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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的夏家店文化，上层与下层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间隔绝了一大段相当于殷周之际的变化。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地区甚为广阔。另一例子，二里岗时期上层的分布地区较殷墟时期为广大。然而，殷墟时期堪谓殷代青铜文化的盛时。这文化地域的收缩，当不能归之于殷文化陡失活力—其中当有其他的因缘存在。说到先周的问题，客省庄文化压在周原先周文化的下面，而两者之间的时段，又当有一段殷文化的影响。同时，远在北方的朱开沟遗存的早晚两段年代相当夏至殷商，其中有一些却与渭水流域的客省庄文化有亲缘关系。是则泾渭地区与内蒙古西部（朱开沟遗存）之间，其关系之密切，又胜于渭水与中原之间。这种关系，是否可能也由于族群的移动？然而，古公亶父逾梁山南下，所走的一条路，却又与客省庄—朱开沟的路线逆向，是否中间还有族群在这条路线上的进退？若由这一线索思考，周人祖先曾沦于戎狄，失后稷之故业，以至后来又复后稷之务，其传说即又饶有趣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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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桩疑案，其时代均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中间。我们习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往往忽略了中原以外，也有文化活动，也有族群分合。华北偏北部分，自西徂东，在这一段时期的变化，其实也会影响及于中原。推而言之，中原夏商周三代的共存而又更迭，也许其动源在于中原之外，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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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目往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瞩望，公元前第二千年期的中叶，几乎处处都有意义重大的族群移动。在中亚、印欧民族一批一批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根本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成分及文化形态。印欧民族也西南行，进入西亚地区，引发了西亚的族群生态的变动，既有Hurrians、Mittani、Hittites之出现，又推动了Amorites的侵轶地中海东端海东走廊的地区，埃及受Hyksos的扰乱，以及“海上族群”（Peoples of the sea）的活动，都与这一西亚—东欧地带的变动有关。我相信亚洲内陆，由中北亚东迤今日的西伯利亚及蒙古，以及南迤今日的新疆西藏，也当受族群连串大移动的波及，而有其一波接一波的“推背行”。解决这一串问题的钥匙，可能在内亚与北亚的考古成果，在中国的域外，而不在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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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域内，族群的“推背行”，也不会止于华北。不过，公元前第二千年期的后半，中原有了大型国家：殷与周。这两个大型国家的动能，已不是早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群组织所能比拟。华北的东部向南，包括中原在内，不少族群的移动即不仅是“推背行”的连锁反应，还须加上中原大型国家具有引力与推力，征服与涵化。在这一主题下，我们应当对于传说中许多素材，另找一番认识。卜辞、金文中的记载，《左传》、《国语》、《山海经》、《逸周书》、《楚辞 •天问》……各处埋藏的传说，例如人方鬼方的族属，淮夷荆楚的兴衰，戎狄的分布，祝融八姓，风隗徐奄群舒的纵迹，甚至参商相仇，姬姜相亲，鸟宫龙师的意义……也许均可别有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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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二 气候的变化对民族移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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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移动作为个案，因为欧亚大草原地居高纬度，气候干寒，植物的生长期相当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极不稳定，以此为考察的个案，“天”的因素比“人”的因素易于察觉。大致言之，温度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上下摄氏一两度，未能严重地影响人类生活。但是平均温的变化，即使7月份平均温只是冷了一度，在温差起伏较大的内陆气候地区，即可有对作物有严重的影响。在冰岛地区，年平均温下降摄氏一度，可以缩短植物生长季节百分之二十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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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的草原，也是一个边际地区，微小的气候变化，可以立刻引发生态的改变，从而导致人类行为的因应，其显著的现象则是因此而迁徙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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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北边草原的游牧民族之间，自古和战靡常。不少人以为游牧民族总想入侵中原，其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原并不是他们理想的居住地区。大致说来，游牧民族只要能获得中原的若干物质（如丝帛、茶盐及谷类），能有出售北亚畜牧产品（如牲口及毛皮）的市场，游牧民族并不想要侵略中国。若游牧民族大量移入中国，必是在北方草原上有了住不下去的困难。天然灾难，每是使他们不能不迁徙的原因。在北方干冷的地区，水灾不可能出现，天然灾难不外瘟疫与虫灾及过寒或大旱。蝗灾造成的灾害，也可以造成生活上极大的困难。举一个例子，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匈奴因为蝗灾而大饥，南匈奴向汉朝告饥，汉朝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建初八年，北匈奴大人稽留斯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趋五原叩塞降汉。到了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匈奴降者五十八部二十万人。次年，匈奴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于是窦宪在永元元年（公元89年）出兵，将南匈奴击北匈奴，匈奴遂弱，漠北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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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是突发性的灾难，颇难在历史找出规律。自然灾难中，由于气候引发的天灾则多少可有地理因素可以追寻线索。北边常有天灾，最严重者为酷寒及苦旱。前者缩短植物的生长季节；后者剥夺了植物生长的水分。塞外牧畜为生，野无青草，则牛羊不能生息繁殖，饥馑接踵而至。两者之中，酷寒可由长期气象资料中求取线索，本文之作即为尝试追寻史料中酷寒纪录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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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代长期有过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中国的纪录。五代至辽金元诸朝，中国也曾屡次有北方民族的入侵。竺可桢氏根据中国物候史料推测中国历史上气温的变化，并与从格陵兰冰川冰块测得的一千七百年来气温变化曲线相比，从这两条几乎平行的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到六朝时代有过长期的低温，隋代开始回暖，唐代是高温期，五代开始又渐寒，南宋有过骤寒，中间短暂回暖，仍比现今温度为冷。元明均在偏于寒冷，而清初又骤冷，直到民国时期，始渐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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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变化与北方民族入侵的时代如此契合，不能说完全是巧合。竺氏的发现，只是长期的趋向，气温变化与民族移动之间的关系，仍须由具体的实际史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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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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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三 族群流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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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族群的大规模移动，影响不会只限于一个地区。移动者会留下原来的地区，让另一族群移入，移动者也会推开所进入地区的原来族群，使后者又起身移向别处。于是，不论是前路或者后路，一个族群的移动，常常会带动许多族群一连串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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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动，中国历史承受的影响与造成的后果，都颇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们熟知的一项史事，是汉代中国与匈奴的长期争衡，匈奴败了，其中一部分向西移动；三四百年后，欧洲出现了“匈人”，对罗马世界造成严重冲击。但是，至今我们的通史，并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动；北朝柔然，在中国的压力下西移，又不断承受新起突厥的压力，于是联合波斯击灭了哒。另一方面，这一串的移动，引发了中亚经过南俄的族群移动，阿伐尔人在东欧的冲击，也是欧洲中古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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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族群移动，在中国西方与北方边界上，经常有之。先秦许多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族群，我们笼统的称之为戎狄，其实他们的来路去路，都会与亚欧大陆，尤其草原地带，有所牵连。举一个例子言，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的后半段，印欧语族从中亚四出，南下印度次大陆，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他们向西南方的移动，改变了地中海东部的人口成分。约为同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之际，商代与西周都有北方边患。这时，北方考古学的资料显示，中国北方也颇有族群文化的变化。甚至，西周的先世，曾经陷于戎狄，然后才恢复农业生涯。我在拙作《西周史》中，即尝试将这一个时期的族群移动，结合在西周兴衰的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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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北西方如此，中国人向南方的开发，一波又一波，何尝不会引发原居族群的移动？原居族群更向南移，也会在太平洋沿岸及南方诸岛，引发一连串的移动。最近德国人类学家研究新几内亚居民的体质，认为他们是在二三千年前才由亚洲移入。台湾研究南岛语，颇有成绩，也许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与研究基因的专家，不久会给我们提供若干线索，帮助我们将中国境内的族群移动年表，结合南岛诸族的移动，找一些前所未知的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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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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