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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六 东周时士阶层的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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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士可能世代是士，也可能是大夫庶孽不能承宗而变为士。士可能在本宗本族服役，也可能被雇于其他宗族。以人数论，士应该超过公子和大夫很多，但是位置卑下，不足称道，史家笔下很少带到。在班固《古今人表》中，第一第二两期不见士的踪迹；直到第三期（公元前662年至633年）以后，士方见于经传。由第三期到第六期间，活动而见于记载的士都只是平平常常的家臣的武士。可是在第七期（公元前542年至513年），士集团包括了一位志在张公室而叛季氏和南蒯。一个邑宰可以据邑称兵，其实力就可想而知了。专诸刺吴王也开了后世战国侠士的风气。第八期（公元前512年至483年）有一位最了不起的人物崛起于士集团。孔子生于士的家庭，少时做过许多“贱事”，但是晚年显然已升入不能徒行的大夫之列。他的弟子替他扬声于天下，死时已成为鲁国的元老，但是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似乎从未超过下层的大夫。孔门弟子中有为家宰的子路，有统率鲁国军队半数的冉有，和他的车右樊迟。他们的出身则都是士。家臣中最成话柄的自是阳虎。他以陪臣执国命，成为鲁国实际统治者达五年之久：鲁国的季氏在他掌握之中，孟氏和叔孙更不必提了。士集团中爬得最高的要算孔子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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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集团在每一期的人数都不多，但是增加的趋势则显而易见。自第三期开始有士而后，士在每期全人数的百分比由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八，最后两期则达到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二十二。不仅士集团在最后二期有上升现象，同时大夫集团有显著的下降趋势。这一尖锐的对比暗示部分的权力由大夫转移到士的可能倾向。阳虎和董安于的个例正可补充说明这种一般性的结论。假使士集团和大夫集团重要性的相对地位继续以同一轨迹发展下去，这两条曲线大约可在第九期结束后不久相交。在这个交点应可看到春秋大夫集团的崩溃和士集团的获得优势地位。可惜春秋战国间在《左传》结束之后有一片空白，史阙有间，只好付诸阙如。国史上这一决定阶段就不免成为难答的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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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史料可考时，国史上出现完全与春秋面目不同的时期。重要的改变趋于完成。班固的《古今人表》将用来讨论社会上的“新人”，或出身寒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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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人”的标准如次：第一，没有正面的证据提起他是任何贵族家庭的成员或亲属；第二，姓氏不是巨家大族的姓氏；第三，姓氏中不包含官衔或称号，因为很多“以官为氏”的人有贵族祖宗；然有一点必须记住，有贵族姓氏的人，或“以官为氏”的人，可能是没落王孙，早就沦为齐民，除了旧姓氏外已一无所有。本文设立第二和第三两条标准，目的只是更为矜慎，避免不小心把贵裔算在“新人”之列，但是史阙有间，其未被发觉者当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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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略）是春秋战国两时代“新人”的对比。表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464年以前，来历不明者的百分比平均数为总人数百分之二十六；彼时以后则平均数达百分之五十五。如果在总人数中剔除不可能来历不明者的公子，则春秋战国两时代来历不明分子百分比平均各为百分之三十二及百分之六十。这个对比显示战国时社会上的流动性倍于春秋时代。尤须注意者，这个趋向，再加上春秋期大夫集团的衰落，或可表示不特在战国初期社会有高度流动性，而且前一时代显赫的大夫集团已完全崩溃。那些旧家的消失可以是列国兼并的后果；小国被合并于大国之后，其卿大夫的家族也就无所附丽了。不过，假如原来的社会秩序依然当令，新的家族应当由新贵继续产生，以补故家留下的空缺。但是对战国宰相的背景作一调查后，本文发现这种新兴巨族的迹象实在微乎其微。简而言之，在战国似乎不仅是单纯的存在着阶级间更自由的流动性，而且尤须看作旧有社会分化层的消失和新分化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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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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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七 东周时大夫阶层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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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大夫集团（以后简称为大夫集团），包括贵族官吏的上层阶级。他们享有领地封邑；对统治者而言，他们是封建臣属，也是各种官吏。这一个集团虽然传统的分为卿和大夫两阶，事实上两者的分野微乎其微。大约大夫的执事较杂，常为卿的副介从属而已。在本文卿与大夫将不再加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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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上，贵族的职与位和封邑都从父亲传袭而得。父亲若不是公子，即是卿大夫。贵族的小兄弟不能得到同样崇高的位置，不得不接受次一级的社会地位，有时做大宗的家臣家宰，有时即转而服侍其他姓氏的强宗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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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集团的人数当然超出公子集团多多。因此，班固列表的人物中大夫最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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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集团逐渐由政治舞台上消失。经过春秋一代，大夫集团一天比一天活跃。附表二（略）即列数班表中重要而负有责任的官员。附表二所列的活动以下举诸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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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为正卿或执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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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经出总师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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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曾经参与国际会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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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献替庙谟、国事时被咨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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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重要官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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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与有决定性的政治事件，例如易立、弑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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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三十五位大夫占了总数五百十六人的百分之六十五。在第一期到第三期九十年间，大夫集团的百分比在百分之四十四到百分之六十三之间上下。第四期（公元前632年至603年）时百分比即骤升，此后迄于公元前513年，百分比保持在百分之七十或更高于此数。最后两期的百分比又回跌至百分之六十六（公元前512年至483年）和百分之五十五（公元前482年至464年）。因此，大夫集团上升的曲线正好和公子集团下降的曲线同时发生。最后两期大夫集团进入低潮时，又正好是“士”集团开始抬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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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三十五位大夫中，二百十八人是活跃分子。活跃分子占大夫总人数百分之六十五，占全部总人数百分之四十二。活跃大夫的百分比在第一期到第三期（公元前722年至633年）都低于其平均百分比。其次两期（公元前632年至573年）中，百分比骤升至大夫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和百分之七十八，和全部总人数之百分之五十四和百分之五十五。第六，第七和第九期九十年间（公元前572年至483年），全人数中的百分比下降至百分之四十六以下。春秋结束时，百分比下降至百分之四十一，稍低于平均数。可是活跃分子在大夫群本身的百分比于第六期（公元前572年至543年）骤跌至百分之六十一后，在第七，第八，第九共三期（公元前542年至464年）都重新上升，趋向百分之七十的标的。活跃分子在大夫群本身中百分比的上升曲线，和在总人数中的下降曲线对比，似乎表示在最后这七十九年中较不活跃的大夫越来越少进入历史舞台正面灯光机会。他们早期的前辈则常常还有被别人提到的可能。这是一个很可注意的现象，意味着大夫集团在社会机能和重要性上比前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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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点也值得讨论：即是大夫们集中于少数家族。大多数强宗巨室并不见于春秋初期，其逐渐出现似也遵循一定的格式。公子中特别得宠者，或特别为国君信任的大夫，可连续执政许多年。其子孙仍继续政府职位。一代复一代，声誉和权力都可到根深蒂固的地步。于是屡世赫奕的大族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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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成功，或个别家族的成功都可归之于其能力或机缘。但是在同一短短时期内，有许多这种的例子，原因就不能单纯归之于个人了。这应该是一地区或一时期具有历史重要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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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是诸国的强宗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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