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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五 西周的包容—上层的坚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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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据以兴起的环境是一大群小的邦国，邦国内部的结构，都离部落国家不太远，有一部分可能从部落国家酋长的权威正在逐步演化到国王统治的制度。基本上西周必须面对很多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政治形态、在不同的地区各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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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之前，有一个商代，商代统治的地区很大。西周要如何将商王统治的地区征服下来，而且超越商王国本身的疆域，又将别的国家，都笼络在西周庞大的体系之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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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地区小国家文化不一样，甚至于种族也不一样（我是指文化意义和语言意义，血统上那时候已经跟我们一样，都是黄种人），要将这些语言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的族群与国家合在一块的话，西周采取的战略，是将各种小国的统治阶层收容在一个大的结构里面。在商王国的时代，这些族群有些是屈服在商王国的军队之下。商王国有相当庞大的军队，也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可以强迫附近的小国向商王进贡，对商王国服从。周代没有这些条件，周人在文化水平上比商王国低。周代在军事实力上，因为人口数字相当小，没有很庞大的军从。周国地点也不是在当时中原，而是在中原偏西，今天的陕西一带。但是为什么到后来“开周八百年”，即周这个名称，维持了八百年之久呢？等到东周时，固然中国又分成许多国家了，但大家都承认，自己是华夏的人，自己是周人，为什么有这种认同呢？就是由于周在开始时，就将散在各处的部落与国家的领袖们，都收纳在周人的宗法封建网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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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亲属关系。在周代以前，中国和任何其他地区的国民一样，并不特别对自己的宗族（同姓、同氏）观念有太大的强调。而到现在，全世界所有各个民族里，中国人最注重宗族、家族，这种重视亲属的文化传统就始于周代。周人是用宗族结构使得王室和各地的领袖建立起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网。同姓的永远与周代的大宗、王室的大宗，保持亲族的亲密关系，也保持大宗和小宗、本家与分家之间的从属关系。但本家或大宗对分出去的家，分出去的氏，总是给以相当大的帮助。这个宗法制度，将周人的姬姓联系在一起；但这还不够，还有许多异姓，即不同姓的国家、不同姓的部落，于是周代就用婚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周代是中国第一次百分之一百肯定同姓不通婚，要和外姓结婚。同姓不婚到现在还是我们中国人婚姻制度主要的特点。这个办法，使得其他国家的领袖都变成周人的亲属：女婿，或者外甥，姐夫、妹夫，或者内兄、内弟，舅舅，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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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也还不够，我们看见的是周人在建立许多封建国家的时候，在每一个封建国家里，不仅有周人的子弟，作为征服者、作为派遣军与驻防军司令官。同样的，还有商人的部队，跟他们一起过去。商人是亡了国的军队。但在周人的统治结构里面，他们在各处驻防的部队里面，总是有相当成分是商人的部队跟着一起去的，他并没有去防备商人部队叛乱，防备他们革命，防备他们反抗，反而将商人变成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在各地分封国家时，鲁国也罢，齐国也罢，无论哪一个封出去的小国家，他们国家之内的统治群，一定包括当地的、土著的领袖。以齐国来说，齐国的统治者是姜姓（姜太公的后代），姜姓跟姬姓，是世世代代结婚姻的，姜姓的夫人们，常常姓姬，姜姓的女儿，经常嫁给姓姬的人家去。而在齐国的驻防军队里，除了有姜太公这一支人的部队以外，我们看见世世代代另外有几家、几支部队是姓子的，就是商人的子姓，而齐国的部队里，同样有许多山东当地的部队，姓不同的姓。同时，朝廷里面，有两个代表周代王室的代表者，一个是国氏，一个是高氏。这是一个联盟的国体，使得周人将上层凝固成一个很紧密的集团。对过去的敌人不歧视，将他们包容为亲属，让他们参加统治，让他们变成统治阶层的一个分层，变成亲戚，变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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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紧的是，周人提出来一个天命的观念，周人说：商人的亡国是因为商人的品行不好，天神不喜欢他们，上天不喜欢品行不好的人，所以天命转移于周人，命令周人去惩罚、去代替不好的商人。周人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罪状，这罪状是政治上的宣传，并不完全可信。不过也有一点点考古的证据。殷商文化的遗址中，喝酒的杯子，喝酒的罐子多得很。周人的遗址中，喝酒的酒具非常少，比例相差很远。所以，周人骂殷商的许多话里头，是有几分道理，不是全部乱编的。要紧的是，周人说我们按天命征伐商人，可是周人也不断对自己人说，天命是随时可以转移的，若自己不做好，天命就转移了。天命是一个普世性的观念，没有偏差的，不对谁特别偏爱。这公平的天命观念，使得凝聚的统治阶层，一方面警惕自己，另外一方面，成员不再分你我，因为大家注意的，不是过去的背景，姓什么、哪个部落、哪个族，而注意的是天命在不在此。天命转移之后，就被另外有天命的人来代替。这个观念，和犹太人所讲的“我们是选民”，想法很不一样的。我常常看见我们同胞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这个观念不能有；这就等于日本人说我们大和民族是天生优秀的民族，这观念也不能有；也跟德国人说雅利安人是优秀的民族的观念一样，也不能有。周人能在几千年前脱离这种自群优越感，是他能造成上层坚凝的很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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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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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六 秦代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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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为求胜，而不去求败。失败永远是成功的另外一面，若不懂得失败，就永远不懂得成功，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谈谈亡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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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的缺失，就是中层和下层的疏离。秦国是以战争赢得天下的，秦国的军队是当时最好的军队，策略也多，包括阴谋诡计、买内应、派间谍，运用得非常灵活，使秦国能打下六国，建立统一天下。可是，在秦国，向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中层，因此，六国的后代，没有一个愿意接受秦国的统治。秦代中层的缺失在哪里呢？最近考古中发现了兵马俑，一方面我们看到军队的阵容，“兵马俑”大家都看过复制品，有人那么高，装备好得很，这些兵马俑一样的部队，到了后来，是散布在全国的。秦朝的公路非常现代化，除了没有钢筋水泥以外，是同时代全世界最好的公路，路基是用长木桩打下去做基础，固定路的两边，还有行道树，路面是压过的，可谓是“条条道路通长安”。若军队派出去，很快可以到达有叛乱的地方，它靠军队来维持，甚至地方官吏也是军人。在考古学上，我们发现一个小官吏的坟，大概等于现在县长这个职务，背景就是当年征兵，征到部队里去的一个年轻人，跟着军队的胜利，他的职位愈来愈大，到后来奉派为县长的职务。这样子就没有中层，中间全是他的军队，下层是隔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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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大的缺陷是，秦朝没有提出一个理想来。秦始皇提的理想是：我的功业是空前的，过去叫“王”是不够的，要大家想了好名字叫我，大家后来想了，天上的神叫“皇”，地上的王是“帝”，你是皇和帝，就成了第一世始皇帝，世世代代永远当下去。他没有提出目标，秦朝所有的诏书没有一个说建国的目的在哪里，他只说我要维持这个秩序，维持这个国家。秦始皇在各处立了许多碑，他喜欢到各处表扬自己的功劳，立个大碑，碑上刻下自己的功劳，颂扬这帝国怎么建的，今天整个帝国和平了，整个中国和平了，都是因为他一个人。他要天下的秩序永远存在下去，每个人都要守法，守他的法。他的守法，守的不是社会的安定，他所谓法的目的是维持他个人的权威，并没有目标，所以秦始皇死后十五年，秦朝很快就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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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所以会亡国，因为反秦的人都是下层上来的，少有从中层起来的，参加革命部队讨伐它的人，一部分是六国之后，但是在秦朝时已经被贬到边疆去，或是打到社会最低层，如农民：六国之后的项羽，农民如刘邦以及和刘邦一起出来领导军队的人，最高只做到县政府的科长，像萧何。在这一层，本身不成层次，因此这些地方政府，无法发挥组织的功能，甚至连组织部队替自己打仗都没有。反而是民间钻出来的下层人士，吸收了中层里散乱的成员，构成了革命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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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秦朝看上去是非常庞大的帝国，而且它的最上层有像李斯这种学者，秦始皇本身对法家的研究也非常彻底，在上层他用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将领，一大批非常能干的官吏，他们专业化的分工也很好，可是只是统治阶层而已，下面是空的，整个没有社会基础支持，中间也没有管理层次的干部。秦对干部非常多疑，所以建立了御史制度，就是派御史到各处去巡察，看哪个官吏做得不对，这就是法家的观念，要考核成果。所以它的文官体系从上到中，上层对中层可以控制得很好，中层联系下层的完全没有，可说是一个半截的结构，下面中间完全是散的，因此不能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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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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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七 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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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代，天下是分裂了，长期的分裂，然后由秦始皇统一。汉朝是中国很重要的朝代，至今我们还自称为汉人，基本上中国的语言群里，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是属于自认会说汉语的族群，这汉语包括今天所谓的北方话、南方话，乃至闽南话、潮州话……所有的话都属汉语群。汉的名称成为是中国的正字商标。那么汉代为什么能够维持四百年，中间虽有一次断掉，但很快又继续了。基本上，汉代的日子过得不算差，汉代老百姓过的日子跟与之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的老百姓一比，可算过得相当好。汉代有内乱，有外战，相对讲起来，次数不算多，和平的岁月相当长。这个朝代统治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就在它有中层的结构。相对于上层统治阶层来说，中层就是干部，在国家是官吏，在公司里是干部们，上层是董事集团，中层是从总经理以下到科长为止这一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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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一开始时，有很严重的问题，至少有四十年左右，从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时起，他的军队里面，他的追随者、功臣，甚至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最小的小兵，都变成了干部。所有的功臣，有的封侯，有的封王，自己的子弟也封王，宰相都必须是有侯爵封号的人才能做，政府里部长阶层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是打天下起来的弟兄，这是一个很小的利益集团。当时中国人口，汉高祖时大概是三千万左右，极高的高峰大概是到了汉代一百年以后，四千五百万人口。打天下的功臣集团，从将军到小兵，不过十五万人、二十万人，但这二十万的人要去统治一个三四千万人的国家，除了独裁、专制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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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既无法将命令顺利地传达到下层，也不知道下面想些什么，更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四十年以后，这批人走了，接下去由他们的子弟接管了大概二十年不到的样子，也不行了，政府显然许多事情办不通。因此汉朝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方向，逐渐发展出一个察举制度。“察举”在古代也叫选举，不过我不用古代名称，而用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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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度一步步发展，从开始发展到一个相当水平，大概花了两代的时间，一步步改进，最后的格式是这样的：二十万人里面，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提名，不得像今天“拜托、拜托—”，而是考核这个人的品行，最初是要选最好的好人：孝子、廉吏、不贪污、不做坏事的人。这类孝顺父母的人、种田努力的人，举荐起来并不难，提名是按可见的标准来提名，并不难。但演变到后来，实际上是选拔当地大家认为最能干的人，如孝廉、孝弟、力田、举孝、举廉……都可以有不同名称，演变到后来是二十万人里找一个出来。这一位候选人先在地方政府工作，作地方的文官、秘书、科员，做得好了，县长推荐到内政部去，或推荐到省里去。省级政府试用了一阵后，觉得不错，就将他推荐到中央去，到了中央以后，有一段很要紧的时期，推荐到中央去的叫做郎。凡是各地推举进来的，到了中央都叫“郎”，最多的时候，一年有两千个郎，累积过去留下来总是经常维持一千多人、两千多人。郎担任在王宫里里外外的事情，年轻人做守卫，做跑差事的侍郎，做秘书，做所有的事情。除了太监要做的事情以外，皇帝四周的大小事情都是郎来做，在这时，高级官员慢慢找出郎里面哪些人特别能干、特别好，而皇帝也看得出哪个郎好，哪个郎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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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须通过考试，考的时候是设定现在有个重大的问题，你们怎么办？譬如说，海峡两岸交流了，你的意见该怎么办？你写个政论文章给我看看，或者核四厂该不该办？该拆不该拆？写篇文章出来，看你的政治意见，看你的方案，然后从中选出一些人。若这个人不错，记在人事档案上，等到有好的事情，就派他去做。这是一个从选拔到训练的完整的程序。汉朝靠这个办法把全国的菁华收罗，一级级的训练，训练到最后还叫他参加政府的实际事务，然后考验他们，再派他们出去。派他们出去时，第一年是试用，试用得好，再给你两年的任命，或三年的任命。三年的任命做好了，才决定加你的薪水，或升你的官，做不好就减你的薪水，或贬掉你的职务。如此使汉代不仅有个相当健全的文官体系，而且更要紧的是，这些官员来自全国各处，二十万人才选一个，这些人跟家乡总有来来去去的关系，总有消息，使得全国的事情都可以经过这些“郎”而传达到中央去。汉朝经常有朝廷上开会的事情，一开会，殿上面坐的是几百个大官小官，殿底下，庭里边一站，也可以站上两三千人，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的讨论会记录存在，讨论盐和铁该不该公卖？《盐铁论》中就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与郎的发言。从汉朝其他零零碎碎的记录里也可见常常有站在庭里面的郎发言，皇帝照样听他的，发言完了大家讨论，如此全国的各种事情都可以传到中央。倒也没什么拉麦克风的事情，也没有说选举一定要选委员会，人家做事照旧做得清清楚楚，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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