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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所以会亡国,因为反秦的人都是下层上来的,少有从中层起来的,参加革命部队讨伐它的人,一部分是六国之后,但是在秦朝时已经被贬到边疆去,或是打到社会最低层,如农民:六国之后的项羽,农民如刘邦以及和刘邦一起出来领导军队的人,最高只做到县政府的科长,像萧何。在这一层,本身不成层次,因此这些地方政府,无法发挥组织的功能,甚至连组织部队替自己打仗都没有。反而是民间钻出来的下层人士,吸收了中层里散乱的成员,构成了革命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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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秦朝看上去是非常庞大的帝国,而且它的最上层有像李斯这种学者,秦始皇本身对法家的研究也非常彻底,在上层他用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将领,一大批非常能干的官吏,他们专业化的分工也很好,可是只是统治阶层而已,下面是空的,整个没有社会基础支持,中间也没有管理层次的干部。秦对干部非常多疑,所以建立了御史制度,就是派御史到各处去巡察,看哪个官吏做得不对,这就是法家的观念,要考核成果。所以它的文官体系从上到中,上层对中层可以控制得很好,中层联系下层的完全没有,可说是一个半截的结构,下面中间完全是散的,因此不能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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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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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七 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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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代,天下是分裂了,长期的分裂,然后由秦始皇统一。汉朝是中国很重要的朝代,至今我们还自称为汉人,基本上中国的语言群里,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是属于自认会说汉语的族群,这汉语包括今天所谓的北方话、南方话,乃至闽南话、潮州话……所有的话都属汉语群。汉的名称成为是中国的正字商标。那么汉代为什么能够维持四百年,中间虽有一次断掉,但很快又继续了。基本上,汉代的日子过得不算差,汉代老百姓过的日子跟与之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的老百姓一比,可算过得相当好。汉代有内乱,有外战,相对讲起来,次数不算多,和平的岁月相当长。这个朝代统治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就在它有中层的结构。相对于上层统治阶层来说,中层就是干部,在国家是官吏,在公司里是干部们,上层是董事集团,中层是从总经理以下到科长为止这一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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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一开始时,有很严重的问题,至少有四十年左右,从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时起,他的军队里面,他的追随者、功臣,甚至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最小的小兵,都变成了干部。所有的功臣,有的封侯,有的封王,自己的子弟也封王,宰相都必须是有侯爵封号的人才能做,政府里部长阶层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是打天下起来的弟兄,这是一个很小的利益集团。当时中国人口,汉高祖时大概是三千万左右,极高的高峰大概是到了汉代一百年以后,四千五百万人口。打天下的功臣集团,从将军到小兵,不过十五万人、二十万人,但这二十万的人要去统治一个三四千万人的国家,除了独裁、专制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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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既无法将命令顺利地传达到下层,也不知道下面想些什么,更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四十年以后,这批人走了,接下去由他们的子弟接管了大概二十年不到的样子,也不行了,政府显然许多事情办不通。因此汉朝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方向,逐渐发展出一个察举制度。“察举”在古代也叫选举,不过我不用古代名称,而用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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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度一步步发展,从开始发展到一个相当水平,大概花了两代的时间,一步步改进,最后的格式是这样的:二十万人里面,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提名,不得像今天“拜托、拜托—”,而是考核这个人的品行,最初是要选最好的好人:孝子、廉吏、不贪污、不做坏事的人。这类孝顺父母的人、种田努力的人,举荐起来并不难,提名是按可见的标准来提名,并不难。但演变到后来,实际上是选拔当地大家认为最能干的人,如孝廉、孝弟、力田、举孝、举廉……都可以有不同名称,演变到后来是二十万人里找一个出来。这一位候选人先在地方政府工作,作地方的文官、秘书、科员,做得好了,县长推荐到内政部去,或推荐到省里去。省级政府试用了一阵后,觉得不错,就将他推荐到中央去,到了中央以后,有一段很要紧的时期,推荐到中央去的叫做郎。凡是各地推举进来的,到了中央都叫“郎”,最多的时候,一年有两千个郎,累积过去留下来总是经常维持一千多人、两千多人。郎担任在王宫里里外外的事情,年轻人做守卫,做跑差事的侍郎,做秘书,做所有的事情。除了太监要做的事情以外,皇帝四周的大小事情都是郎来做,在这时,高级官员慢慢找出郎里面哪些人特别能干、特别好,而皇帝也看得出哪个郎好,哪个郎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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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须通过考试,考的时候是设定现在有个重大的问题,你们怎么办?譬如说,海峡两岸交流了,你的意见该怎么办?你写个政论文章给我看看,或者核四厂该不该办?该拆不该拆?写篇文章出来,看你的政治意见,看你的方案,然后从中选出一些人。若这个人不错,记在人事档案上,等到有好的事情,就派他去做。这是一个从选拔到训练的完整的程序。汉朝靠这个办法把全国的菁华收罗,一级级的训练,训练到最后还叫他参加政府的实际事务,然后考验他们,再派他们出去。派他们出去时,第一年是试用,试用得好,再给你两年的任命,或三年的任命。三年的任命做好了,才决定加你的薪水,或升你的官,做不好就减你的薪水,或贬掉你的职务。如此使汉代不仅有个相当健全的文官体系,而且更要紧的是,这些官员来自全国各处,二十万人才选一个,这些人跟家乡总有来来去去的关系,总有消息,使得全国的事情都可以经过这些“郎”而传达到中央去。汉朝经常有朝廷上开会的事情,一开会,殿上面坐的是几百个大官小官,殿底下,庭里边一站,也可以站上两三千人,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的讨论会记录存在,讨论盐和铁该不该公卖?《盐铁论》中就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与郎的发言。从汉朝其他零零碎碎的记录里也可见常常有站在庭里面的郎发言,皇帝照样听他的,发言完了大家讨论,如此全国的各种事情都可以传到中央。倒也没什么拉麦克风的事情,也没有说选举一定要选委员会,人家做事照旧做得清清楚楚,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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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凝固的中层阶层,长久累积起来,退休的就回家,变成地方的领袖;年轻的进入政府,就变成官员。当然,最后仍发生了毛病,若干地方性的家族,垄断了地方上的代表,这是到了后来,大概花了一百年左右,大毛病才出来。换言之,汉代政制没有毛病时,这个中层结构很不错,即使出了毛病之后,还是有一群不管是世袭也罢,不是世袭也罢,这一群人成为统治阶层与一般老百姓之间的联系的中间层:执行政令是他们,反映民情也是他们。而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基本上相当不错,即使在若干大家族垄断最严重的时候,据我个人的研究,大概垄断的人也不过是三分之一而已。中层阶层里,有三分之一是若干地方性大家族垄断的,另外三分之二,还是相当程度的从一般人里选出来的。这一中层是汉代最大的稳定力量。中层的人的升迁,速度最快的,是从提名为郎到征辟举孝起身,算他二十一岁吧,十年,到三十一岁做到二千石。从一个起码候选人做到部长要十年、十五年并不稀奇,但是他也不会长久在高位子上,过一阵他就退下来了。汉代有一个对于老臣特别尊重的制度,当执政顾问是真要替国家办事情的。一般大概干到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岁以后回家。五十到六十岁这一段是资深政治家,好的、有用的摆在那里,帮中层做事。这一个结构,我认为很好。假如我开一个公司的话,我要用一个很健全的中层干部组织,同时,有些能干的高级干部我一定留在旁边做我的高级顾问。我不要他管实务,要叫他替我想问题,替我排难解纷;当各个执行干部发生问题时,叫他们去调查毛病在哪里,叫他们去找出解决的方案,叫他们去调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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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开始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两者并存,又有文官,又有皇帝,互相制衡,这使得汉代的皇帝,不能专制,因为他们能够反映全国老百姓的需要。汉朝皇帝出命令,不算命令,要宰相和皇帝一起出命令,才算命令,就因为这个中层结构,非常稳固,也非常强有力。几千年来中国朝代的制度建立在这个基本模型上,皇帝与文官相配合,世界各地不多见。拜占庭有过文官,但拜占庭的文官跟宗教分不开;古罗马有过,但跟罗马城本身的罗马人脱不开;日本要到德川以后才有文官,但文官是从军人出身的,文官的训练不够,大名们的分散权力使得德川底下的政治力量不是那么集中,也不是那么普及。所以中国帝制下的文官是非常特殊的,中国能维持两千年朝代更迭,一朝换一朝,始终是这样—皇帝可换,文官体系大致不变,即使制度也有修改的地方,但基本上以文官来抵制和平衡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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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八 东汉的缺失——上层与中层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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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到西汉有一个文官体系的基础,我也特别提到中间发生了家族的垄断和世袭,在此,我将要说明。这里面有一两百个地方性的大家族互相提携,他们互惠的方法是什么呢?汉朝是不许人徇私的,也不许人特别包庇他的家族。汉朝定了一个规矩:官员不许在家里选拔自己的子弟做代表,如侍郎、孝廉等,不许推荐自家子弟。大族们遂互相荐引友人子,如张三不得推荐张四,可以推荐李四;李四不能推荐李五,李四可以推荐张五,以此交叉输送。但政府防备的非常严格,不许交叉,连婚姻的亲家之间都不许提名。而且一个官员只能在另外一个省做主管,不许在自己家乡做主管;一个县里的人不许在自己的县里做主管,要到另外的县做主管,防堵非常严密。姻亲之间也不许互相提名。可是社会关系网已经在那里了,有师生的网,有朋友的网,交叉起来是多重交叉。最后还是可以把政府定的非常严密的制度绕个弯,造成利益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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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东汉时,我们看见光武帝起来,复兴了汉朝,用了云台二十八将,这是用二十八将为代表,实际上不只云台二十八将。这些功臣的子孙,继续不断地出现,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现,结果上层就被这些人垄断了。到了中层,训练跟选拔混在一起,最后,等到郎这个阶层要派职务时,就靠大的高级官员指定,高级官员往往就指定自己的亲属,或指定亲属的亲属,用这个办法,使得侍郎的名称存在,造就政府里一两千的侍郎,而侍郎里实质的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及选拔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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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有非常庞大的国立大学,比今天的台湾大学大,有三万个学生,台湾大学今天也不过一万多而已。郡有郡学,县有县学,这一些人就可以构成中层的候补者,但这些人才是疏离在外面的。汉朝的学生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的起源。于是有见解、有能力、有号召力的学生领袖都起来了,整天批评政府,批评已经疏离于群众的政府。社会中层本身就变成断裂,里面一部分最好的人变成批评者和攻击者,比较差的一批变成垄断者,斗争就变成严重的现象。到了后来各权臣结党营私,拉拢皇帝身边的人—太监。太监在皇帝旁边出纳诏命,是皇权的代表;再不然权臣就拉皇帝的内戚,也是皇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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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和内戚为什么在东汉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就因为本来有的中层断成两边,贤才不能上去。可是教育的机构却在那里,虽然不断训练中层的贤才,但却不用他们,于是这些贤才就成了另外一派,攻击政权,造成继续不断的政治斗争,成为上层本身拖到中层,掺杂到中层的斗争。上层的权臣,谁摆上小皇帝谁就暂时掌握了统治权,而这小皇帝四周是皇权的代理者,内戚也罢,太监也罢,都有干政的可能。内戚让自己的侄子、外甥或女婿掌了一部分权;这小孩长大了,不喜欢舅舅,不喜欢岳父,就找朋友帮忙,而朋友就是整天跟他玩在一起的太监,找太监来赶掉这一个内戚。小皇帝结婚了,又有他自己的内戚,这样周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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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的斗争和中层的断裂,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三分之二东汉的不安与混乱,以致东汉整个治安的情形跟西汉差得很远,而防卫边疆的能力也跟西汉差得很远。就因为上中下结构有毛病,上层和中层之间发生了问题,下层既没有人管,也没被照顾,训练和选拔断了层,力量没有办法吸收、传达上来,这是东汉的大病所在。台湾实际上也有这个问题,天天训练大学生,但大学生却不一定能用上,而我们的选举也不一定选出贤才来,选出来的贤才也不一定派上用场,这也是断层现象。虽不完全一样,也有点类似就是了,我们的训练跟使用方面没有配合。但愿很快能有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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