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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七八 亲缘——中国人群组织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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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的政治秩序中，亲亲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支撑整个西周封建体制。周的国家与社会，前者是封建，后者是宗法。两者之间的重叠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色。春秋之世，国家与社会始逐渐分道扬镳。分道扬镳的前面一部分是封建秩序与宗法制度的分离，后面一部分则是封建邦国成了君主国家，最后七个君主国家合并了。在统一的大帝国里，宗法不再是封建的重叠；亲亲的观念在儒家不断的发挥与开展之下，成为中国社会凝聚的主要理论基础。由亲亲而重孝，重孝而慎终追远，中国人的社会在时间上是连绵不断的结构。由亲亲而敦宗睦族，中国的社会在横的方向延展为一个庞大的网状结构。亲缘组织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无数平民也因为亲缘组织而被纳入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之中。后代，中国人以不同方式的亲缘关系—真正的血缘或虚设的血缘关系，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直到今天，同姓是一家，朋友互称兄弟，长幼以伯叔子侄相称，中国人都是同胞。整个中国的社会伦理数千年来建立于亲缘的观念上，也借着亲缘的关系来分别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正因为有这么一个由亲缘关系联系的社会组织，在中古，国家基本上不存在的时候，中国文化仍能保存；在国家衰弱的时候，社会壮大代替国家，令文化得以保存，民族得以不散达数百年之久。以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古代社会相比，希腊早期的城邦其实也是建立在宗族的组织基础上；但是，城邦政治的演变，使城邦国家的力量逐渐强大，而城邦国家的权力逐渐依靠个别公民的参与而合法化。于是，古代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这一类型的城邦，遂成为公民与国家两个层次（公民以下，有不少奴隶，这点在此不论）。国家是由许多个别公民组成的，这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主权观念的主要依据。近代民主政治亦假定在国家与个别公民之间，可以有公民自愿组织的社团，却不再假设有公民生而有之的原始群体。国家与个别公民之间若有组织，当是以自愿组织发展而来的民间社会，包括商会，或其他团体。中国以亲缘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实际上，所有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群体组织仍是以血缘结合的亲缘团体。一对父母生几个小孩，就是最基本的单位。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态可说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没有摆脱最自然，也可以说最原始的人群单位。中国文化在世界主要文明之中，大约是唯一保持人类社会最原始的源头，最自然的社群组合，并以此为社会组合的基本特色，这诚然是人类文化史上相当特殊的演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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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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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七九 群体的融合与神祇的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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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个文化圈有多大的范围，其原来成分仍由地方文化演化，仍有地方文化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也许来自古代的部落，也许来自古代的种姓。各个原有的群体也必有其各自认同的象征。象征的形式可能以祖先、宗神的形式出现，可能以自然神作为地方的保护神出现，也可能以某种事物为象征符号。总之，群体的自我认同表现为诸种诸样的可能方式，而这些象征往往是神圣的。但是，当不同群体融合为较大的群体时，各个族群之间的象征符号也必须融合为一个共同神圣体以代表所有成员。如果这种象征是族群崇拜的神祇，则各个族群的不同神祇必须由新的安排结合或组织为新的神圣体。神祇的组合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不同的安排。有时，不同神祇的名字可以合并为同一个神祇的异名；有时，许多不同神祇的特性经过重叠；有时，不同族群的神祇由神话与传说组合成一个神祇家族；有时，许多神祇组合成一个“政府”，一个“议会”，反映族群之间的组合关系。这几种组合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出现。以组合为一神异名的方式，中国的火神就有不少名字。以神性的重叠言，中国传说中的火神往往有不同的属性。以神祇组合为家族言，我们往往自称炎黄子孙，将炎黄二帝当作兄弟。又如祝融八姓在传说中是一家八个弟兄的后代。又譬如，凤姓若干部落都有鸟类为图腾。至于将诸神组合为在同一个宫廷里面，古代的许多族群祖先似乎都在尧的政府中同朝为官。当然，《尧典》的皇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皇朝，这个传说反映各种族群的神在融合的过程中可以组织成一个大的皇廷，而其中地位最高的神祇通常是最优势的族群代表。在商代，卜辞中的帝是商代的宗神。帝有不同的名字，也有共同的属性。帝可能是原来宗神的集合体，后来变成了上帝，而这个上帝就是天上皇廷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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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神衹融合的演化过程反映出该族群的融合与人间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并未将神祇转化为人类行为的裁判者。因此，神祇的融合是世俗的，并不具有超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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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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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〇 中国人群组合的方式与普世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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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先讨论地理环境。中国文化发源的地方，我们称之为中原，印度河、两河、尼罗河三个河域加在一块儿都没有中国大，换句话说，中原腹地之大等于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边没有严重的交通阻碍，黄河流域也不像五天竺那样分割得支离破碎，于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型的文化，从东到西，每个邻接地区的文化都有差不多的面貌，其延续性是非常缓慢的改变。从北到南也一样，这种横向的延续性表示交通良好，彼此互相学习，一方面在同一块土地上有许多中心在互相挑战，另一面在挑战比较中又互相学习，所以同与异竟辩证式的组合在一起。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人类总数跟刚刚所讲的三个地区加起来差不多，其异样性也跟三个地区的异样性加起来差不多，而在异样性那么强的地区可以产生一致性那么高的现象，这是很特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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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物资来说，石璋如先生曾指出以安阳为中心，向外画五十公里到六十公里的半径圈里，什么样的资源都有。而黄土层又构成特殊的条件，黄土并不天然的肥沃，有赖人为的努力，有一分力气下去出一分东西，放两分生出两分，不放就什么都没有。耕作也像尼罗河一样，要长期的保持一块耕地才能有好的收获。长期改良小耕种地区的条件，长期稳定性很强，于是造成地缘的土著和亲缘的结合，同一地点的乡亲住在一起久了就变成一家人，使得在土著之外也有亲缘上紧密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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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中原村落的高密度是世界少有的，为什么会如此呢？由于中国的移民从一个母群、一个小村落移殖出去时，走到哪儿都会碰到别的小村落，早已有人居住在那里。没有空阔的开拓空间，人们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甲乙丙三个村落都有过剩人口，甲村落出去的人一下又碰到乙村落和丙村落，唯一可以利用的是甲乙丙之间的空隙地方。凡此空隙只有到丘陵、河谷、丛林或沼泽里头去，花点力气把土地变为可用，所以中国的移民形态是填空隙，而不是长程移民。这个特性使母群和子群之间的距离并不疏远，互相依存的关系就可以保持很长久的时间。演变的后果则是大量人口在高密度的分布之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利于造成大型的复杂政团。这样扩展的政团可以是没有界限的。政团以人群作基础，而人群基础就符号来说，可以是血缘基础的同姓。例如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族群号称兄弟关系，一个生在河这边，一个生在河那边，这当然是后来的融合。再另一个例子是古代的祝融八姓，八个不同的姓之间有共同的符号，尊奉共同的神祝融。这种结合的过程和两河流域型有点相像，可是不以地缘关系，而以亲缘作为结合的方式。结合时是说我这一宗和你那一宗，来自同一个祖先，或是通过婚姻关系。在中国找不出像两河流域那种以地缘结合的方式，商代以后才有变化。商代的政治单位有两种平行的系统，一种是地区性的邑，一种是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胜，邑变成族的附属品，周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中国的扩大政团遂是以亲缘的团体扩大的。反映在辞汇上的是“天下一家”，我们的国与家不分，我们的扩张可以造成普世性的帝国，而这个普世性的帝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照理说，亲缘系统的排他性是很强的，但是我们可以超脱这种排他性，而产生“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的观念。中国以亲缘来带动扩张的需求，这是上述三个文明所没有的特色，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亲缘关系是所有关系里的基因，这就是我特别强调的中国亲缘关系的特色，在中国的出现，早到政团出现时就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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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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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一 古代欧亚大陆族群的移动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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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各地区有不少地方性的文化，单从邻近文化的相似之处看，邻居彼此学习，自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形态。不过，若是某一地点的上下相接文化层忽然有了显著的改变，甚至找不出应有的继承关系，则单纯的文化传播论即未必再是有效的解释工具了。这种的突变，即可能是由于后来的族群取代原有族群，成为当地的文化主人。另一种情势：某一文化出现的地区，疆域有所改变，或则广大的分布地区，竟然缩小了，或则原是一个小地区的文化，忽然扩散及于很广大的地区。前者发生之可能条件，也许是原有文化主人的族群，因为新来族群的侵轶，失去地盘，连带着其文化也不能在这一地区延续下去。后者发生之可能条件，则既可有单纯的文化传播，也可有因为族群控制疆域扩大而促成文化的传播。在新石器时代，各种地方文化的水平相去不远，文化活力突然高涨的可能性不大，而族群力量的消长则较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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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的夏家店文化，上层与下层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间隔绝了一大段相当于殷周之际的变化。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地区甚为广阔。另一例子，二里岗时期上层的分布地区较殷墟时期为广大。然而，殷墟时期堪谓殷代青铜文化的盛时。这文化地域的收缩，当不能归之于殷文化陡失活力—其中当有其他的因缘存在。说到先周的问题，客省庄文化压在周原先周文化的下面，而两者之间的时段，又当有一段殷文化的影响。同时，远在北方的朱开沟遗存的早晚两段年代相当夏至殷商，其中有一些却与渭水流域的客省庄文化有亲缘关系。是则泾渭地区与内蒙古西部（朱开沟遗存）之间，其关系之密切，又胜于渭水与中原之间。这种关系，是否可能也由于族群的移动？然而，古公亶父逾梁山南下，所走的一条路，却又与客省庄—朱开沟的路线逆向，是否中间还有族群在这条路线上的进退？若由这一线索思考，周人祖先曾沦于戎狄，失后稷之故业，以至后来又复后稷之务，其传说即又饶有趣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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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桩疑案，其时代均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中间。我们习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往往忽略了中原以外，也有文化活动，也有族群分合。华北偏北部分，自西徂东，在这一段时期的变化，其实也会影响及于中原。推而言之，中原夏商周三代的共存而又更迭，也许其动源在于中原之外，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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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目往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瞩望，公元前第二千年期的中叶，几乎处处都有意义重大的族群移动。在中亚、印欧民族一批一批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根本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成分及文化形态。印欧民族也西南行，进入西亚地区，引发了西亚的族群生态的变动，既有Hurrians、Mittani、Hittites之出现，又推动了Amorites的侵轶地中海东端海东走廊的地区，埃及受Hyksos的扰乱，以及“海上族群”（Peoples of the sea）的活动，都与这一西亚—东欧地带的变动有关。我相信亚洲内陆，由中北亚东迤今日的西伯利亚及蒙古，以及南迤今日的新疆西藏，也当受族群连串大移动的波及，而有其一波接一波的“推背行”。解决这一串问题的钥匙，可能在内亚与北亚的考古成果，在中国的域外，而不在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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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域内，族群的“推背行”，也不会止于华北。不过，公元前第二千年期的后半，中原有了大型国家：殷与周。这两个大型国家的动能，已不是早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群组织所能比拟。华北的东部向南，包括中原在内，不少族群的移动即不仅是“推背行”的连锁反应，还须加上中原大型国家具有引力与推力，征服与涵化。在这一主题下，我们应当对于传说中许多素材，另找一番认识。卜辞、金文中的记载，《左传》、《国语》、《山海经》、《逸周书》、《楚辞 •天问》……各处埋藏的传说，例如人方鬼方的族属，淮夷荆楚的兴衰，戎狄的分布，祝融八姓，风隗徐奄群舒的纵迹，甚至参商相仇，姬姜相亲，鸟宫龙师的意义……也许均可别有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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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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