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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的草原，也是一个边际地区，微小的气候变化，可以立刻引发生态的改变，从而导致人类行为的因应，其显著的现象则是因此而迁徙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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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北边草原的游牧民族之间，自古和战靡常。不少人以为游牧民族总想入侵中原，其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原并不是他们理想的居住地区。大致说来，游牧民族只要能获得中原的若干物质（如丝帛、茶盐及谷类），能有出售北亚畜牧产品（如牲口及毛皮）的市场，游牧民族并不想要侵略中国。若游牧民族大量移入中国，必是在北方草原上有了住不下去的困难。天然灾难，每是使他们不能不迁徙的原因。在北方干冷的地区，水灾不可能出现，天然灾难不外瘟疫与虫灾及过寒或大旱。蝗灾造成的灾害，也可以造成生活上极大的困难。举一个例子，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匈奴因为蝗灾而大饥，南匈奴向汉朝告饥，汉朝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建初八年，北匈奴大人稽留斯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趋五原叩塞降汉。到了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匈奴降者五十八部二十万人。次年，匈奴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于是窦宪在永元元年（公元89年）出兵，将南匈奴击北匈奴，匈奴遂弱，漠北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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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是突发性的灾难，颇难在历史找出规律。自然灾难中，由于气候引发的天灾则多少可有地理因素可以追寻线索。北边常有天灾，最严重者为酷寒及苦旱。前者缩短植物的生长季节；后者剥夺了植物生长的水分。塞外牧畜为生，野无青草，则牛羊不能生息繁殖，饥馑接踵而至。两者之中，酷寒可由长期气象资料中求取线索，本文之作即为尝试追寻史料中酷寒纪录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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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代长期有过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中国的纪录。五代至辽金元诸朝，中国也曾屡次有北方民族的入侵。竺可桢氏根据中国物候史料推测中国历史上气温的变化，并与从格陵兰冰川冰块测得的一千七百年来气温变化曲线相比，从这两条几乎平行的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到六朝时代有过长期的低温，隋代开始回暖，唐代是高温期，五代开始又渐寒，南宋有过骤寒，中间短暂回暖，仍比现今温度为冷。元明均在偏于寒冷，而清初又骤冷，直到民国时期，始渐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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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变化与北方民族入侵的时代如此契合，不能说完全是巧合。竺氏的发现，只是长期的趋向，气温变化与民族移动之间的关系，仍须由具体的实际史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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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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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三 族群流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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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族群的大规模移动，影响不会只限于一个地区。移动者会留下原来的地区，让另一族群移入，移动者也会推开所进入地区的原来族群，使后者又起身移向别处。于是，不论是前路或者后路，一个族群的移动，常常会带动许多族群一连串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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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动，中国历史承受的影响与造成的后果，都颇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们熟知的一项史事，是汉代中国与匈奴的长期争衡，匈奴败了，其中一部分向西移动；三四百年后，欧洲出现了“匈人”，对罗马世界造成严重冲击。但是，至今我们的通史，并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动；北朝柔然，在中国的压力下西移，又不断承受新起突厥的压力，于是联合波斯击灭了哒。另一方面，这一串的移动，引发了中亚经过南俄的族群移动，阿伐尔人在东欧的冲击，也是欧洲中古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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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族群移动，在中国西方与北方边界上，经常有之。先秦许多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族群，我们笼统的称之为戎狄，其实他们的来路去路，都会与亚欧大陆，尤其草原地带，有所牵连。举一个例子言，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的后半段，印欧语族从中亚四出，南下印度次大陆，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他们向西南方的移动，改变了地中海东部的人口成分。约为同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之际，商代与西周都有北方边患。这时，北方考古学的资料显示，中国北方也颇有族群文化的变化。甚至，西周的先世，曾经陷于戎狄，然后才恢复农业生涯。我在拙作《西周史》中，即尝试将这一个时期的族群移动，结合在西周兴衰的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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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北西方如此，中国人向南方的开发，一波又一波，何尝不会引发原居族群的移动？原居族群更向南移，也会在太平洋沿岸及南方诸岛，引发一连串的移动。最近德国人类学家研究新几内亚居民的体质，认为他们是在二三千年前才由亚洲移入。台湾研究南岛语，颇有成绩，也许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与研究基因的专家，不久会给我们提供若干线索，帮助我们将中国境内的族群移动年表，结合南岛诸族的移动，找一些前所未知的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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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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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四 从区间交流扩大历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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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的交往，其中包括贸易、战争，文化交流……诸种方式。过去历史学家比较注重战争。历史学家也注意到一些重要的文化交流，例如佛教的传入中国，亦由中国转输入韩国与日本。贸易关系则经常不受重视。举一个例说，中国的东南与华南，在南宋以后，成为中国的经济核心区。我们注意到南方的发展，注意到北方因战争而衰败。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认真的思考：北方的丝道，在中亚不安定时，不再通畅；相对的，南方的海运，将陶瓷、茶叶与丝绸，运往外地贸易。南方的这几项产业，都是宋代开始兴盛的，是否也与外贸有关？伊斯兰教势力向南开展，正好接上了中国外贸易的发展方向；二者之间的关联如何？明代一度有郑和的远征，但在闭国之后，中国的南海移民，其实中断了吗？中国沿海在明代至清初，海盗活动极为频繁。这一时代正是西欧向东开拓新航道。新大陆发现之后，美洲贵金属流向中国与日本，东亚与南海的货品流向欧洲。这一段史事，已是经济史家熟知的事迹。我们能不能结合中国长期经济繁荣与明清时代东南的都市化、商业化、识字率高、文学与艺术的平民化……诸种现象，提出中国历史也应陈述的大事？现在，治台湾史的同仁们，也应当从这个角度讨论明郑的海商活动，讨论明郑覆亡后，那些海商舰队的去向，讨论当时南海的诸种移民何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讨论中南半岛与两广地区的发展。凡此，都可能因为我们视野的扩大，我们也许会为中国史寻找很多以前不注意的了解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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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可以开拓的主题是比较研究。其实马克思是从比较研究中，提出了他的历史解释。韦伯也是比较史家，他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既是由比较研究得到的结论，也清楚的说其适用的时空背景。中国历史中可以用来比较别处文化发展的事迹，比比皆是，我们何不从此下手，也为人类历史找出一些重要课题？最近去世的李约瑟，已经开拓了科技史的一方园地。别的园地还待我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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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说，中国得到白银流入之赐，在明清有过数百年的持续繁荣。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正因为白银来得合时，中国在宋代开始的外贸优势，得以持续，而西欧固然吸纳了东方的商品，却没有中国的持续繁荣，于是西欧在人口及商品都不足的情势下，逼上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道路。相对的，中国人日子好过，没有改弦更张的需求，于是文化趋于内卷，也趋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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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例说，中国在先秦即发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国在文官制度下的种种科层管理，弊病丛生，但也有不少摸出来的经验，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机制，甚至也寻到了运作规模的分寸。现代的世界，各处都在组织化的大趋向之下，无论国家、军队、企业，甚至学校，都在科层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国文化中，这一方面的经验，颇值得作为比较研究的题材。从文官制度与科层管理的发展作比较，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欧洲史上，罗马帝国、教廷秩序，以至近代主权国家……一连串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也许也可以由此找出，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帝国，其兴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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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以上面所说的三个视角，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可以有机的融铸为一体，其中既无主从之分，也不必有内外之隔。从空间言，地球本来是圆的，周界不过是地图上的几条线，山川海洋，不能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来往。从时间言，历史的长河，永远不断，抽刀断水水还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从时空两轴都贯穿各处，我们不能将历史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个文化的框架内。随着“世界村”观念的出现，打开这个框架的时机也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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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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