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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系的内涵,有制度与组织,但运作者仍是个别的人。同样政治体系的内涵,其权力的运作者,也是个别的人。经济与政治两大体系中,由于运作者掌握了资源与权力。资源与权力都令人恋恋不舍其陪随的利益。因此,这两大体系中的运作者,每为长期盘踞,不甘放手的既得利益集团。人生不满百,长期掌权的运作者,无论当年如何圣文神武,在体力衰弱的晚年,必难避免偷惰糊涂,甚至假公济私。于是政治与经济两大体系的运作效率,经常与掌权者在位长短,呈反比例的变化。这是政治、经济两大体系内在的缺陷。以中国历史为例,政治体系的衰败往往领先表现为朝政的败坏,由此而牵动其他三个体系的萎缩,甚至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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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一句话,这些体系的衰败,固然往往有外在的原因,而“时间”(亦即运作者,无论个人或集体,都因人类自然生命历程而起的质变),则是最常见的原因。体系内有超越个人的制度,可以相对的减少“时间”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约束的个人或集体长期把持利益,人类自然生命反映的时间因素,终于会产生严重的负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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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文化复合体的四大体系,彼此之间须有相当程度的制衡。某一体系的独大,或独衰,都会反映于文化复合体的特性。举例言之,思想体系的印度文化,表现为经济体系及政治体系的微弱。中国历史上,政治体系十分微弱的南北朝,即有比较强力的社会体系填补政治体系功能的缺陷。中国的近代史,是传统中国文化复合体解组的过程,一方面内在有因“时间”因素而引起的衰败,另一方面有外来经济体系的干预。中国要再度自立于世界,成为一个健全的文化复合体,仍有待于这四大体系能有充实而均衡的整合,然后方可期望于参加未来全球性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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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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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四 汉代政治统一而经济尚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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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并六国,天下为一,从此开始了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局面。至于汉初,中国在政治上是统一了,在经济上则仍是几个经济区分别并存。《史记 •货殖列传》提出的经济地理,总结战国时列国的情势,大别为秦、蜀、三河、代北、郑、卫、燕、越、楚(又分西楚、东楚、南楚)诸区。每区各有一两个大都市为该地核心,却也是与邻区贸易的中心。《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的大都市,在汉代仍大半是重要的都会,例如《盐铁论》有篇所举当时“天下名都”,包括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不但这些重要都会,在汉代仍沿战国之旧,甚至经济地理的区别,也仍沿用旧的列国的区域。由此可观见,汉代政治上统一了,而经济地理的各个分区犹未整合为一。汉初政局,先有异姓诸侯的叛乱,后有亲藩的反侧,也未尝不可说明新统一的政治权威,还不足以统摄全局,于是各地每有携贰之想。贾谊建议文帝分割大国以封诸子,正是打破地方的完整性,以降低向中央政权挑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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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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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五 四川在汉代网络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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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分区叙述各地区在中国体系中的地位过程中,由于四川一地的发展较为清楚,遂以四川的情形为例证,特予细部描述,借以建立中国体系副中心发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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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关中向南,是入巴蜀而延长到南中的一条大道。这条路线的北段,有几条平行的线路,经褒斜雨水河谷的褒斜道,沿着淌水骆水河谷的淌骆道及沿着汉江的子午道,三路都经过崇山峻岭,始达巴山秦岭间的汉中盆地。另一条稍为回远的陈仓道则由散关经武都绕秦岭西边入汉中,连接剑阁,沿嘉陵江谷地入四川,汉定三秦,即由此途。由武都南下,循白水过阴平的一段,若斜向西南取捷径,则是邓艾取蜀的路线。前述经过南郑的几条道路也转趋剑阁入四川盆地,入川后则循盆地西线入盆地中心的成都地区。若更循嘉陵江南下,则入巴郡。由汉中东去,犹有一条沿着汉水通往南阳的道路,也即武关南阳道的南端,由巴郡顺江东下,出三峡则是荆州;《史记》所谓“西通巫巴”的水路,三峡水流急湍,自古视为天险,故在两汉时入川仍以经过汉中为主要途径。由四川盆地南下,则是西南向经严道入越嶲趋南中,及稍东南下经僰道由犍为入夜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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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关中而终于南中的这一个南线交通网,事实上可分为三截,中继站在汉中盆地,而西南地区的中心是四川盆地。由四川盆地往南则是第三截,属于以四川盆地向外开展的路线,西南路线的形势遂比较复杂。与别处比较,荆州是往南的中心点,但荆州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淮上是向东南开展的中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四川融入中国体系,为时比上列两地为晚,中国体系之伸入西南,几乎全在汉代发生,这也是四川一例在本文比较突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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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内部,有巴蜀两个文化传统。蜀人以开明蚕丛的传说为代表,巴人以廪君传说为代表。两个族群的居地以涪江为界。战国时秦国先后灭蜀与巴,四川的资源输入关中,造就了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但是秦治蜀的方式颇为特别,首三次封蜀侯,又三次因蜀侯反叛而诛灭;蜀既有侯,又有蜀相,却又有蜀国守,这种措施颇有汉代在通西南夷后既设郡又有西南夷君长的情形。揆之后世羁縻少数民族的方法,秦在当时也不过做到羁縻而已。在汉时,四川始逐步为中国体系吸纳。汉兴,改雍州为凉州,梁州为益州,建立了益州的行政区。高帝六年分巴置广汉郡,武帝又两割蜀犍为郡,郡数增加与开发的程度相应。桓帝时,巴郡士民有分巴的建议,至汉末始分巴为二郡,刘璋又分巴为三郡。蜀郡分出广汉郡后,武帝元光四年置蜀郡四都尉,元封元年分犍为置牂牁郡,二年分牂牁置益州郡,六年以广汉西部、蜀南部为越嶲郡,北部冉駹为汶山郡,邛笮为沈黎郡,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都尉,宣帝地节三年罢汶山置北部都尉。武帝时的四川行政区划屡有更张,自然与通西南夷的事有关,四川也就进一步的与内地有了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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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定六国辄徙其豪杰于蜀,于是汉人大批移入四川,赵人卓氏、山东程氏以迁虏入蜀。东汉末年,中原扰攘,又有南阳三辅的人口入川,当是第二批大移民;这批东州士,成为刘璋割据四川的本钱。成都开发甚早,未为秦灭前,蜀国的首都即在此地,但《盐铁论》列举天下名城,未见成都在内,至王莽时,天下五大都市,设有五均,成都遂与长安、洛阳、临淄、宛同列。《汉书 •地理志》在县下列户口数字者不过十处,有户有口的是长安、左冯翊的长陵、右扶风的茂陵、颍川的阳翟及傿陵;有户无口的是河南的洛阳、南阳的宛、蜀郡的成都、鲁国的鲁、楚国的彭城,成都有户七六二五六户,仅次于长安(八○八○○户)而居第二!如果这个数字也属元始二年版籍,则公元二年时,四川的中心地区的经济,已可与核心区的地位相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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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中国地区西南的枢纽,而成都平原即可称为一个区域性副中心。四川盆地本身颇有等级的差异,巴不及蜀,盆地内部的资源集中在成都已不待言。《华阳国志》所谓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后半句指成都平原水利发达,四川天府,自然以成都为精华;前半句则指井盐的利源,及冶铸的铜铁器用。秦迁民之中,卓氏来自赵,程氏来自山东,赵地的冶铁技术,在先秦已为一时之冠。到了四川,他们不仅固山冶铁,而且挟其技术及经验,也参与了汉初铸私钱的活动。据《华阳国志》,临邛有很好的铁矿,“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又云:“汉文帝时,以铁铜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赀累巨万,邓通钱亦尽天下。”汉禁私钱后,冶铁仍为四川的重要产业。汉代四八处铁官,在四川的有四处,蜀郡的临邛、犍为、武阳及南安。四处之三都在通向少数民族居地的交通线上,不是偶然的安排。于是南中西徼的资源也一样集中在四川。卓氏和程氏冶铸、货卖的对象应是“倾滇蜀之民”、“贾椎髻之民”。太史公认为巴蜀的殷富,不仅“地亦沃野,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而且“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兼具物产及转口的双重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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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六 汉代四川的核心区与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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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川地区的地形言,蜀郡地势平坦,又有灌溉之利。相对而言,巴郡已在四川盆地的边缘,但仍有几条大河的河谷,其重要性及开发性当次于蜀郡。广汉与汉中地处关中入川的要道口,但大道之外,山陵阻阨,是以大道所经固可为蜀郡的延长,此外则至多为外围而已。犍为在南下大路上,这是川陕大道的延长线,重要性又差一等。由蜀郡向西,又是崇山峻岭,至多只是边陲而已。在蜀郡的核心区,城邑繁凑,市集棋置,王褒的《僮约》,虽是游戏文字,但俳谐的文句也必有其当时的现实情况为背景。《僮约》中有一段描写四川境内贸易,“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为府掾求用钱。推纺垩贩棕索。绵亭买席,往来都雒,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杨氏担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丑詈。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羊牛”,从这一段文字寻索,由成都交通及贸易的地点,船运可由成都平原的湔水经运河入沱江,下驶江州,到达巴郡,以刀矛为贸易物品,可以南下益州市易牛羊。这是两条远赴外围及边陲地区的贸易路线。在成都平原附近可到绵竹的绵亭买席,到武阳买茶,两地俱距成都不远,却也不在成都平原上。“都”指新都成都广都,雒指洛水附近,此地有雒与繁二地。这一带即是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区了,有市聚,有小市,有旁出的支线。稍为贵重一点的化妆品,即需由负贩从市集转贩入小市,而回程则收购纺织的原料(枲),犬鹅荷花及荷叶都是负贩运销的商品。这一个商业行为繁忙的中心区,大率也不过以一百公里为直径的地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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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至少可分几层:平原为本区的核心区,广汉与犍为两郡邻接核心的一圈外围,巴郡、汉中及广犍的其余部分为更大的一圈外围,而南中及西徼为边陲。水陆交通路线中,北上关中的一线是联结中国体系核心区的干道,经汉水通南阳的一路是辅助线,三峡则顺流东下易而溯江西上难,未必有很大的作用。由成都平原向西向南的路线,则是联系边陲的道路。于是四川一地也有一束树枝形的网路,联系中心外围与边陲,同时却又赖栈道与中国体系相联。成都平原成为西南部的副中心,正如关中是西部的副中心,淮上以彭城为中心是东南部的副中心,荆州为南方的副中心,中国体系依靠这些副中心的中继,遂得以融合为一个庞大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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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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