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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否就是所谓的“乡举里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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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这一条路线就是市场经济上由市集、乡镇到商业中心，到全国的分配，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网络。这两个网络的重叠，就使得人才的周流与经济资源的周流完全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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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是否说农村手工艺产品也跟着选举的网络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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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样的道路网。汉朝的文官从地方上选出后，进京上任，一批小商人跟在后面；官员告老还乡，又有一批商人跟在后面走同一条路，这条大路是官员与商人共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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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包括实际所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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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而且各地的邮亭、驿舍，官员可以不花钱去住，老百姓就要花钱，但住的地方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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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制度另一特点就是遵循儒家的意识形态。文官维持的国家制度是根据儒家的理想去做的：要轻徭薄赋，减少老百姓的负担，要藏富于民，鼓励老百姓过安乐的日子，帮助老百姓建立文化的秩序。就是我们说的“教化”，文官不是管理，而是要教化。这是中国文官制度与罗马文官制度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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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汉代经济文献如《盐铁论》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不是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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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继续不断的使其“均”，在我那本《汉代农业》里，提到汉代官方继续不断做的事即是放领公田，还有就是郡政府与县政府监视豪门，不让它势力扩张得太大。扩张得太大就要打下来。豪门成了富，就有势，有了势就会胡作非为，因此要打下来。所以汉代御史大夫手下有一批巡察御史，有六条使命，其中两条是管豪族，一条不准豪族胡作非为；另外一条是不许官吏包庇豪族。这是汉朝理念上一直考虑到“寡”与“不均”；希望做到“均”，尽可能做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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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方才提到商人跟官吏到城镇与京城，做了生意赚了钱，也跟着官吏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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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官道比较好走，跟着官走，比较安全。有了官道，大家都可在官道上旅行运输。就像清朝时，例如从江苏坐运河船经过通州到京城赶考，船头上挂着“进京赴试”的牌子，一路上地方官都要保护。这条船上可能有几个举人，船后面可能跟着一大串小船，多半是商人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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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跟着保护伞。但官员告老还乡时，商人会不会也把资金带走，不留在城里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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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能如此果断地说，商贾来去也不必盯着官员走。只要有道路，大家随时都能走。清末，官员住在城里。商人方面则是小商人住在镇里，大商人住在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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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那些原先从乡下出去的商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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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些是很小的商人。你们都没赶过集吧？说个赶集的情况给你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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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四川仍有赶集的风俗，十天赶一次集，轮流在一个地点，每个集都有两种人，农人背着几头猪、几只鸡、几斗米去卖，商人在那儿买这些鸡、猪、米。他们是小商人。小商人带来胭脂、水粉、菜刀、镰刀等东西，这些东西从镇上贩来。小商人买了鸡、猪、米，再到镇上卖给大一点的商人。这些大商人买了再运到城里去卖。如此从下而上，从上往下，不一定到全国中心做总集散。每一个中间站都可以集散，所以大商人住大城，小商人住小城，商贩行脚则往返镇市与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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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大城赚了很多钱，不会想到要再投资，经营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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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的，汉代我们就看到《史记 •货殖列传》中记载专业的大买卖人，甚至有像麦当劳汉堡店一样，专卖酱肉而发财的。但一般而言，汉朝资金都转投到土地上去。但是政府并不希望商人买太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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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时官宦人家与商人并无太大差别，一个家族中可能老大做官，老二经商，地位无甚差别。一家之中可能有富贵，也有贫贱，以族为单位，互相合作，重新分配。例如我们许家有寡妇钱，有学生的膏火银—就是奖学金，点灯读书的津贴，考至某个地步，就给这个钱，不用做事，靠这个钱过日子。寡妇钱也是因寡妇无收入，族里每月按人口给米过日子，这些钱都是族里有钱人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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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所谈的几个配套，就使得中国非常稳定，人的资源与物质资源都可以周转不息。只要政府上层不坏，流通与周转可以一直进行，不会有很糟糕的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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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造反真正的原因，不是田不够的问题，而是流转的机制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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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是耕地与人口的矛盾没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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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中国农地的产量非常惊人。汉朝时，中国的单位产量，据我估计，与罗马时代一样大的耕地面积生产量比较，是后者的四倍。宋朝的单位产量已接近今天日本与中国台湾的成果。但无论汉代或宋代都没有用化学肥料与杀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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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否说，当时政府所采取的干涉与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对土地均衡、货物流通及贫富均衡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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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均富不用法令，而是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使富人有责任扛起族人的社会福利，这原是儒家的意识形态。但等到佛教传入，果报的观念就强化了儒家“敦亲睦邻”、“救贫济穷”这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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