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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例说，中国在先秦即发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国在文官制度下的种种科层管理，弊病丛生，但也有不少摸出来的经验，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机制，甚至也寻到了运作规模的分寸。现代的世界，各处都在组织化的大趋向之下，无论国家、军队、企业，甚至学校，都在科层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国文化中，这一方面的经验，颇值得作为比较研究的题材。从文官制度与科层管理的发展作比较，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欧洲史上，罗马帝国、教廷秩序，以至近代主权国家……一连串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也许也可以由此找出，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帝国，其兴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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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以上面所说的三个视角，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可以有机的融铸为一体，其中既无主从之分，也不必有内外之隔。从空间言，地球本来是圆的，周界不过是地图上的几条线，山川海洋，不能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来往。从时间言，历史的长河，永远不断，抽刀断水水还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从时空两轴都贯穿各处，我们不能将历史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个文化的框架内。随着“世界村”观念的出现，打开这个框架的时机也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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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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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五 西周的包容—上层的坚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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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据以兴起的环境是一大群小的邦国，邦国内部的结构，都离部落国家不太远，有一部分可能从部落国家酋长的权威正在逐步演化到国王统治的制度。基本上西周必须面对很多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政治形态、在不同的地区各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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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之前，有一个商代，商代统治的地区很大。西周要如何将商王统治的地区征服下来，而且超越商王国本身的疆域，又将别的国家，都笼络在西周庞大的体系之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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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地区小国家文化不一样，甚至于种族也不一样（我是指文化意义和语言意义，血统上那时候已经跟我们一样，都是黄种人），要将这些语言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的族群与国家合在一块的话，西周采取的战略，是将各种小国的统治阶层收容在一个大的结构里面。在商王国的时代，这些族群有些是屈服在商王国的军队之下。商王国有相当庞大的军队，也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可以强迫附近的小国向商王进贡，对商王国服从。周代没有这些条件，周人在文化水平上比商王国低。周代在军事实力上，因为人口数字相当小，没有很庞大的军从。周国地点也不是在当时中原，而是在中原偏西，今天的陕西一带。但是为什么到后来“开周八百年”，即周这个名称，维持了八百年之久呢？等到东周时，固然中国又分成许多国家了，但大家都承认，自己是华夏的人，自己是周人，为什么有这种认同呢？就是由于周在开始时，就将散在各处的部落与国家的领袖们，都收纳在周人的宗法封建网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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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亲属关系。在周代以前，中国和任何其他地区的国民一样，并不特别对自己的宗族（同姓、同氏）观念有太大的强调。而到现在，全世界所有各个民族里，中国人最注重宗族、家族，这种重视亲属的文化传统就始于周代。周人是用宗族结构使得王室和各地的领袖建立起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网。同姓的永远与周代的大宗、王室的大宗，保持亲族的亲密关系，也保持大宗和小宗、本家与分家之间的从属关系。但本家或大宗对分出去的家，分出去的氏，总是给以相当大的帮助。这个宗法制度，将周人的姬姓联系在一起；但这还不够，还有许多异姓，即不同姓的国家、不同姓的部落，于是周代就用婚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周代是中国第一次百分之一百肯定同姓不通婚，要和外姓结婚。同姓不婚到现在还是我们中国人婚姻制度主要的特点。这个办法，使得其他国家的领袖都变成周人的亲属：女婿，或者外甥，姐夫、妹夫，或者内兄、内弟，舅舅，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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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也还不够，我们看见的是周人在建立许多封建国家的时候，在每一个封建国家里，不仅有周人的子弟，作为征服者、作为派遣军与驻防军司令官。同样的，还有商人的部队，跟他们一起过去。商人是亡了国的军队。但在周人的统治结构里面，他们在各处驻防的部队里面，总是有相当成分是商人的部队跟着一起去的，他并没有去防备商人部队叛乱，防备他们革命，防备他们反抗，反而将商人变成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在各地分封国家时，鲁国也罢，齐国也罢，无论哪一个封出去的小国家，他们国家之内的统治群，一定包括当地的、土著的领袖。以齐国来说，齐国的统治者是姜姓（姜太公的后代），姜姓跟姬姓，是世世代代结婚姻的，姜姓的夫人们，常常姓姬，姜姓的女儿，经常嫁给姓姬的人家去。而在齐国的驻防军队里，除了有姜太公这一支人的部队以外，我们看见世世代代另外有几家、几支部队是姓子的，就是商人的子姓，而齐国的部队里，同样有许多山东当地的部队，姓不同的姓。同时，朝廷里面，有两个代表周代王室的代表者，一个是国氏，一个是高氏。这是一个联盟的国体，使得周人将上层凝固成一个很紧密的集团。对过去的敌人不歧视，将他们包容为亲属，让他们参加统治，让他们变成统治阶层的一个分层，变成亲戚，变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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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紧的是，周人提出来一个天命的观念，周人说：商人的亡国是因为商人的品行不好，天神不喜欢他们，上天不喜欢品行不好的人，所以天命转移于周人，命令周人去惩罚、去代替不好的商人。周人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罪状，这罪状是政治上的宣传，并不完全可信。不过也有一点点考古的证据。殷商文化的遗址中，喝酒的杯子，喝酒的罐子多得很。周人的遗址中，喝酒的酒具非常少，比例相差很远。所以，周人骂殷商的许多话里头，是有几分道理，不是全部乱编的。要紧的是，周人说我们按天命征伐商人，可是周人也不断对自己人说，天命是随时可以转移的，若自己不做好，天命就转移了。天命是一个普世性的观念，没有偏差的，不对谁特别偏爱。这公平的天命观念，使得凝聚的统治阶层，一方面警惕自己，另外一方面，成员不再分你我，因为大家注意的，不是过去的背景，姓什么、哪个部落、哪个族，而注意的是天命在不在此。天命转移之后，就被另外有天命的人来代替。这个观念，和犹太人所讲的“我们是选民”，想法很不一样的。我常常看见我们同胞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这个观念不能有；这就等于日本人说我们大和民族是天生优秀的民族，这观念也不能有；也跟德国人说雅利安人是优秀的民族的观念一样，也不能有。周人能在几千年前脱离这种自群优越感，是他能造成上层坚凝的很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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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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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六 秦代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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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为求胜，而不去求败。失败永远是成功的另外一面，若不懂得失败，就永远不懂得成功，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谈谈亡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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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的缺失，就是中层和下层的疏离。秦国是以战争赢得天下的，秦国的军队是当时最好的军队，策略也多，包括阴谋诡计、买内应、派间谍，运用得非常灵活，使秦国能打下六国，建立统一天下。可是，在秦国，向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中层，因此，六国的后代，没有一个愿意接受秦国的统治。秦代中层的缺失在哪里呢？最近考古中发现了兵马俑，一方面我们看到军队的阵容，“兵马俑”大家都看过复制品，有人那么高，装备好得很，这些兵马俑一样的部队，到了后来，是散布在全国的。秦朝的公路非常现代化，除了没有钢筋水泥以外，是同时代全世界最好的公路，路基是用长木桩打下去做基础，固定路的两边，还有行道树，路面是压过的，可谓是“条条道路通长安”。若军队派出去，很快可以到达有叛乱的地方，它靠军队来维持，甚至地方官吏也是军人。在考古学上，我们发现一个小官吏的坟，大概等于现在县长这个职务，背景就是当年征兵，征到部队里去的一个年轻人，跟着军队的胜利，他的职位愈来愈大，到后来奉派为县长的职务。这样子就没有中层，中间全是他的军队，下层是隔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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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大的缺陷是，秦朝没有提出一个理想来。秦始皇提的理想是：我的功业是空前的，过去叫“王”是不够的，要大家想了好名字叫我，大家后来想了，天上的神叫“皇”，地上的王是“帝”，你是皇和帝，就成了第一世始皇帝，世世代代永远当下去。他没有提出目标，秦朝所有的诏书没有一个说建国的目的在哪里，他只说我要维持这个秩序，维持这个国家。秦始皇在各处立了许多碑，他喜欢到各处表扬自己的功劳，立个大碑，碑上刻下自己的功劳，颂扬这帝国怎么建的，今天整个帝国和平了，整个中国和平了，都是因为他一个人。他要天下的秩序永远存在下去，每个人都要守法，守他的法。他的守法，守的不是社会的安定，他所谓法的目的是维持他个人的权威，并没有目标，所以秦始皇死后十五年，秦朝很快就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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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所以会亡国，因为反秦的人都是下层上来的，少有从中层起来的，参加革命部队讨伐它的人，一部分是六国之后，但是在秦朝时已经被贬到边疆去，或是打到社会最低层，如农民：六国之后的项羽，农民如刘邦以及和刘邦一起出来领导军队的人，最高只做到县政府的科长，像萧何。在这一层，本身不成层次，因此这些地方政府，无法发挥组织的功能，甚至连组织部队替自己打仗都没有。反而是民间钻出来的下层人士，吸收了中层里散乱的成员，构成了革命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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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秦朝看上去是非常庞大的帝国，而且它的最上层有像李斯这种学者，秦始皇本身对法家的研究也非常彻底，在上层他用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将领，一大批非常能干的官吏，他们专业化的分工也很好，可是只是统治阶层而已，下面是空的，整个没有社会基础支持，中间也没有管理层次的干部。秦对干部非常多疑，所以建立了御史制度，就是派御史到各处去巡察，看哪个官吏做得不对，这就是法家的观念，要考核成果。所以它的文官体系从上到中，上层对中层可以控制得很好，中层联系下层的完全没有，可说是一个半截的结构，下面中间完全是散的，因此不能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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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七 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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