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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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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七六 西周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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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以蕞尔小邦，崛起渭上，不仅代替文化较高的大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而且开八百年基业，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若干平行发展的文化，各在一个地区滋生发达，相互影响，彼此交流，遂使各个地方文化的面貌逐渐接近。但是今日号为中国的东亚大陆，在新石器时代并未出现任何一个主文化，其势力范围可以笼罩全局。商王国的文化圈可能远超过其政治权力所及的范围，但是商人与各方国之间，大多有战争及贸易的交往，商以大邑商自居，大约只有商王畿之内的人以此认同。在王畿之外，未必有一个广泛的共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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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代可以看作一个主轴的政治力量，逐步扩张充实其笼罩的范围，却还未能开创一个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因此殷商的神，始终不脱宗族神、部落神的性格。周人以小邦蔚为大国，其立国过程必须多求助力，因此在先周时代，周人于崎岖晋南陕右的山地，采撷了农耕文化及北面草原文化的长处，终于与姜姓部族结为奥援。此后翦商经过，也是稳扎稳打的一步步逼向殷都。天下归仁，也未尝不是多所招抚的另一种说法。及至克商以后，历武王周公及成康之世的经营，周人的基本策略，不外乎抚辑殷人，以为我用，再以姬姜与殷商的联合力量，监督其他部族集团，并以婚姻关系加强其联系，同时进用当地俊民，承认原有信仰。新创之周实际上是一个诸部族的大联盟。周人在这个超越部族范围的政治力量上，还须建立一个超越部族性质的至高天神的权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权也须在道德性的天命之前俯首。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个文化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中国人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中国三千年来历史的主旨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四周的四裔必须逐渐进入这个主流，因为这个主流也同时代表了天下，开化的天下。西周中期以后，周人对西北采守势，当系由于以草原文化为主的西北，本来不是农耕的华夏文化所能进入。周人对东南采攻势，则因为当地农耕文化的地盘，原与华夏农耕的本质只有程度的高低，没有根本性的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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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在外的诸侯，一方面是华夏的代表，一方面也与各地方原有的文化接触与交流。西周三百多年来，华夏意识渗入中原各地，自西徂东，无往而没有分封网的触角伸入各地；当地文化层次，一方面吸收取新成分，一方面反哺华夏文化，经过三千多年的融合，西周代表的华夏世界终于铸成一个文化体系，其活力及韧度，均非政治力量可以比拟。这一段过程中，政府不复仅以人治为本而趋于组织化与制度化。封建的分封制度不再只是点状的殖民与驻防，而趋于由邦国与田邑层级式的组织。甚至世官世禄的贵族社会，也因若干新兴力量的出现，而较为开放。华夏世界的韧力，经厉王幽王两度丧乱的考验，王室的威权削弱了，但是华夏世界凝聚性之强，足以维护其世界于不坠。平王东迁，王纲不振，这一个政治体系竟可由强大的诸侯接过去，依旧维持了对外竞争的团结。齐晋先后领导华夏世界抵抗戎狄，攘御荆楚，只能归之于华夏世界内部因共同意识而产生的文化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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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西周文化不断扩散，其文化的同化力也极为强大。任何文化体系本身若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的“天下”观念，这个体系就难以接纳别的文化成分，也难以让别的文化体系分享其输出的文化成分。华夏文化在西周形成时，先就有超越部族的天命观念以及随着道德性天命而衍生的理性主义。为此，华夏文化不致有强烈的排他性。西周一代，周人文化的扩散，正由其不具排他性。春秋时期，南方的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激相荡而终逐渐融合，为华夏文化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对南方文化的吸纳而统摄为更广大的华夏文化，这一成就，也当归功于华夏世界有广大的包容性及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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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化体系，兼具坚韧的内部抟聚力，及广大的包容能力，遂使中国三千年来不断成长不断扩大，却又经常保持历史性共同意识。世界上若干伟大文化体系中有些有内聚力强的特质，如犹太文化系统；也有的包容力特强，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两大系统。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却兼具两个特点，而且都异常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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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的典型，“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正因为他体认了华夏文化的性格。儒家学说是华夏文化的阐释，儒家理想人格是择善固执，是以仁恕待人，这种性格，可称为外圆（包容）内方（执善），也正是华夏性格的化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而其成形期，正是在西周形成华夏文化本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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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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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七七 人群整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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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形成群体聚居以来，一个一个群体即因人口增殖不断的扩大，也因此而不断的扩张其能够及到的范围（也可说是领土或领域）。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生产，食粮有了固定的着落，人口的增殖加快，聚落的领域也加快扩大。聚落与聚落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扩张不能不有接触，接触频繁，可随之而有和平的交易，也会有暴力的冲突。资源、人口、技术与观念都可在接触之中，不断的流转于不同群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长久以后，可以有相当的融合，以致呈现相似的文化面貌，也有相当的认同感，最后则融合为一个较大的新群体。这一过程在地理空间上与文化空间上，都可归纳为“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的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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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上述过程整合的新群体，并不会停止扩大与扩张。一个整合后的群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新的复合体），也会与四邻类似的复合体，经由同样“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的过程，整合为更大的复合体。这一程序由单一聚落逐次整合，终于可以整合为相当复杂的大型群体。在这种大型的复合体内部，进行资源的集散，以及随之而生的社会结构重编组与权力的重分配，即形成所谓“国家的”群体，具有抽象的认同与维持群体凝聚的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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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以有诸种不同的类型，包括酋邦、城邦等型。一个国家，以其排他的权力特质，将以征服、联盟等手段，扩大到其地理条件可以伸展的极限。某一地区，只要有了一个“国家”组成，其邻近地区的群体，为了自卫，也将组成类似水平的大型复杂群体，亦即组成相当的国家。于是，一个国家出现，也即意味在同一区域，会有若干个国家几乎立即的、同时的出现为其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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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的群体，因其收夺的资源多而集中，又因其集散资源的功能需要而发展的管理制度，遂使这一级的群体内，可有相当程度的劳务分工，其中即可有一些专业人员，集中心智能力，创造、承袭与增益各种心智活动，包括制度规划，符号规划等项，我们称为“文明”的内涵。国家的出现，遂是人类缔造文明的重要里程碑。国家拥有文明的符号标帜及符号后面的一些价值观，其成员遂有更为强烈与鲜明的认同感，国家与国家之间，相对于前此的群体融合，遂面临较为困难的融合。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终因为文化内涵的“接触→交流→融合”过程，也会逐步整合为更大的单位。这一过程也会不断的进行，一级一级提升其新单位的内涵与外延，这一连串的发展过程，是辩证性的，因为不断的经历了矛盾与整合。人类的社会由新石器时代的单纯聚落，经过这样的辩证过程，终于走向全球性的融合。当然，今天我们还未走到全球融合的整合阶段，但已走到全球各文明单位接触与冲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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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了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古代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比较。我想用两河流域的发展模式，显示上述的发展过程。那一群在两河冲积平原、山地边缘的村落，经由上述的发展过程，一步一步的整合为城邦，城邦联盟，王国，以至巴比伦—亚述帝国，而形成西亚的古代文化圈。这一个文化圈由波斯继承，与埃及文化圈及希腊文化圈不断接触，也不断冲突，其经过几乎是西亚、北非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全部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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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的古代史。苏秉琦先生提出古代文化区系、条、块的观念，建议今日中国疆域之内，至少有六个地区文化。无论从考古学发现，或是从传统的民族系统，或是从中国各地的自然生态差异，苏先生此论都站得住。我们可以由选六个地区的假设往回溯，六区之内仍有不少各别具有特色的小区；更往后看，黄河流域的文化终于融合为中原文化，而战国以后，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泯灭，为秦汉一统奠定基础。这一过程其实与两河流域的发展过程相似，而且是平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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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假设的发展过程，其历史的推动力何来？在我的浅见，这一模式的历史推动力即在人类的增殖现象，使人类的聚落不断增大，不断加多，也不断呈现一代比一代更为密集的聚落分布。人类在每一个群体的延续中，集体的创造了这一群体的文化，而每一文化传统必有其特色。另一方面，群体因增多、加大及密集而起的接触中，人类又会因观摩学习而将彼此的特色分享，于是各群体文化因为各有特色而开拓无限的可能潜力，又因不断的融合而尽致的将潜在的可能性发挥为更高一层的精致与细密，从而又开拓更多的潜在可能。这是文化空间中的辩证发展，与地理空间中，群体的辩证发展相依相伏，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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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原的中国经过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梁启超先生此说，亦即上文发展程序的延续。同样的看法可以施诸欧洲文化圈的发展：希腊古代城邦是希腊的中原，希腊化时代是地中海的西方；罗马帝国时代是欧洲的中原；中古以后的欧洲是欧洲的西方；近古是大西洋的西方；近代是世界的西方。再以这一看法施诸西亚：两河的西亚开展为中东的古代（波斯）；伊斯兰教世界是中东古代的扩张。印度由五天竺的印度，扩大为印度河—恒河的印度，再扩大为印度次大陆的印度，而经由佛教的文化扩散，印度文化圈一度北及中亚，南达今天的印尼，也兼有西藏至泰国的广大地区。上述四个大文化圈，在边缘上犬牙相接，彼此进退，构成亚欧大陆上数千年历史的种种悲喜剧。但是论其原型，仍是许多群体间“接触→冲突→交流→适应→融合”的模式。人类大史剧的下一幕呢？我们应当盼望，世界是人类世界史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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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本身是演化的，因为其过程是不断的开展日趋复杂。但是，这一过程也是“传布论”的，因为各群体之间的交流，即是观念、技术与资源的传布与扩散。这一过程也是“地理论”的，因为每一群体形成时，都在其地理条件与生态条件的影响之下。这一过程也是“功能论”的，因为文化交流抉择必须与原来群体的文化体质相适应，组织群体的结构与制度也须有功能的需求，而群体扩大为新的群体时，其内部复杂程度增加，群体的调适与整合也必须经由功能的调整，始能融合。为此，这一简单的理论假设，并不全可由哪一种理论学说，作为解释的基本观念。在分析与考察任何文化与群体的发展过程时，每一个阶段的检验都必须借重各种学术工具，审察各种史料素材的内容，始得一点一滴的重建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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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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