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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造反真正的原因，不是田不够的问题，而是流转的机制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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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是耕地与人口的矛盾没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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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中国农地的产量非常惊人。汉朝时，中国的单位产量，据我估计，与罗马时代一样大的耕地面积生产量比较，是后者的四倍。宋朝的单位产量已接近今天日本与中国台湾的成果。但无论汉代或宋代都没有用化学肥料与杀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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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否说，当时政府所采取的干涉与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对土地均衡、货物流通及贫富均衡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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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均富不用法令，而是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使富人有责任扛起族人的社会福利，这原是儒家的意识形态。但等到佛教传入，果报的观念就强化了儒家“敦亲睦邻”、“救贫济穷”这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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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只要机制不坏，可以一直周转下去。人口增加，哪来新土地呢？继续不断的开垦，向山里走，向南方走，向人少的地方走。建立水利系统，开垦土地。所以说中国不是一个“面”的中国，而是线型、网型的。这个线型、网型向四面八方不断伸展出去，由陆地伸展到了海边。还不够时，就要伸向外洋、南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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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为什么能保持统一？刚才讲的大网络，我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序讲得很详细。因为有市场经济网络存在，区与区间互相依赖。例如金华火腿各地都吃，四川出的榨菜各地都用，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也是处处都用的，自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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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域间的依赖，就使得中国在稳定期间，全国各地经济能发挥自己长处，互通有无。一个农夫的收入不只是农地的收入。我在《汉代农业》里算过，汉代农民的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八—三十六来自农业以外，即从市场经济获得。如果国家分裂，市场经济就不完整，老百姓收入就减少，只好想方设法补这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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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网的第一个方法是代用品，买不到景德镇的碗，就自己烧个土碗来吃饭；买不到某个地方的特产，就用自己在本地做的代替。自己的东西也卖不出去，无处获利也要补网。其中一法是走私，跨过边界做买卖。所以说中国这个国家的重新合一，永远是经济统一早于政治统一。民初军阀混战时期，两个省之间的交易没断过；南北朝、宋金时代，南北之间的交易没断过，都是这个道理。这是中国经济一直统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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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因为有文官制度，后面有很大的后备军，就是儒家的读书人。儒生读的是“天下”的书，不是民族的书。有“天下”观念的儒家，使得儒生在文化上统一；不论是北方或南方的儒生。所以文化理念的统一与市场网络保证了中国的分散又复合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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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代，我们的经济网被打破，因外洋贸易进来，铁路与港口使得我们国内周转机制完全碎裂。所以，洋人在19世纪看到的中国内地贫穷的情况，是因为成套的机制失效，传统市场经济的网络断了，纯靠土地里长出来的食粮过日子。百分之二十八—三十六的收入少了，怎么会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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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裂也是这样，某一省要买洋货，就不在乎其他省的东西。经济上的市场经济破裂了，文化机制也破裂了。城市读书人与乡下读书人读两种书。城市读书人读莎士比亚，乡下则读孔子孟子。孙中山不是乡下人，不懂乡下；毛泽东懂乡下，不懂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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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破裂与经济市场网的破裂，是近代对外开口岸后造成的局面。这个局面中国躲不开，将来可以重新整合。但不可能整合得与过去一样，因为全世界都还在整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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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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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六二 周人早期迁徙路线之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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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祖先崎岖山陕数百年，直到进入渭河流域，始行稳定的发展。从不窋到季历，周人始终与北方的戎狄有不断的争斗。再由商人与鬼方等部族的纠纷来看，北疆也始终不能宁静。这一段时期，亦即是公元前17、16世纪到公元前12、11世纪，也正是欧西大陆有不少民族大移动的时期。公元前17世纪Kassites侵入两河建立王朝。Hyksos侵入埃及；公元前14世纪到前12世纪，埃及古代记载了不少“海上民族”的活动也正是高加索人南下地中海的一些事迹，例如詹森寻找金羊毛事，及古希腊的英雄史诗。亚利安人进入印度河域改变了北印度的古代文明，也是公元前15、14世纪到前9世纪间的事。据草原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游牧的草原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有扩散的现象：第一，由于以畜牧为生的牧群人口增加；第二，由于牧人们知道了骑马；第三，草原上气候变得干燥，生计困难。牧人们知道饮乳，及制作乳类制品，也比较单纯食肉增加了生存的条件。大致说来，中亚牧人扩散的第一个阶段始于公元前2000年。第二个阶段在公元前一千多年，游牧人群扩散及于天山、阿尔泰山及萨彦岭一带，甚至到了外贝加尔地区。第三阶段是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匈奴及其族类在草原上的大扩散。与周人兴起有关的一般扩散，自然是这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甚至可以更狭窄的定为公元前1500—前1200年间的草原牧群大扩散，使商周的北面与西北面都承受了源自中亚的间接压力。公元前1500年时草原与森林的接界在北纬五十六度左右；公元前1250年时，接界北移了二百英里，直抵北纬六十度左右。这是草原温暖，人口增殖的时期。气候的改变，据竺可桢的研究，显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地区曾有一段寒冷时期，延长到春秋时期才渐变暖。寒冷的移动由东亚太平洋岸开始，向西渐进经欧亚大陆到达大西洋岸，同时也有由北而南的趋势。由竺氏的曲线，当可猜度漠北与西北的游牧民族为严寒驱迫，会有南下可能。邻近中国内地陕晋两省北面的戎狄，在商末周初大为活跃，以致有商人与鬼方诸部的争战及周人为戎狄压迫而迁徙，遂也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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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言之，中国的北疆是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相接的地方，夏家店文化即代表这两种生活文化的过渡与重叠的形态。在古代世界的其他部分有大规模的民族移动时，中国的边缘地带也可能感受到潮水似的脉动。周人由农耕变为“戎狄”，又由“戎狄”变回到农耕；他们居住的地点因为避狄人的压力逐渐由边缘移到较南的渭水流域。这种种过程未尝不是受在公元前第二千年期后半整个欧亚大陆民族移徙脉动的波及。事实上，西周一代始终不能停止在西北两面与戎狄的争斗。至于这一段时期内为何有如此大规模民族移动，气候改变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因素引发这个运动，目前很难有满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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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在先周的阶段，可能在山西汾水一带，承袭了当地的光社文化，以及若干草原文化；公刘的儿子庆节迁陕北泾水流域，太王避戎狄的压力，又迁移到渭水流域的岐下，在这一个阶段，先周文化又与陇石的羌人文化融合。同时，优势的商文化在每一个阶段都对周人有相当的影响。岐下先周文化也自然与土著的陕西龙山（客省庄二期）有文化交融的过程，而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岐下时代更为显著。但是周人对商文化仍是有选择的接受。铜器的铸作，由模仿商器而逐渐发展周器的特色；陶器的制作则逐步脱离了地方色彩，与商器因交流而融合为同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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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由公刘时代的氏族组织及族长权威的军事性移民集团，经过两次迁移，到太王王季时，已发展为以农耕为主，有宫室宗庙及比较制度化的政治组织。周人的制度，有承袭商文化传统处，也有自己增加的特色。到季历时，周人一方面以商人属邦的地位，为商人与戎狄作战；另一方面，周人又逐步取回了山西老家的控制权，变成商国的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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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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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六三 先周迁徙的路线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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