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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六 汉以后大族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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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方面,可以看见秦汉以来大家族形态的改变。南北朝的大家族由社会性转化为政治性,由地区领袖转而为中央官僚,终于在唐代成为中央统治层的一部分。但是唐代以后,演变方向逆转,一些全国性的大族分裂成许多地方性的大族。唐朝的大族往往已经分房分支,《唐书 • 宰相世系表》即指明了房与支。分房分支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全国性的大族已经名存实亡;而地方性的大族亦逐渐分裂。宋明以后,科举制度在社会变动方面有显著的作用,以致有地方性精英(即缙绅)出现。缙绅常在地方著姓中传承,但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出现。因此,明代以后,地方精英“富贵不过三代”,罕有长逾四五代而家声不坠的家族。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呈波状起伏。以我家家谱为例,祖上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九代一个大起伏,前三代起上去,后三代跌下来。这种大族延续的情况又与唐代宰相世系里面的大族不一样。明清时代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是个人的,社会精英也是地方性的。精英持续的时期不过两三代,于是能够建立的关系网也因为持续的时间不够,而只有比较局限的影响力。整体说来,大族的影响在整个中古以后的演变,越来越趋向地方化、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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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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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七 理想成为正统后常会发生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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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类的历史,崇高的理想,都曾有过被曲解与僵化的时候。我以为,曲解与僵化理想的情况,竟往往正是在理想成为正统的时候发生的。当理想只是在圣哲的少数信徒中流传时,理想不会被曲解,因为他们往往不惜牺牲自己已有的一切为了理想而奋斗,他们也未必能由此中获得一己的私利。在这个阶段,理想也不会僵化,因为这些早期的领导人,仍会继续不断的修正其理想的内容,使其周延更开阔,内涵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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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理想成为正统,信徒成为当权派时,乌托邦固然有了付之实现的机会,理想却也就难免被曲解与僵化了。举历史的实例来说,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后,经学失去了活力,可以为了“曰若稽古”四个字,或是“春王正月”一句话,经生可以写上几十万字的解释,经、传、注、疏,一层一层的解释,虽白首穷经,仍只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钻牛角尖。基督教在中古欧洲是正统,于是也有繁琐神学专做钻牛角尖的工作。甚至有人研究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汉代的儒生及欧洲中古的僧侣都变成了当权派。他们的心思,大约放在保持禄位的时候多,放在实现理想的时候少。繁琐经学及神学的出现,并不为了加深与扩大原有的乌托邦理想,却是为了加强正统思想不容冒犯的神圣地位。因此,理想成为正统的日子,也就是理想死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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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理想不致死亡,信徒中必须有人放弃当权派的地位,站在旁边时时针砭缺失,拾遗补阙,提醒当权派不要买椟还珠,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放弃了理想。这些真正的信徒更必须认清,理想永远要有提升的过程,理想方能常继续作为人群憧憬的目标。因此,这些真正的信徒中,必须有人不把理想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而经常不断的为理想汰旧换新,不断的灌注新的生命,添加新的成分,使理想不致僵化,使理想的内容经常与时代的需要相呼应。当然,理想中最主要的精神,如果真正有价值,真金不怕火来烧,应仍旧可以保持不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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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权派往往念兹在兹以保持地位为首要任务,他们必将上述那些信徒当作叛徒,他们也必将提升修正后的理想当作异端。耶稣自己就因此而上了十字架,朱子在世时,其学说被当作伪学。因此,在当权派的力量是越稳固,当权的组织越严密时,敢于挑战的人越难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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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事革命,即是对于那时当权派的挑战,要为古老的中国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的理想,终其一生,继续在提升扩大,也不断的丰富其内容。由素朴的种族革命,添加社会革命,添加民主制度,一步一步继长增高,终于完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提出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为具体的方案。孙中山先生的乌托邦,包容了儒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近代民族国家,各种来源的思想中因素。他的思想体系并不僵化,因为他经常不断的在修正与扩大。他的朋友与信徒之中,也颇有人为他的思想作修正与阐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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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成为“遗教”,到三民主义成为正统时,我想,在生都还记得,当年在文武学校的三民主义课上,讲解与讨论的繁琐有多么严重!于是,三民主义僵化了,三民主义也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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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理想成为正统时,信徒变成当权派,或则囿于私心,或则为日常事务限制,忘了当权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理想。于是,理想成为正统时,真正的信徒不见了,攀龙附凤的权力集团出现了,欧洲中古的僧侣,中国传统社会的缙绅,都是这种权力集权的实例。今天,我们也该问问,三民主义成为正统已有半个世纪以上,中国,甚至执政党中,还有多少位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吗?信徒的人数多了?还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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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正统思想也有起死回生复活重生的纪录。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结束了中古时代僵化的局面,欧洲中古的文化中心在地中海区,而宗教改革的几个主要教派都在中心区以外的边陲出现。中国的儒家,有过宋代理学的一番大改革,而集大成的朱子,在中央政府只有过极短暂的经历,他的思想发展及传布,都在福建、江西与湖南,其他类似的例证还很多,此处也难以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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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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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八 实现理想的两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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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都有过一些特出的人物,不满于当时当地的现状,提出若干理想,作为更美好的远景。这些人物,有的把希望放在天国,也有的把希望放在人间。有的人只是提出这一番希望;有的人则更提出了使希望实现的途径。他们悬为鹄的的远景可称之为乌托邦,因为在他们提出这番理想时,天地间还没有这样具体的一个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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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所说的乌托邦,其定义远比语源Thomas Moore的Utopia为广泛,乌托邦当是代表人类企求的完美境界。因此,柏拉图的“共和国”是一个乌托邦,孟子的井田制度是乌托邦,《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也是乌托邦,孔子的老怀少安、墨子的兼爱、耶稣的复活重生,也都是乌托邦的意念。说得更具体一点,人类任何求改善生活的理想,都当在乌托邦定义中有其一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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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由浑浑噩噩求生活的日子,一步一步的扩大了生活圈子,丰富了生活的内容,也不外是为了不甘心只是满足现状。大致说来,自古以来,人类求改善自身生活的途径不外两途,一是追求人的超度与解脱,一是寻索完美社会的实现。前者是自了汉的作法,大多数的宗教理想属于这一范畴。后者是淑世的作法,中国的儒家最能代表这种精神。自了汉及身而止,社会的改善,仍是淑世圣哲的贡献;人类历史的开展,在我看来,大半有赖于这些圣哲提出不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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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类的理想,也会部分的实现。今天的世界,即使最落后的地区,也已文质彬彬,不再是赤裸裸强凌弱的局面,至于几个主要的文明,几乎已弥漫及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主要的文明,可说都是人类努力使理想渐渐实现的实验工作。然而,人类终究还离完美的理想境界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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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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