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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仕为业的官员,显然与世卿不同,世卿与国休戚相关,君主既不能免他们的职,他们也不能辞职,君臣之间的关系因而比较紧张。战国的“异姓之卿”则不然,若是君臣合不来,颇不妨弃此他适。君臣之间既然可以如此,其关系遂发展为契约式的或交易式的,君臣之间因此有一种相报施的关系,《孟子》也包括了一长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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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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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关系支配了君臣的身份,君以爵禄作为货价,而臣以能力作为货品,臣若不能从国君得到货价,君也不用盼望臣子会尽力;反之亦然。实物的货价,或货币的货价,自然因其易于支付及没有附带权益两大优点,代替了封建政权下的封地采邑,这就是俸禄制度的起源。春秋末季,似乎已有支付俸禄的记载,例如孔子的弟子原思,曾经领过邑宰的禄入“粟九百”。而战国的吏俸似乎已有了石数的等级,至少燕国的官秩高下,是以石数为断,三百石(也许指岁入)应是中级的官吏。战国似乎没有用货币支付俸禄的制度,其流风下逮于西汉,官秩仍用石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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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以仕为业的官员,以俸禄为收入,与君主构成贸易的两造,关系建立在报施观念上。由此,战国的列国朝廷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官吏,他们将为专制君主做最适当的工具:有服务能力,却又可以随时罢黜;以俸禄换取服务,却可以免去占据封邑的弊病。这是一种新型的官僚制度,效率与忠诚于是代替了无法约束或改变的亲属与血缘。至少,君臣之间的关系单纯了,单纯得只剩雇主与佣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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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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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〇 战国时将与相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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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政府与春秋时最大的差别,是将、相的分离。“相”之为专用的官名,在春秋及其以前,远不及用作动词为普遍。以相名官,《左传》不过两见。将军的名号,始见于晋国中军元帅,六国以来,方才以将军为一切统兵大将的称号。春秋时代,不论哪一个国家,执政的卿也往往即是出征时的大将;公子、公孙及其他卿大夫,也入参国政,出统师干。平时揖让雍容,有事擐甲御乘。终春秋之世,找不出职业的统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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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及战国,君权既重,军政大权集中于王,国事丛杂,也若干倍于春秋时。于是权力分散的采邑管理方式,不复能适应战国的中央集权,在中央必须有一个总理一切的官员,所谓宰相。相官的建制,战国初有魏文侯择相一事,此后韩、燕、齐、赵、秦也各有相国、宰相或丞相;只有楚国始终以令尹旧名称呼其宰相。相的职任,应该是辅佐国君,监督臣僚,所以荀子给“相”职的定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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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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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定义看来,相权虽重,若不是有虚君制配合,有最高实权的君主不会长久保持任何人做宰相的。所谓“当则可,不当则废”,任何良相恐怕是早晚会因“不当”而废的。由于宰相须以其成就为去留,显然的,战国的宰相不能像春秋列国卿大夫,可以任终身职。另一方面,这个担任相职的人,往往是一个专业的政务官,较少由本身有其他身份关系的贵族担任。由这种专业人员的身份,其中有一部分也许会离此就彼,或离彼就此,换句话说,若干相位就由一些职业性的游任之士担任了。战国的相职也有由本国或异国的王子或近亲担任:若由本国王室的亲戚做宰相,却也难得构成几代的世家;若由异国的重臣或贵戚出任,任命大都出于外交的考虑,然而,容易想象到,他们未必真能掌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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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国的相职,或者缺乏实权,让国君自己做实际的执政者;或者即须是有能力而无背景的专业人士。两者都与春秋时代的世卿制度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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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到将帅一职。战国的战争远比春秋时代为复杂,举凡战略、战术、武器、训练,都有极大的改变,春秋时代的贵族武士自不能应付。职业性的武士,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战国更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战略家,如张仪、乐毅;了不起的战术家,如田单;大兵团的指挥官,如白起;练兵的能手,如李牧。这些专门人材,构成了战国将材的主要部分,他们的专业知识,不是一般的贵介公子能掌握,也不是普通的文士能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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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位战国曾经统兵的将军中,只有四人是公子(其中还有一位是自己夺得兵权的信陵君),一人是贵戚,六人是将门之子,其余十三人则或者出身不明,或者来自异国,后者也须依赖自己才能方得在客地占得一席,其困难也不下于出身寒微的人。于此战国的将军们似大多是有专长,或则有家学渊源,如秦国王氏、蒙氏及燕国乐氏。二十四人中,只有八人曾经在将军之外,担任过相职。然而,越是接近战国末期,不兼相衔的将领越多,兼相衔的多半在战国的中期,这个趋势,也足以表示职务的专门化,政府功能的分化。用具体的例子说明,则有齐威王“以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武子为军师”。又如秦人以范雎、蔡泽为相,主谋议;用白起、王翦为将,主征伐。将、相分途,正是因能授官观念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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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战国的官名散见各种典籍,例如《七国考》一书“职官”一卷,即收集了为数不少的官号,然而除了可以看出若干与汉代职官名称雷同处以外,现存的史料尚不足重建战国任何一国的政府组织。为此,本文将不列举这些官名称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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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的运行,有极重要的一个项目,即所谓“品秩”的存在。凡是非制度化的权威,例如父权,其中分工的要求是职务的分配,而不必有一定的品秩。制度化的权威,如君权,则必须用阶级来保证节制和传达命令;如果发展了业绩考核及奖惩升黜的制度,明确的品秩更有必要,此时遂有职务和阶级平行的两套系统存在,以现代的情形解释,科长、科员是职,荐任、委任是阶。封建结构中的爵号,往往即相当于品级。中国古代的封建结构,在五等爵之下,也有卿和上、下大夫、嬖大夫、士之类的差别。春秋郑国的一位贵族,职务是马师,阶级是亚大夫。而且各国的班列似乎也有相当,甚至相等的次序。同样是卿,春秋有一命、再命、三命之分,似乎也是阶级的意义。至于战国,这种职、阶平行的现象更加明显。以楚国的情形说,覆军杀将之功,可以“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山东各国的品秩,大抵沿用卿、大夫、士的旧制。只有秦爵二十等,最足显示品秩的系统化。据《汉书•百官表》,秦爵由一级的公士,逐级到二十级的彻侯,大多为汉代所沿用。其中有一部分爵称,似乎与官名相同,如庶长一类,实正足以说明品秩晚于官职,在发展的顺序上也很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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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地说,战国各国都有将、相分开的趋向,而且越至晚期,这趋势越明显,由此反映战国政府渐渐专门化、系统化;品秩的发达,也是同一趋势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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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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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一 战国时官职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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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战国时期将、相分别时,曾经提到专业化的现象。说到这一点,专业化一词仍可分开两方面讨论,一是能力的专长,一是职务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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