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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六二 周人早期迁徙路线之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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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祖先崎岖山陕数百年，直到进入渭河流域，始行稳定的发展。从不窋到季历，周人始终与北方的戎狄有不断的争斗。再由商人与鬼方等部族的纠纷来看，北疆也始终不能宁静。这一段时期，亦即是公元前17、16世纪到公元前12、11世纪，也正是欧西大陆有不少民族大移动的时期。公元前17世纪Kassites侵入两河建立王朝。Hyksos侵入埃及；公元前14世纪到前12世纪，埃及古代记载了不少“海上民族”的活动也正是高加索人南下地中海的一些事迹，例如詹森寻找金羊毛事，及古希腊的英雄史诗。亚利安人进入印度河域改变了北印度的古代文明，也是公元前15、14世纪到前9世纪间的事。据草原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游牧的草原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有扩散的现象：第一，由于以畜牧为生的牧群人口增加；第二，由于牧人们知道了骑马；第三，草原上气候变得干燥，生计困难。牧人们知道饮乳，及制作乳类制品，也比较单纯食肉增加了生存的条件。大致说来，中亚牧人扩散的第一个阶段始于公元前2000年。第二个阶段在公元前一千多年，游牧人群扩散及于天山、阿尔泰山及萨彦岭一带，甚至到了外贝加尔地区。第三阶段是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匈奴及其族类在草原上的大扩散。与周人兴起有关的一般扩散，自然是这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甚至可以更狭窄的定为公元前1500—前1200年间的草原牧群大扩散，使商周的北面与西北面都承受了源自中亚的间接压力。公元前1500年时草原与森林的接界在北纬五十六度左右；公元前1250年时，接界北移了二百英里，直抵北纬六十度左右。这是草原温暖，人口增殖的时期。气候的改变，据竺可桢的研究，显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地区曾有一段寒冷时期，延长到春秋时期才渐变暖。寒冷的移动由东亚太平洋岸开始，向西渐进经欧亚大陆到达大西洋岸，同时也有由北而南的趋势。由竺氏的曲线，当可猜度漠北与西北的游牧民族为严寒驱迫，会有南下可能。邻近中国内地陕晋两省北面的戎狄，在商末周初大为活跃，以致有商人与鬼方诸部的争战及周人为戎狄压迫而迁徙，遂也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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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言之，中国的北疆是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相接的地方，夏家店文化即代表这两种生活文化的过渡与重叠的形态。在古代世界的其他部分有大规模的民族移动时，中国的边缘地带也可能感受到潮水似的脉动。周人由农耕变为“戎狄”，又由“戎狄”变回到农耕；他们居住的地点因为避狄人的压力逐渐由边缘移到较南的渭水流域。这种种过程未尝不是受在公元前第二千年期后半整个欧亚大陆民族移徙脉动的波及。事实上，西周一代始终不能停止在西北两面与戎狄的争斗。至于这一段时期内为何有如此大规模民族移动，气候改变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因素引发这个运动，目前很难有满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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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在先周的阶段，可能在山西汾水一带，承袭了当地的光社文化，以及若干草原文化；公刘的儿子庆节迁陕北泾水流域，太王避戎狄的压力，又迁移到渭水流域的岐下，在这一个阶段，先周文化又与陇石的羌人文化融合。同时，优势的商文化在每一个阶段都对周人有相当的影响。岐下先周文化也自然与土著的陕西龙山（客省庄二期）有文化交融的过程，而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岐下时代更为显著。但是周人对商文化仍是有选择的接受。铜器的铸作，由模仿商器而逐渐发展周器的特色；陶器的制作则逐步脱离了地方色彩，与商器因交流而融合为同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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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由公刘时代的氏族组织及族长权威的军事性移民集团，经过两次迁移，到太王王季时，已发展为以农耕为主，有宫室宗庙及比较制度化的政治组织。周人的制度，有承袭商文化传统处，也有自己增加的特色。到季历时，周人一方面以商人属邦的地位，为商人与戎狄作战；另一方面，周人又逐步取回了山西老家的控制权，变成商国的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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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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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六三 先周迁徙的路线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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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史事在考古学上本来是没有多少可说的，西周的历史也很少有几部书能说几句，可是现在因为零零碎碎考古累积的结果，颇有可说之处。过去的学者说周人完全是从西边过来的，而钱穆先生则认为周人是从山西慢慢往西搬，搬到陕西去，并不是从陕西往东搬，两种说法不一样；有趣的是去年在陕北一带发掘出一个周人的遗址来，那个遗址正好布满了整条移动的线索，这是传说与考古资料可以配合的地方。从零零碎碎传说的资料来看，周人应该是往北走，然后又往南走，而从考古学上来看，我们也可以假定开周的几位先王的时代，就是在渭河地区周代的遗址。周人在搬到渭水流域以前，有一段很长的经历往外走，然后又回来，在这个过程里，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是考古学上可以证明的，就是气候的改变；因为周人往北走，很可能就变成草原民族的一部分，过的是草原文化的生活而忘了农耕技艺，后来才又重新拾起了农耕技艺，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从北又往南；从不能种地的地方到能种地的地方这条线，恰好是农耕与草原交接的线，这条线上摄氏温度差一度，我们可以在地图上往南往北挪动几十里，摄氏温度差五度，则往南往北可以挪动数百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天气暖和的话，农耕地区可以往北延伸，天气冷的话，农耕地区就要往南收缩；由草原到农耕中间的转变，可以使人搬家，但同样也可能因为气候的关系，使原来居住的草原变成可以农耕。我想这两个条件大概都存在，因为气候暖和了，农耕地区扩大，草原上的人可以做草原文化的地区就缩小了，缩小以后，他们感到压迫，就想挤出去，这一挤可能挤到边缘的民族，同样天气过冷的时候，靠北的地方连草原的日子都不能过了，他们也要往南移，像这种你推我，我推他，他推第四者，一路往南推，就形成了波浪形的链状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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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候暖和的话有局部性的人口压力，气候变冷的话又有链状的压力，这两者都能造成人口的迁移，所以周人搬过来的这条路，在我个人认为与气候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周人在搬到这里建国以前，差不多是在三千四五百年前的时候，这时中国的气候整个都在转变，这里的气候也在转变中；而恰好离现在三千四五百年前，也正是亚利安人进入印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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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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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六四 周文化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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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在周原建国时，他们和商人的关系是并存的，可是他们的势力不如商人大，国家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们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响，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独特的色彩，同时还接受了草原的影响以及西边羌人的影响，周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体。周人以这种混合体的特点，在打败商人以后，由于人少，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建立了许多驻防的点，每个驻防的点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从考古学上看最显著的一个驻防点就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燕国所在地，从这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由此可见周人又采取了所谓包容性极强的政策，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著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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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是同姓不婚的民族，它以通婚的方式和其他的族群联合在一起，同时以包容的方式来共存，不仅在燕国的地点如此，即使在长江边靠近下游的当涂县所出现的遗址也有同样的现象。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情况使得周人可以继承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的传统，那个传统就是从一个交流混合体里面构成的共同体系，它在周人身上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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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周人为什么要用“华夏”称呼自己呢？可能在古代“华”和“夏”两个字是同一发音，读急了变成一个字，慢读了就变成两个字，说实话，梧溪人到现在对这两个字还是分不清，如果要他们念的话，这两个字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华夏”变成周人用来称呼整个的族群，不过他并不叫它“周”，因为他承认有别处不是周，这种精神很了不起，使得中华民族可以成型。在周人几百年的统治里，虽然它分出去的远征军或驻防军的基地一个个变成国家，一个个逐渐地发挥了地方的特性，可是那些特性只是小异，基本上还是大同的，大的同点就是远到新石器时代已经逐渐成型的共同体系；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比政治的统一性先出现，而且维持的时间相当长，等到周人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与政治包容性出现以后，才造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治秩序：这个政治秩序与刚才我们所讲的文化体系相辅相成，替中国构成了一个永远庞大而充实的核心体，这个核心体到了历史时代以后继续不断的有人口的移植与人口的收容，不断在吸收，也不断在扩大，内涵极丰富，而且扩张性也很强，因此变成一个非常结实的文化大民族，它不会被打散，在世界上是个少见的例子。例如世界上另外一个庞大的印度古文明，在印度四大陆上也有一个广大的文化圈子，这个圈子的形成也是因为包容性很强、吸纳性很强，可是它之所以长久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是因为它的政治秩序里没有像周人这样强大的包容性，它只有文化的包容性而没有政治的包容性，所以到今天，印度境内还是有种族的差异与宗教的差异存在。另外罗马帝国也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秩序，但是因为没有充实的文化共同性，所以到后来虽然成为欧洲最主要的传统，但仍无法维持长期的统一，因为它没有文化的统一，所以政治也无法统一。以这两个庞大的体系作为例证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的个案是很不一样的，它使中国人无论到哪里都称自己为中国人。同时是中国无论怎么打也打不散的一个原因，并且造成了中国人观念里所说的“分久必合”的影响。其实我们中国分裂的时期远比想象中长，可是在我们脑海里，从来都只记得统一的时候，不记得分裂的时候，这个原因就是在我们文化的秩序与政治的秩序是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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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六五 周代神祇的道德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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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殷周之际，中国的神祇始发展了道德的超越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西周建国过程中，合并了许多不同的族群，融合为周的天下。周人以亲属封建将宗法与封建的双重纽带（政治与血缘的双重联系）、古代中原族群的上层成员，结合为一个庞大的共同体，而笼罩在西周普世大秩序之上的则是天命。敬天的观念令所有神祇最后都被放在天的权威之下。天异于宗神、部落神；天没有面目，没有独特姓名；天没有位格，是一个观念的神。那么，周初发展天命观念，更重要的是“天命靡常，唯德是依”；天本身变成一个裁判人间好坏、善恶的裁判者。在周初的时候，天作为裁判者的说法尚在辩论中，并未有完全确定的定义。最显著的辩论是记载在《尚书 •召诰》与《君奭》中周公和召公的辩论。《尚书》的文字非常诘屈聱牙，辩论的主题却非常重要。召公以为天命所降，降在周王；周公则以为，天命所降，降在周人。降在周王，是降在一个特定的英雄身上；降在周人，则降在行为良好的一个族群。如果后者的理解成立，则“天”是依据人间行为选择善人，以代替不善；天即是不偏不倚的裁判者。周王与周人一字之差，内容有绝大的差别。周公跟召公的辩论也可能牵涉到一个千古的疑案：就是周公在周初的地位，及周公与成王的关系。周公是篡夺政权，还是辅翼成王，这个问题，我们在此不必深究。周、召二公的辩论，至少反映商周之间天命的定义尚未确定。这个观念在周初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还没有定形。正因为它没有定形，所以我们可见的是一个新的观念，如果它已定形的话，就没有甚么可以辩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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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远古宗神或部落神融合为至高无上的神祇，再由这一位至高无上的神祇演化为道德的守护者，人类行为的裁判者。依据人类行为来判决天命谁属，这是中国文化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极重要的突破。古人，大约认为殷周之际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因此孔子不断称述周公，也因此《易 •系辞》称殷周的转变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认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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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可说是开辟鸿濛，将史前的文化带入文明；自此以后生命才有意义，人生才有善恶好坏的标准，才有超越的道德的判断。人类曾有过不少文化，但只有若干文化提升为伟大的文明传统，而大多数人类缔造的文化成就不过解决了衣食住行，却未再提升境界。人类之有文明也不过是这一念之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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