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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〇 中国人群组合的方式与普世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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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先讨论地理环境。中国文化发源的地方，我们称之为中原，印度河、两河、尼罗河三个河域加在一块儿都没有中国大，换句话说，中原腹地之大等于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边没有严重的交通阻碍，黄河流域也不像五天竺那样分割得支离破碎，于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型的文化，从东到西，每个邻接地区的文化都有差不多的面貌，其延续性是非常缓慢的改变。从北到南也一样，这种横向的延续性表示交通良好，彼此互相学习，一方面在同一块土地上有许多中心在互相挑战，另一面在挑战比较中又互相学习，所以同与异竟辩证式的组合在一起。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人类总数跟刚刚所讲的三个地区加起来差不多，其异样性也跟三个地区的异样性加起来差不多，而在异样性那么强的地区可以产生一致性那么高的现象，这是很特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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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物资来说，石璋如先生曾指出以安阳为中心，向外画五十公里到六十公里的半径圈里，什么样的资源都有。而黄土层又构成特殊的条件，黄土并不天然的肥沃，有赖人为的努力，有一分力气下去出一分东西，放两分生出两分，不放就什么都没有。耕作也像尼罗河一样，要长期的保持一块耕地才能有好的收获。长期改良小耕种地区的条件，长期稳定性很强，于是造成地缘的土著和亲缘的结合，同一地点的乡亲住在一起久了就变成一家人，使得在土著之外也有亲缘上紧密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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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中原村落的高密度是世界少有的，为什么会如此呢？由于中国的移民从一个母群、一个小村落移殖出去时，走到哪儿都会碰到别的小村落，早已有人居住在那里。没有空阔的开拓空间，人们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甲乙丙三个村落都有过剩人口，甲村落出去的人一下又碰到乙村落和丙村落，唯一可以利用的是甲乙丙之间的空隙地方。凡此空隙只有到丘陵、河谷、丛林或沼泽里头去，花点力气把土地变为可用，所以中国的移民形态是填空隙，而不是长程移民。这个特性使母群和子群之间的距离并不疏远，互相依存的关系就可以保持很长久的时间。演变的后果则是大量人口在高密度的分布之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利于造成大型的复杂政团。这样扩展的政团可以是没有界限的。政团以人群作基础，而人群基础就符号来说，可以是血缘基础的同姓。例如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族群号称兄弟关系，一个生在河这边，一个生在河那边，这当然是后来的融合。再另一个例子是古代的祝融八姓，八个不同的姓之间有共同的符号，尊奉共同的神祝融。这种结合的过程和两河流域型有点相像，可是不以地缘关系，而以亲缘作为结合的方式。结合时是说我这一宗和你那一宗，来自同一个祖先，或是通过婚姻关系。在中国找不出像两河流域那种以地缘结合的方式，商代以后才有变化。商代的政治单位有两种平行的系统，一种是地区性的邑，一种是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胜，邑变成族的附属品，周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中国的扩大政团遂是以亲缘的团体扩大的。反映在辞汇上的是“天下一家”，我们的国与家不分，我们的扩张可以造成普世性的帝国，而这个普世性的帝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照理说，亲缘系统的排他性是很强的，但是我们可以超脱这种排他性，而产生“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的观念。中国以亲缘来带动扩张的需求，这是上述三个文明所没有的特色，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亲缘关系是所有关系里的基因，这就是我特别强调的中国亲缘关系的特色，在中国的出现，早到政团出现时就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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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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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一 古代欧亚大陆族群的移动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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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各地区有不少地方性的文化，单从邻近文化的相似之处看，邻居彼此学习，自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形态。不过，若是某一地点的上下相接文化层忽然有了显著的改变，甚至找不出应有的继承关系，则单纯的文化传播论即未必再是有效的解释工具了。这种的突变，即可能是由于后来的族群取代原有族群，成为当地的文化主人。另一种情势：某一文化出现的地区，疆域有所改变，或则广大的分布地区，竟然缩小了，或则原是一个小地区的文化，忽然扩散及于很广大的地区。前者发生之可能条件，也许是原有文化主人的族群，因为新来族群的侵轶，失去地盘，连带着其文化也不能在这一地区延续下去。后者发生之可能条件，则既可有单纯的文化传播，也可有因为族群控制疆域扩大而促成文化的传播。在新石器时代，各种地方文化的水平相去不远，文化活力突然高涨的可能性不大，而族群力量的消长则较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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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的夏家店文化，上层与下层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间隔绝了一大段相当于殷周之际的变化。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地区甚为广阔。另一例子，二里岗时期上层的分布地区较殷墟时期为广大。然而，殷墟时期堪谓殷代青铜文化的盛时。这文化地域的收缩，当不能归之于殷文化陡失活力—其中当有其他的因缘存在。说到先周的问题，客省庄文化压在周原先周文化的下面，而两者之间的时段，又当有一段殷文化的影响。同时，远在北方的朱开沟遗存的早晚两段年代相当夏至殷商，其中有一些却与渭水流域的客省庄文化有亲缘关系。是则泾渭地区与内蒙古西部（朱开沟遗存）之间，其关系之密切，又胜于渭水与中原之间。这种关系，是否可能也由于族群的移动？然而，古公亶父逾梁山南下，所走的一条路，却又与客省庄—朱开沟的路线逆向，是否中间还有族群在这条路线上的进退？若由这一线索思考，周人祖先曾沦于戎狄，失后稷之故业，以至后来又复后稷之务，其传说即又饶有趣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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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桩疑案，其时代均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中间。我们习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往往忽略了中原以外，也有文化活动，也有族群分合。华北偏北部分，自西徂东，在这一段时期的变化，其实也会影响及于中原。推而言之，中原夏商周三代的共存而又更迭，也许其动源在于中原之外，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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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目往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瞩望，公元前第二千年期的中叶，几乎处处都有意义重大的族群移动。在中亚、印欧民族一批一批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根本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成分及文化形态。印欧民族也西南行，进入西亚地区，引发了西亚的族群生态的变动，既有Hurrians、Mittani、Hittites之出现，又推动了Amorites的侵轶地中海东端海东走廊的地区，埃及受Hyksos的扰乱，以及“海上族群”（Peoples of the sea）的活动，都与这一西亚—东欧地带的变动有关。我相信亚洲内陆，由中北亚东迤今日的西伯利亚及蒙古，以及南迤今日的新疆西藏，也当受族群连串大移动的波及，而有其一波接一波的“推背行”。解决这一串问题的钥匙，可能在内亚与北亚的考古成果，在中国的域外，而不在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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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域内，族群的“推背行”，也不会止于华北。不过，公元前第二千年期的后半，中原有了大型国家：殷与周。这两个大型国家的动能，已不是早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群组织所能比拟。华北的东部向南，包括中原在内，不少族群的移动即不仅是“推背行”的连锁反应，还须加上中原大型国家具有引力与推力，征服与涵化。在这一主题下，我们应当对于传说中许多素材，另找一番认识。卜辞、金文中的记载，《左传》、《国语》、《山海经》、《逸周书》、《楚辞 •天问》……各处埋藏的传说，例如人方鬼方的族属，淮夷荆楚的兴衰，戎狄的分布，祝融八姓，风隗徐奄群舒的纵迹，甚至参商相仇，姬姜相亲，鸟宫龙师的意义……也许均可别有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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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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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二 气候的变化对民族移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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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移动作为个案，因为欧亚大草原地居高纬度，气候干寒，植物的生长期相当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极不稳定，以此为考察的个案，“天”的因素比“人”的因素易于察觉。大致言之，温度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上下摄氏一两度，未能严重地影响人类生活。但是平均温的变化，即使7月份平均温只是冷了一度，在温差起伏较大的内陆气候地区，即可有对作物有严重的影响。在冰岛地区，年平均温下降摄氏一度，可以缩短植物生长季节百分之二十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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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的草原，也是一个边际地区，微小的气候变化，可以立刻引发生态的改变，从而导致人类行为的因应，其显著的现象则是因此而迁徙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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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北边草原的游牧民族之间，自古和战靡常。不少人以为游牧民族总想入侵中原，其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原并不是他们理想的居住地区。大致说来，游牧民族只要能获得中原的若干物质（如丝帛、茶盐及谷类），能有出售北亚畜牧产品（如牲口及毛皮）的市场，游牧民族并不想要侵略中国。若游牧民族大量移入中国，必是在北方草原上有了住不下去的困难。天然灾难，每是使他们不能不迁徙的原因。在北方干冷的地区，水灾不可能出现，天然灾难不外瘟疫与虫灾及过寒或大旱。蝗灾造成的灾害，也可以造成生活上极大的困难。举一个例子，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匈奴因为蝗灾而大饥，南匈奴向汉朝告饥，汉朝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建初八年，北匈奴大人稽留斯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趋五原叩塞降汉。到了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匈奴降者五十八部二十万人。次年，匈奴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于是窦宪在永元元年（公元89年）出兵，将南匈奴击北匈奴，匈奴遂弱，漠北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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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是突发性的灾难，颇难在历史找出规律。自然灾难中，由于气候引发的天灾则多少可有地理因素可以追寻线索。北边常有天灾，最严重者为酷寒及苦旱。前者缩短植物的生长季节；后者剥夺了植物生长的水分。塞外牧畜为生，野无青草，则牛羊不能生息繁殖，饥馑接踵而至。两者之中，酷寒可由长期气象资料中求取线索，本文之作即为尝试追寻史料中酷寒纪录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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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代长期有过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中国的纪录。五代至辽金元诸朝，中国也曾屡次有北方民族的入侵。竺可桢氏根据中国物候史料推测中国历史上气温的变化，并与从格陵兰冰川冰块测得的一千七百年来气温变化曲线相比，从这两条几乎平行的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到六朝时代有过长期的低温，隋代开始回暖，唐代是高温期，五代开始又渐寒，南宋有过骤寒，中间短暂回暖，仍比现今温度为冷。元明均在偏于寒冷，而清初又骤冷，直到民国时期，始渐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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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变化与北方民族入侵的时代如此契合，不能说完全是巧合。竺氏的发现，只是长期的趋向，气温变化与民族移动之间的关系，仍须由具体的实际史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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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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