域大都异常小，其范围大致与普通的村落相去不远。邑宰的职务，在春秋末叶以前，恐怕也不过是监督徭役、收集仓储一类，性质上与管庄的庄头相去也差不多。因此之故，即使大封君的家臣—“老”，并不够资格转任小国家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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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及战国之世，分散的政治制度演变成七个大国及五六个较小的势力。每一个国家都有相当今日中原一二省的疆域，大国灭国多达数十个，兼有数圻，地域大了，规模便与小国寡民时不同。简单如运输各处缴纳的田粮，在数目大时，距离远时，也会变成很复杂的事。旧日管家庄头式的邑宰家臣，势须面临性质上的改变，改变成官员与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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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背景，是春秋与战国两时期列国间关系的不同。春秋时期多的是列国相砍相杀，多的是攻弱兼小，然而至少在理论上，华夏诸邦是一个家属的集团，所谓异姓是舅，同姓是伯叔，不为亲戚，即为婚媾。春秋的战争，虽有逐渐变大拖长的趋向，在大体上说，规模不算很大，战胜者也不为已甚。因此，春秋时代各国的竞争，并不如战国时代的竞争激烈。战国时代，号为战国者七，纵横捭阖，波谲云诡，在这种险恶的情势下，各国都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生存而斗争，一毫的差池，会影响国家的命运，于是各国不能不极度注意、合理的使有才能之士发挥力量。贵族政治有许多成分不算是合理的，例如以出身任官，以地位决定权力，战国时代的各国玩不起这一套花样。一个合于理性的治理机构，也许就该数到官僚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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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有关战国官僚制度的背景，是一群职业性文士和武士的出现。在孔子的时代以前，虽然平民的幸运者，也未尝不可能有若干机会进入统治阶层的较低层位，绝大多数的学者和武士是贵族，而贵族通常必须是文武兼资的，随着春秋社会的变迁，许多世卿大族失去了地位，原本附属于这些世族的“士”，失去了固有的职务，只好待雇于新的主人，他们的子孙，也许也从家庭教育获得了“士”的训练，然而不能像以前一般有所谓“定主”，于是构成一个近于游离的职业人士。最初，这一集团中的分子，大约以武士为多数。晋国的贵族栾氏，在政争中失败了，他家的武士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都逃到齐国去，变成了齐君的帐下勇士。这一个例证，不仅说明了“士”在春秋晚期的转移，由他们的氏名，还可以看出他们本来出自晋国其他贵族，如知氏、中行氏，这也恰可表示，庶孽子弟受雇于别的贵族，已是很普通的事。战国的官僚制度，须有一群有能力而缺乏本身社会地位的人士，这一群挟技以糊口于四方的人，自然正是各种政府职位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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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繁复与影响的重大，使君主不能不渐渐注意用人唯贤。封建制度的解体，也产生了待补之缺及一群等待补缺的人。然而待价而沽的观念，虽然在孔子时代已有了，但是更发达的商业活动，无疑可以使这一个观念更具顺理成章的环境。城市的出现，使人口比较集中，这一群待价而沽的游士，在挟技未售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寄生的场所，雇主也可以有一个较为集中的人材市场，从中挑选适用的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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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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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七 战国时国君地位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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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君是一国之首，然而在春秋时代的封建结构下，国君的主权似乎很有限。卿大夫们，在关系上是国君的宗亲昆弟，在身份上与国君相去不过一肩。在《左传》上因此有这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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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隶、牧、圉，皆有亲暱，以相辅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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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阶都只比次一阶高出一点点；国君的威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高出群臣之上。演变的极致，就是卫国的“政由宁氏”，只把宗教权力保留给卫君。鲁君的地位也凌夷不堪，到昭公时，鲁君已经四世不能掌握实权，昭公自己更是被逼出亡，老死客地。晋国也免不了被三家瓜分，晋侯反而必须向韩、赵、魏朝贡。齐、郑、宋诸国莫不曾有这个国君丧失主权于强臣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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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各国，大都是这种强臣取代了故主建立的，例如晋的三家，宋的戴氏，齐的田氏。这些国君曾经亲身经历过封建国君威权不足的局面：秦楚两国的王室，似乎仍然是春秋时代的统治者，然而他们看见春秋之世君权凌替的例子也够多了。因此，甚至在春秋局面将要闭幕前的俄顷，新兴国家的统治者，已经十分注意如何把威权维持在绝对的高度。据说，知氏围攻晋阳不下，解围之后，赵襄子赏赐五个有功的部下，而以一个名州高赦的居首，有一位大不服气的部下，询问赵襄子为什么把功劳不大的高赦居首功，赵襄子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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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之国危，社稷殆，身在忧约之中，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惟赦，吾是以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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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尊主的态度，正是绝对君权所必具的要件。法家的理论家韩非，特别说明这态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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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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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君主，在性格上有时可能是神圣的教主，或者不做事的“虚君”，如现在英王之例，也有时可能是实权集中的专制君王。战国的社会结构，与春秋不同，已经逐渐抽去了世袭贵族一层，剩下的只是君主与被统治者两橛，没有中间许多阶层的逐级分权。春秋时代的楚国，君权似乎比其他各国的君权为高。晋文初霸时，权力也当不小。战国的君主就变成了权力的唯一来源，与毫无权力的被统治者适成对比。雷海宗指出，战国的君主，虽然在血统上仍是古代的贵族，但在性质上已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势力，而仅仅谋求一人或一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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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性格，表现于战国行事者甚为彰明较著。战国最常见的是“裁抑世族，扩张公权”。于是勋旧宗室，在战国能屡代尊荣的，实在很少。说明这一现象最明白者，莫过于范雎与秦昭王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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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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