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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系的内涵，有制度与组织，但运作者仍是个别的人。同样政治体系的内涵，其权力的运作者，也是个别的人。经济与政治两大体系中，由于运作者掌握了资源与权力。资源与权力都令人恋恋不舍其陪随的利益。因此，这两大体系中的运作者，每为长期盘踞，不甘放手的既得利益集团。人生不满百，长期掌权的运作者，无论当年如何圣文神武，在体力衰弱的晚年，必难避免偷惰糊涂，甚至假公济私。于是政治与经济两大体系的运作效率，经常与掌权者在位长短，呈反比例的变化。这是政治、经济两大体系内在的缺陷。以中国历史为例，政治体系的衰败往往领先表现为朝政的败坏，由此而牵动其他三个体系的萎缩，甚至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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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一句话，这些体系的衰败，固然往往有外在的原因，而“时间”（亦即运作者，无论个人或集体，都因人类自然生命历程而起的质变），则是最常见的原因。体系内有超越个人的制度，可以相对的减少“时间”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约束的个人或集体长期把持利益，人类自然生命反映的时间因素，终于会产生严重的负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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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文化复合体的四大体系，彼此之间须有相当程度的制衡。某一体系的独大，或独衰，都会反映于文化复合体的特性。举例言之，思想体系的印度文化，表现为经济体系及政治体系的微弱。中国历史上，政治体系十分微弱的南北朝，即有比较强力的社会体系填补政治体系功能的缺陷。中国的近代史，是传统中国文化复合体解组的过程，一方面内在有因“时间”因素而引起的衰败，另一方面有外来经济体系的干预。中国要再度自立于世界，成为一个健全的文化复合体，仍有待于这四大体系能有充实而均衡的整合，然后方可期望于参加未来全球性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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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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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四 汉代政治统一而经济尚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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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并六国，天下为一，从此开始了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局面。至于汉初，中国在政治上是统一了，在经济上则仍是几个经济区分别并存。《史记 •货殖列传》提出的经济地理，总结战国时列国的情势，大别为秦、蜀、三河、代北、郑、卫、燕、越、楚（又分西楚、东楚、南楚）诸区。每区各有一两个大都市为该地核心，却也是与邻区贸易的中心。《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的大都市，在汉代仍大半是重要的都会，例如《盐铁论》有篇所举当时“天下名都”，包括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不但这些重要都会，在汉代仍沿战国之旧，甚至经济地理的区别，也仍沿用旧的列国的区域。由此可观见，汉代政治上统一了，而经济地理的各个分区犹未整合为一。汉初政局，先有异姓诸侯的叛乱，后有亲藩的反侧，也未尝不可说明新统一的政治权威，还不足以统摄全局，于是各地每有携贰之想。贾谊建议文帝分割大国以封诸子，正是打破地方的完整性，以降低向中央政权挑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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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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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五 四川在汉代网络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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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分区叙述各地区在中国体系中的地位过程中，由于四川一地的发展较为清楚，遂以四川的情形为例证，特予细部描述，借以建立中国体系副中心发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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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关中向南，是入巴蜀而延长到南中的一条大道。这条路线的北段，有几条平行的线路，经褒斜雨水河谷的褒斜道，沿着淌水骆水河谷的淌骆道及沿着汉江的子午道，三路都经过崇山峻岭，始达巴山秦岭间的汉中盆地。另一条稍为回远的陈仓道则由散关经武都绕秦岭西边入汉中，连接剑阁，沿嘉陵江谷地入四川，汉定三秦，即由此途。由武都南下，循白水过阴平的一段，若斜向西南取捷径，则是邓艾取蜀的路线。前述经过南郑的几条道路也转趋剑阁入四川盆地，入川后则循盆地西线入盆地中心的成都地区。若更循嘉陵江南下，则入巴郡。由汉中东去，犹有一条沿着汉水通往南阳的道路，也即武关南阳道的南端，由巴郡顺江东下，出三峡则是荆州；《史记》所谓“西通巫巴”的水路，三峡水流急湍，自古视为天险，故在两汉时入川仍以经过汉中为主要途径。由四川盆地南下，则是西南向经严道入越嶲趋南中，及稍东南下经僰道由犍为入夜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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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关中而终于南中的这一个南线交通网，事实上可分为三截，中继站在汉中盆地，而西南地区的中心是四川盆地。由四川盆地往南则是第三截，属于以四川盆地向外开展的路线，西南路线的形势遂比较复杂。与别处比较，荆州是往南的中心点，但荆州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淮上是向东南开展的中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四川融入中国体系，为时比上列两地为晚，中国体系之伸入西南，几乎全在汉代发生，这也是四川一例在本文比较突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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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内部，有巴蜀两个文化传统。蜀人以开明蚕丛的传说为代表，巴人以廪君传说为代表。两个族群的居地以涪江为界。战国时秦国先后灭蜀与巴，四川的资源输入关中，造就了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但是秦治蜀的方式颇为特别，首三次封蜀侯，又三次因蜀侯反叛而诛灭；蜀既有侯，又有蜀相，却又有蜀国守，这种措施颇有汉代在通西南夷后既设郡又有西南夷君长的情形。揆之后世羁縻少数民族的方法，秦在当时也不过做到羁縻而已。在汉时，四川始逐步为中国体系吸纳。汉兴，改雍州为凉州，梁州为益州，建立了益州的行政区。高帝六年分巴置广汉郡，武帝又两割蜀犍为郡，郡数增加与开发的程度相应。桓帝时，巴郡士民有分巴的建议，至汉末始分巴为二郡，刘璋又分巴为三郡。蜀郡分出广汉郡后，武帝元光四年置蜀郡四都尉，元封元年分犍为置牂牁郡，二年分牂牁置益州郡，六年以广汉西部、蜀南部为越嶲郡，北部冉駹为汶山郡，邛笮为沈黎郡，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都尉，宣帝地节三年罢汶山置北部都尉。武帝时的四川行政区划屡有更张，自然与通西南夷的事有关，四川也就进一步的与内地有了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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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定六国辄徙其豪杰于蜀，于是汉人大批移入四川，赵人卓氏、山东程氏以迁虏入蜀。东汉末年，中原扰攘，又有南阳三辅的人口入川，当是第二批大移民；这批东州士，成为刘璋割据四川的本钱。成都开发甚早，未为秦灭前，蜀国的首都即在此地，但《盐铁论》列举天下名城，未见成都在内，至王莽时，天下五大都市，设有五均，成都遂与长安、洛阳、临淄、宛同列。《汉书 •地理志》在县下列户口数字者不过十处，有户有口的是长安、左冯翊的长陵、右扶风的茂陵、颍川的阳翟及傿陵；有户无口的是河南的洛阳、南阳的宛、蜀郡的成都、鲁国的鲁、楚国的彭城，成都有户七六二五六户，仅次于长安（八○八○○户）而居第二！如果这个数字也属元始二年版籍，则公元二年时，四川的中心地区的经济，已可与核心区的地位相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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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中国地区西南的枢纽，而成都平原即可称为一个区域性副中心。四川盆地本身颇有等级的差异，巴不及蜀，盆地内部的资源集中在成都已不待言。《华阳国志》所谓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后半句指成都平原水利发达，四川天府，自然以成都为精华；前半句则指井盐的利源，及冶铸的铜铁器用。秦迁民之中，卓氏来自赵，程氏来自山东，赵地的冶铁技术，在先秦已为一时之冠。到了四川，他们不仅固山冶铁，而且挟其技术及经验，也参与了汉初铸私钱的活动。据《华阳国志》，临邛有很好的铁矿，“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又云：“汉文帝时，以铁铜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赀累巨万，邓通钱亦尽天下。”汉禁私钱后，冶铁仍为四川的重要产业。汉代四八处铁官，在四川的有四处，蜀郡的临邛、犍为、武阳及南安。四处之三都在通向少数民族居地的交通线上，不是偶然的安排。于是南中西徼的资源也一样集中在四川。卓氏和程氏冶铸、货卖的对象应是“倾滇蜀之民”、“贾椎髻之民”。太史公认为巴蜀的殷富，不仅“地亦沃野，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而且“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兼具物产及转口的双重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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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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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六 汉代四川的核心区与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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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川地区的地形言，蜀郡地势平坦，又有灌溉之利。相对而言，巴郡已在四川盆地的边缘，但仍有几条大河的河谷，其重要性及开发性当次于蜀郡。广汉与汉中地处关中入川的要道口，但大道之外，山陵阻阨，是以大道所经固可为蜀郡的延长，此外则至多为外围而已。犍为在南下大路上，这是川陕大道的延长线，重要性又差一等。由蜀郡向西，又是崇山峻岭，至多只是边陲而已。在蜀郡的核心区，城邑繁凑，市集棋置，王褒的《僮约》，虽是游戏文字，但俳谐的文句也必有其当时的现实情况为背景。《僮约》中有一段描写四川境内贸易，“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为府掾求用钱。推纺垩贩棕索。绵亭买席，往来都雒，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杨氏担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丑詈。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羊牛”，从这一段文字寻索，由成都交通及贸易的地点，船运可由成都平原的湔水经运河入沱江，下驶江州，到达巴郡，以刀矛为贸易物品，可以南下益州市易牛羊。这是两条远赴外围及边陲地区的贸易路线。在成都平原附近可到绵竹的绵亭买席，到武阳买茶，两地俱距成都不远，却也不在成都平原上。“都”指新都成都广都，雒指洛水附近，此地有雒与繁二地。这一带即是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区了，有市聚，有小市，有旁出的支线。稍为贵重一点的化妆品，即需由负贩从市集转贩入小市，而回程则收购纺织的原料（枲），犬鹅荷花及荷叶都是负贩运销的商品。这一个商业行为繁忙的中心区，大率也不过以一百公里为直径的地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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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至少可分几层：平原为本区的核心区，广汉与犍为两郡邻接核心的一圈外围，巴郡、汉中及广犍的其余部分为更大的一圈外围，而南中及西徼为边陲。水陆交通路线中，北上关中的一线是联结中国体系核心区的干道，经汉水通南阳的一路是辅助线，三峡则顺流东下易而溯江西上难，未必有很大的作用。由成都平原向西向南的路线，则是联系边陲的道路。于是四川一地也有一束树枝形的网路，联系中心外围与边陲，同时却又赖栈道与中国体系相联。成都平原成为西南部的副中心，正如关中是西部的副中心，淮上以彭城为中心是东南部的副中心，荆州为南方的副中心，中国体系依靠这些副中心的中继，遂得以融合为一个庞大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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