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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所以会亡国，因为反秦的人都是下层上来的，少有从中层起来的，参加革命部队讨伐它的人，一部分是六国之后，但是在秦朝时已经被贬到边疆去，或是打到社会最低层，如农民：六国之后的项羽，农民如刘邦以及和刘邦一起出来领导军队的人，最高只做到县政府的科长，像萧何。在这一层，本身不成层次，因此这些地方政府，无法发挥组织的功能，甚至连组织部队替自己打仗都没有。反而是民间钻出来的下层人士，吸收了中层里散乱的成员，构成了革命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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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秦朝看上去是非常庞大的帝国，而且它的最上层有像李斯这种学者，秦始皇本身对法家的研究也非常彻底，在上层他用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将领，一大批非常能干的官吏，他们专业化的分工也很好，可是只是统治阶层而已，下面是空的，整个没有社会基础支持，中间也没有管理层次的干部。秦对干部非常多疑，所以建立了御史制度，就是派御史到各处去巡察，看哪个官吏做得不对，这就是法家的观念，要考核成果。所以它的文官体系从上到中，上层对中层可以控制得很好，中层联系下层的完全没有，可说是一个半截的结构，下面中间完全是散的，因此不能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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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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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七 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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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代，天下是分裂了，长期的分裂，然后由秦始皇统一。汉朝是中国很重要的朝代，至今我们还自称为汉人，基本上中国的语言群里，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是属于自认会说汉语的族群，这汉语包括今天所谓的北方话、南方话，乃至闽南话、潮州话……所有的话都属汉语群。汉的名称成为是中国的正字商标。那么汉代为什么能够维持四百年，中间虽有一次断掉，但很快又继续了。基本上，汉代的日子过得不算差，汉代老百姓过的日子跟与之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的老百姓一比，可算过得相当好。汉代有内乱，有外战，相对讲起来，次数不算多，和平的岁月相当长。这个朝代统治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就在它有中层的结构。相对于上层统治阶层来说，中层就是干部，在国家是官吏，在公司里是干部们，上层是董事集团，中层是从总经理以下到科长为止这一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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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一开始时，有很严重的问题，至少有四十年左右，从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时起，他的军队里面，他的追随者、功臣，甚至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最小的小兵，都变成了干部。所有的功臣，有的封侯，有的封王，自己的子弟也封王，宰相都必须是有侯爵封号的人才能做，政府里部长阶层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是打天下起来的弟兄，这是一个很小的利益集团。当时中国人口，汉高祖时大概是三千万左右，极高的高峰大概是到了汉代一百年以后，四千五百万人口。打天下的功臣集团，从将军到小兵，不过十五万人、二十万人，但这二十万的人要去统治一个三四千万人的国家，除了独裁、专制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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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既无法将命令顺利地传达到下层，也不知道下面想些什么，更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四十年以后，这批人走了，接下去由他们的子弟接管了大概二十年不到的样子，也不行了，政府显然许多事情办不通。因此汉朝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方向，逐渐发展出一个察举制度。“察举”在古代也叫选举，不过我不用古代名称，而用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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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度一步步发展，从开始发展到一个相当水平，大概花了两代的时间，一步步改进，最后的格式是这样的：二十万人里面，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提名，不得像今天“拜托、拜托—”，而是考核这个人的品行，最初是要选最好的好人：孝子、廉吏、不贪污、不做坏事的人。这类孝顺父母的人、种田努力的人，举荐起来并不难，提名是按可见的标准来提名，并不难。但演变到后来，实际上是选拔当地大家认为最能干的人，如孝廉、孝弟、力田、举孝、举廉……都可以有不同名称，演变到后来是二十万人里找一个出来。这一位候选人先在地方政府工作，作地方的文官、秘书、科员，做得好了，县长推荐到内政部去，或推荐到省里去。省级政府试用了一阵后，觉得不错，就将他推荐到中央去，到了中央以后，有一段很要紧的时期，推荐到中央去的叫做郎。凡是各地推举进来的，到了中央都叫“郎”，最多的时候，一年有两千个郎，累积过去留下来总是经常维持一千多人、两千多人。郎担任在王宫里里外外的事情，年轻人做守卫，做跑差事的侍郎，做秘书，做所有的事情。除了太监要做的事情以外，皇帝四周的大小事情都是郎来做，在这时，高级官员慢慢找出郎里面哪些人特别能干、特别好，而皇帝也看得出哪个郎好，哪个郎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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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须通过考试，考的时候是设定现在有个重大的问题，你们怎么办？譬如说，海峡两岸交流了，你的意见该怎么办？你写个政论文章给我看看，或者核四厂该不该办？该拆不该拆？写篇文章出来，看你的政治意见，看你的方案，然后从中选出一些人。若这个人不错，记在人事档案上，等到有好的事情，就派他去做。这是一个从选拔到训练的完整的程序。汉朝靠这个办法把全国的菁华收罗，一级级的训练，训练到最后还叫他参加政府的实际事务，然后考验他们，再派他们出去。派他们出去时，第一年是试用，试用得好，再给你两年的任命，或三年的任命。三年的任命做好了，才决定加你的薪水，或升你的官，做不好就减你的薪水，或贬掉你的职务。如此使汉代不仅有个相当健全的文官体系，而且更要紧的是，这些官员来自全国各处，二十万人才选一个，这些人跟家乡总有来来去去的关系，总有消息，使得全国的事情都可以经过这些“郎”而传达到中央去。汉朝经常有朝廷上开会的事情，一开会，殿上面坐的是几百个大官小官，殿底下，庭里边一站，也可以站上两三千人，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的讨论会记录存在，讨论盐和铁该不该公卖？《盐铁论》中就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与郎的发言。从汉朝其他零零碎碎的记录里也可见常常有站在庭里面的郎发言，皇帝照样听他的，发言完了大家讨论，如此全国的各种事情都可以传到中央。倒也没什么拉麦克风的事情，也没有说选举一定要选委员会，人家做事照旧做得清清楚楚，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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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凝固的中层阶层，长久累积起来，退休的就回家，变成地方的领袖；年轻的进入政府，就变成官员。当然，最后仍发生了毛病，若干地方性的家族，垄断了地方上的代表，这是到了后来，大概花了一百年左右，大毛病才出来。换言之，汉代政制没有毛病时，这个中层结构很不错，即使出了毛病之后，还是有一群不管是世袭也罢，不是世袭也罢，这一群人成为统治阶层与一般老百姓之间的联系的中间层：执行政令是他们，反映民情也是他们。而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基本上相当不错，即使在若干大家族垄断最严重的时候，据我个人的研究，大概垄断的人也不过是三分之一而已。中层阶层里，有三分之一是若干地方性大家族垄断的，另外三分之二，还是相当程度的从一般人里选出来的。这一中层是汉代最大的稳定力量。中层的人的升迁，速度最快的，是从提名为郎到征辟举孝起身，算他二十一岁吧，十年，到三十一岁做到二千石。从一个起码候选人做到部长要十年、十五年并不稀奇，但是他也不会长久在高位子上，过一阵他就退下来了。汉代有一个对于老臣特别尊重的制度，当执政顾问是真要替国家办事情的。一般大概干到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岁以后回家。五十到六十岁这一段是资深政治家，好的、有用的摆在那里，帮中层做事。这一个结构，我认为很好。假如我开一个公司的话，我要用一个很健全的中层干部组织，同时，有些能干的高级干部我一定留在旁边做我的高级顾问。我不要他管实务，要叫他替我想问题，替我排难解纷；当各个执行干部发生问题时，叫他们去调查毛病在哪里，叫他们去找出解决的方案，叫他们去调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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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开始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两者并存，又有文官，又有皇帝，互相制衡，这使得汉代的皇帝，不能专制，因为他们能够反映全国老百姓的需要。汉朝皇帝出命令，不算命令，要宰相和皇帝一起出命令，才算命令，就因为这个中层结构，非常稳固，也非常强有力。几千年来中国朝代的制度建立在这个基本模型上，皇帝与文官相配合，世界各地不多见。拜占庭有过文官，但拜占庭的文官跟宗教分不开；古罗马有过，但跟罗马城本身的罗马人脱不开；日本要到德川以后才有文官，但文官是从军人出身的，文官的训练不够，大名们的分散权力使得德川底下的政治力量不是那么集中，也不是那么普及。所以中国帝制下的文官是非常特殊的，中国能维持两千年朝代更迭，一朝换一朝，始终是这样—皇帝可换，文官体系大致不变，即使制度也有修改的地方，但基本上以文官来抵制和平衡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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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八八 东汉的缺失——上层与中层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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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到西汉有一个文官体系的基础，我也特别提到中间发生了家族的垄断和世袭，在此，我将要说明。这里面有一两百个地方性的大家族互相提携，他们互惠的方法是什么呢？汉朝是不许人徇私的，也不许人特别包庇他的家族。汉朝定了一个规矩：官员不许在家里选拔自己的子弟做代表，如侍郎、孝廉等，不许推荐自家子弟。大族们遂互相荐引友人子，如张三不得推荐张四，可以推荐李四；李四不能推荐李五，李四可以推荐张五，以此交叉输送。但政府防备的非常严格，不许交叉，连婚姻的亲家之间都不许提名。而且一个官员只能在另外一个省做主管，不许在自己家乡做主管；一个县里的人不许在自己的县里做主管，要到另外的县做主管，防堵非常严密。姻亲之间也不许互相提名。可是社会关系网已经在那里了，有师生的网，有朋友的网，交叉起来是多重交叉。最后还是可以把政府定的非常严密的制度绕个弯，造成利益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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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东汉时，我们看见光武帝起来，复兴了汉朝，用了云台二十八将，这是用二十八将为代表，实际上不只云台二十八将。这些功臣的子孙，继续不断地出现，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现，结果上层就被这些人垄断了。到了中层，训练跟选拔混在一起，最后，等到郎这个阶层要派职务时，就靠大的高级官员指定，高级官员往往就指定自己的亲属，或指定亲属的亲属，用这个办法，使得侍郎的名称存在，造就政府里一两千的侍郎，而侍郎里实质的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及选拔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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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有非常庞大的国立大学，比今天的台湾大学大，有三万个学生，台湾大学今天也不过一万多而已。郡有郡学，县有县学，这一些人就可以构成中层的候补者，但这些人才是疏离在外面的。汉朝的学生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的起源。于是有见解、有能力、有号召力的学生领袖都起来了，整天批评政府，批评已经疏离于群众的政府。社会中层本身就变成断裂，里面一部分最好的人变成批评者和攻击者，比较差的一批变成垄断者，斗争就变成严重的现象。到了后来各权臣结党营私，拉拢皇帝身边的人—太监。太监在皇帝旁边出纳诏命，是皇权的代表；再不然权臣就拉皇帝的内戚，也是皇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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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和内戚为什么在东汉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就因为本来有的中层断成两边，贤才不能上去。可是教育的机构却在那里，虽然不断训练中层的贤才，但却不用他们，于是这些贤才就成了另外一派，攻击政权，造成继续不断的政治斗争，成为上层本身拖到中层，掺杂到中层的斗争。上层的权臣，谁摆上小皇帝谁就暂时掌握了统治权，而这小皇帝四周是皇权的代理者，内戚也罢，太监也罢，都有干政的可能。内戚让自己的侄子、外甥或女婿掌了一部分权；这小孩长大了，不喜欢舅舅，不喜欢岳父，就找朋友帮忙，而朋友就是整天跟他玩在一起的太监，找太监来赶掉这一个内戚。小皇帝结婚了，又有他自己的内戚，这样周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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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的斗争和中层的断裂，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三分之二东汉的不安与混乱，以致东汉整个治安的情形跟西汉差得很远，而防卫边疆的能力也跟西汉差得很远。就因为上中下结构有毛病，上层和中层之间发生了问题，下层既没有人管，也没被照顾，训练和选拔断了层，力量没有办法吸收、传达上来，这是东汉的大病所在。台湾实际上也有这个问题，天天训练大学生，但大学生却不一定能用上，而我们的选举也不一定选出贤才来，选出来的贤才也不一定派上用场，这也是断层现象。虽不完全一样，也有点类似就是了，我们的训练跟使用方面没有配合。但愿很快能有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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