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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六七 西周的分封是实现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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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以为封建制基本上是政治权力层级分化，其渊源甚早，几于生民之初即已开始，随着社群组织的扩大而逐步向更高的政治权力汇聚。商周的封建，事实上是基层地方社群政治权力的延续。许宗彦在《读周礼记》的一段话，正可为补充柳宗元《封建论》：“武王观兵盟津，诸侯会者八百，此皆二代之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悉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而易其疆界哉？武王克商封国七十有一，所可限以封土之制者唯此，而其封，取之所灭国与隙地。”柳许二氏的意见，均立足于周在克殷之后，最有改易疆界的能力；讨论了周人必须在各地区与殷人旧族及当地土著建立“三结合”的政治权力，周初的情势颇符合柳许二氏描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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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三结合”的分封，其中主动的结合力量自然是周人与友族的宗亲子弟，他们也是最居优势地位的成分。这是一批外来而居上层的分子。Eberhard认为西周分封，事实上是建立在征服形势上的社群重叠，周人姬姜及其族类是高踞在当地土著之上的新成分，也是封建结构的上层。Eberhard早期的立场，以为西周的征服是土耳其种或蒙古种的东来。姜姓与西藏族的羌人有关系，姬姓与西北游牧土耳其族的关系则至今不能证实。分封制下的社群叠合，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形态，叠合的成分彼此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其不稳定性当然也越大。西周分封诸国，诚有内部文化二元性的现象，例如鲁国有周社与亳社的并存。然而西周各封国在历史上未见有因不稳定而覆灭的个例。相对的，各国在春秋时代表现的地方性特征，正说明了封国内部都曾有过相当程度的同化过程，以整合新的地方性文化。是以周初在东方各封国内部的文化成分之间，其文化差异是存在的，却未必是极大。事实上，中国北方由陕西到山东的平原上，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各地方文化之间已有交流与互相影响的现象，尤以相邻文化之间的差距，表现为逐渐的转变。这个以华北黄土平原为领域的大文化圈，也就是夏商二代的活动范围。周初分封各国，大致也在这个范围内。成康时代，克殷已数十年；对这个范围的控制已大体完成了，也因此封建七十一国的工作即在成康时代，此后则不再有很多可以封国的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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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六八 西周的分封是人口的再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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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文献与金文资料所见，西周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故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杨希枚以为古代赐姓制度，实是分封民姓、族属，与“胙土”、“命氏”合为封建三要素，其说至确。赐姓是赐服属的人民，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区，而归结为命氏，其中又包括给予国号（如鲁，如宜）、告诫的文辞（如“康诰”）及受封的象征（如各种服饰礼器）。命氏实系代表了由原有族属分裂为独立的次级族群。西周的分封制在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大于裂土分茅别分疆土的意义。这制度的出现及发展，正是前承殷商以“族”为社会构成分子的阶级；新封的封国，因其与原居民的糅合，而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位，遂逐渐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制度。因此，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须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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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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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六九 周代城邑的层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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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民的分封诸侯，其“国”中的成分，因时而异。但一个诸侯管领的属民，至少是二分（周人及殷人），甚至是三分（周人、殷人及土著），是即杜正胜所谓“武装殖民”的邦国。“国”即是由城墙围筑的防御基地。国的原意不是疆域，也不是仅指首都。《左传》隐公五年：“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焦循据此，以为郭以内方为国。焦氏遂以经典，“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是也；其一，郊内曰国，《国语》、《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国，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之都鄙夫家……是也。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这三重意义，大约城邑为国的用法最早，而邦国的用法最晚。三重意义象征了封国成长的过程。第一步是殖民队伍的筑城邑自保；第二阶段扩充管内的领地到近郊；第三步则封国与封国接界了，界内的领土就都认为国中的土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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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意义在第一阶段时，国人或邑人也就是原先殖民队伍的成员及其子孙。对于分封的国君，这批人是亲信的自己人；对于当地原来的居民，这批人是统治者。君子野人有别，“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则到孔子的时代，两者之间的分野仍旧存在。杨宽以此观点，讨论乡遂制度，指出了西周及春秋时代国野两分的现象，邑与野（田）的居民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杜正胜则用“城邦”一词称周代的封国，国人与邑人并有问政的权力。杨、杜二人都以为都邑以外的田野、聚落是在古代村社，或古代“氏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农庄。这种农村，也叫做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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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国古代的城邑，具备了城市国家（城邦）的性质，李宗侗在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时，即往往引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为比证，然而西周邦国城邑，实与希腊罗马的城邦有很大的不同。希腊罗马城邦与两河流域的古代城邦，属于同类，在统一帝国崛起前，个别的城邦都是独立的政治单元，上无统属，下无分支。西周的城邑则不然。由姬姜分封而产生的封国，固是周王朝体系中的一部分。即使原来独立的中原古国，在西周建立之后，也从此纳入王朝的体系。春秋时代，王纲不振，诸侯纷纷竞争，王朝体系已无约束力。但是这些事实上已独立的邦国城邑，均已是相当不小的领土国家，发展的方向更是走向战国的君主制的领土国家，其情形不能与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相提并论。如有可以比较处，大约也只是古代城邑残留下的一些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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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邦国城邑，不仅上有统属，而且还下有分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是以都与邑无极大的差别。邑为分封的基本单位，一个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有数十邑及至数百邑，不为罕见。这种邑当只是很小的聚落，可以小至十家之邑，也可以大到百家之邑。春秋之初，都邑之中，有些地位特殊的邑，或因地居冲要，或因次级分封出去的小贵族较善经营，诸侯的封国之内“大都耦国”（《左传》闵公二年）的现象十分常见。《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正是为了郑国国内有了足以与都城颉颃的大邑。《国语 •楚语上》：“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征、衙。”一个诸侯的领地内，已至少有了两层城邑，构成了行政系统的层级。晋献公派遣儿子们分别出镇重邑，“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正是反映晋国城邑的属级化。鄙，又在邑的下一级，则晋国至少有三级城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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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初期的城邑层级化，在西周末叶已有其萌芽。王官中已有若干管理地方城邑的官员。“五邑”虽不知确切地望，但有金文中五邑祝、五邑走马及五邑甸人，也有管理“直鄙”的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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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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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七〇 西周的封建由授民转为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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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城邑，当是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宗周成周是顶点的大邑，诸侯的国是次级的邑，国以下有贰宗大都，有卿大夫的家邑，最下层则是直接控制田野的邑，如散氏盘、鬲从盨二器铭文所代表“某”地的邑，这种层级结构，与分封制度相伴而生。随着封国由中心城邑向四周扩散，一级一级的次级城邑也陆续控制了原居民的田野。城邑的扩散，在春秋时犹继续不断进行。比较西周城邑的分布、春秋城邑与东周古城遗址的分布，其变化立刻可见。然而西周的城邑分布也不是由开始即是如此的，也是数百年演变的结果。当然，许多金文中的次级城邑及更小的田邑，事实上根本无法确定其位置，势难容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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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邑层级分化的现象，也正反映了授民的封建已渐渐转变为授土地的封建。揆以人情，诸侯在当地定居日久，不再以驻防自居。据《礼记 •檀弓》，太公封于营丘以后，“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第六世以后，显然已与当地“认同”了。城邑日多，田野日辟，由点而扩展为面。旧日国都与国都之间，榛莽遍布，点与点之间，不必有清楚的分界。西周末叶的封建，由《诗经》与金文的史料观之，授土地的观念，已比授民观念强烈。《诗经 •大雅》中《崧高》与《韩奕》两篇，都是韵文的锡命策。《崧高》：“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其中固有“因是谢人”及“迁其私人”，代表授民的意义，也强调了“彻土田”、“彻土疆”的意义。《韩奕》：“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干不庭方，以佐戎辟。’……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韩侯再受锡命，未见授民，倒是强调了对田亩与赋役的权利。两诗对于土地与人民的语气，已异于以前征引周初策命之偏重授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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