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11830
商代的受教育者，不外祝宗卜史，其教士祭师的特性，限制了社会功能，也限制了思想的范畴。由于宗教的信仰是神圣的，教士型的知识分子担任的功能承先多于启后，思想的方式保守多于开拓。西周代兴，殷商的知识分子有的服务新朝，有的失去了优势的社会地位。前者仍是教士型，后者则反而获得了广大的思想空间。《周易》与《诗经》中深邃的思想，不像教士们的贡献，大约即是失落的知识分子在摆脱束缚后，反而开拓了新的思想空间。这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领域扩大的第一步。
1707111831
1707111832
孔子开启了中国文化的重大突破，将承袭过去贵族礼制的内容，赋予全新而普世的意义。继踵而至的诸子百家，不仅继续开拓新的思想主题及思维过程，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也派衍为诸种不同的角色，有横议的游士，有参政的士大夫，有重语言文辞的文人学士，也有隐逸的处士。
1707111833
1707111834
秦汉之世，又在战国的诸型知识分子外，加上新的形态。其中有太学的博士，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传诵经籍；有应察举入仕的文官，他们之中不乏真心想实现儒家理想的循吏；有驰骋于文字的文学家，渊博而又铺张。到了东汉，更增加阐释经义的儒者，及抗议朝政针砭现实的太学生、藏身于市朝山林的隐士。凡此诸型，已不足正史文苑、儒林、德行、隐逸、党锢诸传可以囊括。
1707111835
1707111836
在思想方面，儒家在汉代号为定于一尊，但是诸子之学逐渐融入儒家，阴阳五行浸入儒家思想体系，政治是儒表法里，黄老之学，始而与儒家抗衡，终于与儒家互补而不相斥。同时，潜伏于民间的素朴宗教，也在汉代逐渐凝聚成长，蔚为未来的道教，也为外来的佛教，准备了可以生根的土壤。汉代知识界的演化，无论在功能与思想内容，又较之先秦更为多姿多彩，更为丰富。
1707111837
1707111838
东汉以下，中国又经历重大转变，不少地方士大夫以其大家族的组织力量，成为保障地方的中心。这一角色为古代封建崩溃后所未见，也奠定了后来士绅角色格局。士大夫，尤其北朝的大家族，也担负起保存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责任，使儒家的经学，在家族中延续不绝。这个任务，当然是承先与保守，多于启后与创新。在文化急剧转变的南北朝，释道二家的知识分子，则开创引进新的观念与思考方式。同时，儒生、道士、佛教僧侣，纷纷投身于各种崭新主题的辩论，终于充实了也丰富了三家思想。而从此以后，三家思想体系中也都包含了另外两家的成分。中古的知识分子群，不是继续分化为更多的类型，而毋宁是功能转化更为复杂。
1707111839
1707111840
唐宋时代，中国又一次形成普世性的政治秩序及文化秩序，知识分子的主流也又一次纳入文官体系。但知识分子用进退藏，在朝为士大夫，在野为缙绅，这一双重角色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分。唐宋经济发展，城市兴起，在印刷术普及之后，大城市中涌现一大批有草根性的基层知识分子，他们知书识字，是主流精英文化的消费者，也是大众文化的缔造者与推广者。有了这个人数庞大的基层，再加上科举制度的逐级筛选，知识分子群遂呈现金字塔式的巨大结构，精英与群众文化之间的分界不再是截断的，而成为渐变的。
1707111841
1707111842
宋代以后，这一知识扩散的过程继续进行，终于淡化了商贾与士大夫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正统（儒家）与非正统（释道、民间宗教）之间，也随知识扩散与文化趋同，而逐渐界限淡化。唐宋以下的演变，大格局赓续于明清。明代后期知识分子获得市井社会的支持，也未始不是与这一扩散过程相关。
1707111843
1707111844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其成分与功能，均有重大的改变。变化之巨，较之春秋战国之间，犹有过之。最主要的现象，则是知识分子中的主流，逐渐由以文化为志业的通识之士，转变为以追求知识为志业的学术人士，与以知识为工作资源的专业人士。一方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此可以摆脱政教不分的特性；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之间，又横亘了一条深广的鸿沟。于是，知识分子变得愈来愈重视自己的意愿；而近代知识的泉源又大部分来自域外的文化与学术传统。因为知识分子疏离于中国的社会（有些人也疏离于中国文化的根源），其行为及类型遂有第三世界知识边缘人（intelligentsia）的特性。
1707111845
1707111846
同时，上述唐宋以至明清的扩散过程不再继续发展，于是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数也顿然减为总人口中极小的比例。固然有些近代知识分子有意识的为中国传统文化担负起承先启后的责任，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毋宁是引进外来思想，尝试将新的课题糅入原有的语言与符号系统，以求发展中国的近代文化与学术。他们的功能，传承者（carrier）的成分，远逊于开创者（innovator）。近代知识分子之中，当然又可细分为许多次级类型，但是，无论是激烈反对中国文化传统，抑是力图寻求新旧的调和，几乎所有近代知识分子仍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们无视于自身实际上已疏离于社会大众，仍以儒家淑世的精神，全心全意投入现实的世务，甚至卷入实际的政治。不少近代知识分子，更自觉或不自觉的，以为经由改造政治，始得整盘的改造文化。这种心态，可能来自过去士大夫政教不分的传统。若干近代知识分子，也承袭了中国“全体治理”的观点，以为一切改变都必须从全盘更新着手。这一心态，遂使知识分子易于走极端，其贻祸之深，至“文革”而达到极点。
1707111847
1707111848
一九九二年
1707111849
1707111850
1707111851
1707111852
1707111854
历史分光镜 二九 中国士大夫的双重角色
1707111855
1707111856
文官制度一词，有人称为科层制度，有人称为官僚，其实都是一样的，英文是Bureaucracy。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早已十分发达，而西欧的历史则未见如此发达的文官制度，其登庸人才的管道长久以来没有制度化。近代国家组成以后，方有像样的文官制度。在近代以前，西欧的统治阶层经常依赖教会的协助，因为教士多半识字，而骑士多半是不识字的。中国的登庸选拔文官，早在战国时代已有理论性的讨论。在汉代，整套乡评里选，以及试用考核的察举制度，经过不断的改进，终于发展为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僵化以后，颇有可诟病之处；但如果运用得宜却不失为公平选取人材的制度。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科举制毋宁有其特色。
1707111857
1707111858
汉代中国文官的选拔方式也经历种种变化。然而这一制度从未完全消失。文官的选拔毋宁与地方大族的存在有关。汉代的察举多多少少造成地方大族的气势。相对而言，地方大族也是培训人材的社会单位。在南北朝时代，“国家”的功能若断若续，而大家族负起教育与培训人材的任务。儒家的学问留在大家族的家学里面，在国家教育不克发挥时，家学是最后一个可以培训高级人材的园地。外族入侵中国，建立新国家，为了登庸中国的人材就必须向大家族索取人材。因此，大家族组织与文官制度具有互相倚伏的共生关系。大家族渗透了外族入侵中国后所建立的不同国家政权。从胡化的国家，到胡化汉化兼有的国家，到相当程度汉化的国家，不管哪种形态都有中国士大夫经由文官制度登上胡族的统治阶层。最后外族不能不和中国的士大夫大族相结合，促成外族在中国的彻底同化。
1707111859
1707111860
中国士大夫借文官制度担任双重的角色。一方面担任政府官员；另一方面代表地方力量进入中央政府。这就是宾四先生所说，中国的科举等于民主制度。宾四先生在这一点上，可能用了不同的定义界定民主。我们对宾四先生的敬意不减，但仍无妨对他的民主定义持不同的意见。其实，宾四先生要提示的是地方的利益、地方的消息，与地方的意见都可以经察举由地方人材带入中央政府，从而构成中央与地方的消息与利益的流转管道。政府上层人物的互通声气是政府体制以外非正式的网络。这一网络与政府的行政网络是平行的，也是重叠的。在西欧出现近代代议制度以前，这样的沟通网络并不存在。
1707111861
1707111862
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欧有教会，教士也参加政府体制；但是西欧的教士与中国士大夫有两大不同点：第一，教士不结婚，没有家族，因此也没有教会以外的地方关系，没有世代深植于地方的“根”。第二，主教与教皇的利益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地方主教关怀地方，但教皇则未必如此。参加国家统治机构的教士不一定来自全国各地区。因此，西欧基督教教会与中国大家族的作用不完全相同。西欧教会和政府之间更经常出现政教分离，甚至政教对立的紧张形势。反之，中国大家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共存的。大一统的力量长期维系中国，一方面可能由于巨大的经济交换网维持了经济上的互转；另一方面，地方利益及地方意见经由察举保持了中央与各地的声气相通，也保持了政权与儒家思想的密切关联。
1707111863
1707111864
一九九一年
1707111865
1707111866
1707111867
1707111868
1707111870
历史分光镜 三〇 中国知识分子不重科学的原因
1707111871
1707111872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史，穷大半生之力重新发现中国人在工艺技术方面的成就。各位必须注意，他研究的是工艺与技术的成就，而不是今天我们所指的“科学”。对于中国人这么早就有那么多的成就，我们不免自豪。但是，李约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宣扬中国在这么早的时候就有如此多的成就。他胸臆中的大问题是：“为什么在15世纪以后，中国人在工艺技术上的发展停滞了？为什么15世纪以后西方世界有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中国人没有同样的发展？ ”这个大问题在他的假设中与文化本质有关，因此他的书名是《中国文明与技术史》。
1707111873
1707111874
在传统的中国，技术上的追寻是由两种人做的。一种是知识分子，一种是工匠。工匠创造的成绩远超过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从事观察，也不是没有讨论与研究；只是他们有另一种关怀。中国的学问内涵合“尊德性”与“道问学”为一事；中国学者主要关怀自己的内心，而对心以外的世界却不十分关怀。我已经说过中国人的宇宙观是整体性的宇宙观；而在整体性的宇宙观中又放进与“人”相应的相对力量，中国人总以为人可以影响宇宙的整体运作。人的一举一动是好是坏，无不对整体的宇宙运作发出铜山洛钟的相对反应。在人力可以介入宇宙秩序的假定下，宇宙是很难独立于人心以外的客体，更难是客观研究的对象；是以观察者与参与者的立场不易明白划分。
1707111875
1707111876
同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以研究与追求知识为目的的学者。读书人读圣贤书是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不以求知识为做学问的目标。西欧的知识分子则是另一类型。教士求学问的目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分。教士之外，还有一批专业教书的“教书匠”，他们与木匠、石匠一样构成专业团体。一大群教书匠联合为一家大学，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知识是会增长的，于是教书匠也必须兼办研究专业。教书匠的工作是追寻、累积与传授知识。
1707111877
1707111878
中国士大夫将治学目标放在“治国、平天下”上面，读书人追求一个“理”字。不过，这个“理”字主要的内容为道德的“理”、人性的“理”、社会的“理”；如果将“理”放在宇宙论与本体论的讨论中，则由德性的关怀延伸为整体宇宙运行的通性。西欧科学的发展原是以神学讨论的“神律”为根本。不过，神律之中没有人力参与；而中国学问的“理”，则是贯穿天人的理。
1707111879
[
上一页 ]
[ :1.7071118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