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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楚国令尹七人，其中一人为王子，两人为宗室昭氏。最多色彩者为吴起，出身平民，又是来自异国，但仕悼王至令尹，制定许多改革法案，其命运颇与卫鞅在秦相似。昭氏二见，知春秋世族遗风仍存在于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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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宰相：侠累，许异，申不害，张开地，张平，昭献，南公疾，樗里疾，韩珉，韩成，韩玘，暴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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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诸相，表中缺漏必不少；以目前所列而言，十二人中有四人为韩宗室。张氏父子相韩五世，然而除在《张良传》中见及外，殊未有别人提到，其详因此不得而知。张氏究为韩王室旁支，因避仇改姓；抑是晋国张氏之后，也不能有证据作评断依据。昭献和樗里疾都是异国的宗室。十二人中对韩最有贡献者是申不害，他的出身据本传则是“郑之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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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宰相：季成子，李悝，翟黄，商文，公叔，白圭，惠施，中山君，田需，魏太子，张仪，翟强，公孙衍，田文，魏齐，范座，信安君，长信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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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宰相列入此处者十八人，其中本国及外国的公子均有之。魏处四战之地，列强无不想拉拢魏国，掌握魏国；因之，魏国宰相人选每成各强国关心的问题。魏国王太子之成为宰相，即是平衡各国均势的一着。但无论如何，十八人中有九人是起自寒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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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宰相：子之，栗腹，将渠，张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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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纪事，在七国中最为简略，因此这里列出四人中的出身对我们都是空白一片。然而，前面之人似并非宗室，而最后一人则被秦国派遣来燕，当然更与燕王室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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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则将把春秋与战国的卿相略作比较。第一点，战国的卿相既无一定的任期，也不是终身职。春秋之卿，若不是中遭闵凶，被杀或被逐，大多在职终其身，或一直到他自愿退休归老为止。战国卿相更迭频繁，可看出国君权力大增，否则人主不能易相如此之容易；相对的，卿相权力大减，否则外国纳相不能成为两国结好的标准方式。第二点，战国卿相的来源殊为庞杂。有时是异国的公子，有时是周游列国的游士说客。二者都可能单纯的为所在国国君赏拔，也可能由其他国家推荐而纳入。生心外向的卿相自然不能在地主国生根；其中屡屡流动于各国间者尤甚。因此这种新形态的卿相并不隶属于任何一国的社会，也因之不能构成传统的阶级。第三点，除少数例外，七国卿相若不是国君最亲近的子弟姻亲，即是出身寒微、缺乏大家族作后盾的人。春秋时政治上具有决定地位的强宗巨室似乎绝迹于战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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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例而说，晋国的中军最初只是中军元帅，后来则成为执政。自公元前587年至543年间，中军十一人相当平均的分配于大家族内，栾氏一人，韩氏二人，荀氏三人，范氏二人，魏氏一人，中军的递嬗也似有一定的推移方式。能轮到的人早就可以知道他有轮到的一天。春秋卿相中无别国的公子（出亡而且无归国希望的公子不在此例），更没有周游各国的游士；他们的出处则大率出于少数家族。战国则事事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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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时期的分别甚明显，但变化也不起于骤然激变。到春秋时代本身已发生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化。以政治活动言之，公子集团由枢纽位置衰落，让位给势力逐渐膨胀的大夫集团，更集中于少数大家族手中。等到实至名归，权力和名义再度同属于一人时，新的君主就产生了。同时，贵族的人数在自相残杀的过程中也必然锐减。大夫集团及大家族数字的减少又正和士的兴起相配合。春秋时士为家臣为武士，战国的士即产生了不少大臣和将领。可是这些新型的大臣和将军并未像春秋的大夫一样构成传袭的阶级。整个战国时代几乎未见有春秋时代的那种巨室。若新贵没有填补旧有贵族的社会地位，而且连可以对应的家族也找不着，似可说，新的社会结构已经取代了旧有的秩序。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不能不引起（或缘于）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观念形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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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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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九 战国时君臣的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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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的君臣关系与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关系不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身份与地位，大都与生俱来，不易获得，也不能自动的放弃。国君若本来就未加任命，也因之就不能任意加以黜免。国君即使有心要按功劳定赏罚，恐怕也未必能办到，有之，也只是一些诉诸非常手段的政变，如晋侯尸三郤、鲁国图季氏之类。正常而制度化的方法，似乎未尝见于春秋之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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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及春秋末季，贵族之间有了极激烈的斗争，其中亡命坠氏的贵族及邦国，都有一大批一时无固定主人的“士”，流散各处，寻找新的主人，寻找新的职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斗争的贵族可以找到一批待价而沽的助手。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必须以这种情况来说明，方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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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春秋转入战国，这一个“士”的阶层，并没有因为旧有社会结构的改变而趋于消失。世族卿大夫的阶层由萎缩而终于不见，士的集团则在春秋末期本已活跃，更因一些外在因素而人数增加，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是学在私人，使一些过去不易有问学机会的人，也可以获得教育。教育家中无疑以孔子为巨擘，他的“有教无类”的政策，他的兼重个人修养与从政实务，使儒家的学者成为当时有实力人士争相罗致的对象。当世有势力的人向孔子询问弟子贤否的颇不乏人，包括鲁国当时实际的统治者—季康子。《论语》提到的二十二位弟子中，九个曾经担任过邑宰或其他职务。所以《史记•儒林列传》说：“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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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战国之世，出产这种有服务能力的职业“士”人者，除孔门以外，还有墨家以下的各家。很多战国士人的出身颇不堪问，《吕氏春秋》举了一些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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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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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各位大师门下求学的人，有很多是为了纯粹的求知欲望，甚至如颜渊一类，以至道为业的，但也恐怕有不少以学得出仕的能力为目的，孔子自己就曾感慨过：“读了三年书，而没有想到俸禄的人，实在不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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