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11991
1707111992
盖宽饶：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
1707111993
1707111994
1707111995
1707111996
冯谭：奉世长子，太常举孝廉为郎。
1707111997
1707111998
1707111999
1707112000
冯逡：奉世子，通《易》，太常察孝廉为郎。
1707112001
1707112002
1707112003
1707112004
杜邺：以孝廉为郎。
1707112005
1707112006
1707112007
1707112008
师丹：治《诗》，事匡衡，举孝廉为郎。
1707112009
1707112010
1707112011
1707112012
孟喜：受《易》，举孝廉为郎。
1707112013
1707112014
1707112015
1707112016
班况：举孝廉为郎。
1707112017
1707112018
1707112019
1707112020
其中不可考者四人，以外戚举于太常者二人，明经举者二人；此外三人都由郡吏察举，比外戚和明经各多一人。不过总数太小，不能由此抽绎任何结论。此外，贤良方正、茂才；或公车特征中有六个人曾为郡吏：嶲不疑、魏相、赵广汉、文翁、朱邑及楼护。早于武帝者只有文翁一人，在武帝世者只有嶲不疑一人，其余均在武帝以后。
1707112021
1707112022
综合说来，西汉中叶以后的士大夫显然已与察举到中央的人士及地方掾史群，合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特殊权力社群。也就是说，士大夫在中央与地方都以选拔而参预其政治结构，构成汉代政权的社会基础。
1707112023
1707112024
一九六三年
1707112025
1707112026
1707112027
1707112028
1707112030
历史分光镜 三四 汉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
1707112031
1707112032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受过教育的人士，因此知识分子必然有另一项社会功能，即在于知识的追求及知识的传授。本文将由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分析其类型。
1707112033
1707112034
第一类是文学家，如司马相如一类人物，以辞藻之美为文学侍从，别无其他知性活动。不过在《后汉书 • 文苑传》中的文学家，则无复如西汉辞赋作者那样的专业性了。
1707112035
1707112036
第二类是经学家，其中当包括两《汉书 • 儒林传》的全部人物，并兼及马融、郑玄、贾逵诸人。自从五经立博士以后，每经各有立于学官的几家师说。经古文今文学派之争，事实上涉及意识观念少，涉及禄位利权者多。儒家典籍，因为排斥百家而取得了经典的地位（纬书是神圣传统的衍生物，故不另论）。一旦成为经典，必有其相应而生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于是经学家最重师承，以保持其神圣传统。经学每多在一个家族中屡世继承。西汉如此，东汉也如此。欧阳氏传《尚书》，一家担任博士八世之久。经学传统也因此一方面具有保守的特征；另一方面，支派曼衍，越分越细，重训诂辞章，而失落了经学义理的本旨。《汉书 • 艺文志》有一段评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交，至于二三万言。”
1707112037
1707112038
烦琐之极必有反正。汉世两次由皇帝召集经学会议，一次在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临制决焉”；又一次在章帝建初四年，也为了“《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大夫、博士、议郎、议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最后皇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均是由皇帝以政治权威肯定经典的权威。
1707112039
1707112040
另一方面，又有若干不拘守家法的通儒，如马融、郑玄诸人都兼通数经，担起综合的责任，贯通各家异文，甚至打破今古文的界限，使经文通读恢复本来面目。除郑、马二人以外，郑兴、郑众、范升、贾逵，也当属于这一类综合工作者之中。在经典因为信仰而居于神圣地位时，学者持守传统甚严，这种综合的工作殆不可能。但一旦经典因烦琐而必须乞灵政治权威肯定其地位时，这一番整理梳爬的工作反而有其必要了。
[
上一页 ]
[ :1.70711199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