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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所用的办法也是回到考试制度上去，回到察举。不过，唐朝将旧时的贵族，与考试出来的新贵，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中层。贵族们的子弟考试有相当占便宜的地方，因为他每天可以上学，有家教，有特别的人辅导他们，比别人考试方便一点。而且考官很多都是他们的叔叔伯伯，多少帮点忙。但也并不是贵族子弟垄断，大概也是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的比例，一般普通人凭考试考上来的，也还有三分之二。它的成分基本上是和汉朝类似，唯一主要的变化就是，这个时候没有了郎官制度，不再像汉朝一样有内庭训练，而是在地方上训练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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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唐朝有一套教育制度，唐朝的“学”很多，有“医学”是专管医学院的，有“数学”、“算学”，专门训练数学人才的，它这个“学”的训练跟后代不一样，宋以后，就没这么好的学校了。唐代学校不少。专业的训练，配合在职的历练，使得唐朝也有相当庞大、相当不错的文官体系。唐朝文官体系最大的部分是在地方上，当时叫做“道”或“州”。用今天的话就是各种省级单位，这是最大的文官体系所在。中央的文官不算多，因为唐朝每个地方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坏处是这些省级干部，地方色彩很浓厚，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全国性的问题，而中央政府的文官，又没有办法直接了解到基层的困难，以致唐朝并没有在变化过程中，取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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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唐朝的中层在社会上由于贵族还在，虽然政治特权伤逝了，贵族的社会地位还在。大家了解，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是两回事。社会特权还存在贵族中，构成社会上的一个安定力量。大的贵族，姓裴的，姓韦的，姓杜的等等，全国可以数得上的，大概有一两百家，他们代表社会来制衡国家，使得王权不能过分膨胀。这是唐代的中层，和汉代的中层比起来是分化的。汉代的是整合的，唐代是分化的，不仅有地域的分化，也有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利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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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再回到公司组织来看，一个庞大的公司，包括许多部门，或者说许多分公司。部门是以功能来分的，分公司是以地区性来分的，分公司的权相当大，总公司只是统筹全局，但因为总公司跟下层间的关系不太直接，所以分公司的影响就非常大。而资讯集中在上层时，有它的缺陷，它依靠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系，总公司的部和分公司的部之间的联系，可以弥补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关系。政治和社会是分化了，所以政治管道得不到的信息可以由社会管道得到。一个分公司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权，可能变成一个独立王国，总公司根本不知道它在搞什么事，更不晓得它手下的基层在做什么事。幸亏分公司推销部门和总公司有联系，所以总公司推销部门能掌握基本的推销资料；分公司的购料部门和总公司的购料部门也有联系，因此这个单一的线，可以弥补横的切断，也就是说社会的线可以弥补政治的切断。这种中层是复杂的中层，跟汉代整个大公司是个大中层的情形，很不一样。两种体制，各有长短，汉代如果是中央出了大问题，全国就散掉了。唐代若是中央出了大问题，这块坏了，那块还在，所以，安史之乱时，尽管北部中国全垮光了，但是中央还可以依靠江南的财富，使三分之二的中国保持唐代继续维持两百多年，就因为这种双层或多层互相的制衡，和多重功能互相的重叠，使得组织复杂性高，也因此弹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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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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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〇 宋代的养士——中层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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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相当不错的一个朝代，读中学教科书时，总说宋代文弱、国势不振……这都是教科书写得不好。宋代其实有它相当了不起的地方，宋代最了不起的就是，它的中层扩大到几乎把下层全包进去了。而宋代中层，不一定是政治的中层，而是社会的、经济的中层。宋代考试发展到几乎全部的科举制度的细节都有了，包括弥封卷子、回避……所有避免不公平的防范。今天的联考制度，可以说远祖是由宋朝发展出来的。宋朝的考试制度，基本上相当公平，宋朝的教育制度也相当普及，各地办的学校，民间办的学校，一直达到最基层。教育的机会很多，普通的人大概都可以受点教育，因为宋朝的经济力相当发达，宋朝出现不少新的市镇。我自己也做过一个小统计，宋朝的居民点（摆得上地图的，能称得上一个镇），有商业功能的，到了镇以上水平的居民点，比唐代增加两倍半，这是高度迅速都市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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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过去几十年来也有类似的现象，如南港我去时是一条街，现在南港变得很大；松山也曾是一条大路，今天松山变成很大，甚至丰原、苗栗，过去小小一点点，今天变成一大块。宋朝经过的情形跟我们这几十年经过的情形很类似。经济力的扩张，使得学校教育、非学校教育、民间教育，都相当普及，财富也相当普及，后果是什么呢？社会、经济的成长，使得宋代参加政治结构的层次的候选人来自各方，不再是二十万人选一个代表，也不再是三分之一贵族、三分之二普通人了，宋代的官员里面，没有多少是世家大族的，几乎都是在考试制度里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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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间而论，有各种辅助团体，慈善组织，他们叫义庄（今天叫基金会）。义庄、义学，各地都有；寺庙，有宗教团体的功能；商业团体，有行、会。宋代的社会多元化，使原本纯粹政治结构的中层，扩展成为非常复杂、多功能的中层，而这多功能互相协制、互相平衡、互相重叠，使得宋代的中层结构，即使上层垮光了，还是可以起作用。如靖康之乱，两个皇帝都给金人抓去，几乎有三年的时间，没有政府，等到高宗自己在南部即位了，他还不晓得军队在哪里，军队也不知道皇帝在哪里，连政府也没有；岳飞的军队是他自己组编，韩世忠的部队也是他自己组编的，但是，大家并不称王、称帝，还是自称为宋的一个都统，还是一致对外打金人，彼此支援；并且地方的税收还照旧收，更有民兵出来补充官兵的不足，结果大的民兵部队，自己又变成官军；难民跑到乡下、南方去，有人就收容他们，组编为一个救济组织……种种的结合就是靠这个相当庞大的民间和官方都分不清的中层组织。所以宋代的情形，是建立在真正的中产阶层的基础之上，这中产阶层是知识分子、是商人、是中级官员、下级官员、地方领袖总加起来的一个结构。这个时候的士已经不单纯是儒家的读书人而已，士本身变成同时具有几种社会性格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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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个结构，从周代上层的凝聚，到宋代中层一层层的变化，我们可看到这么庞大的中华公司之所以维持这么长久，就是靠这个中层，一步步长大，一步步周密，吸引进来的人才一天天地多，一天天地广，不再有少数族群垄断和少数家族的把持。从这个庞大的、几千年之久的中华公司成绩来看，成绩不错，与世界比较，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基本上是不惭愧的，直到18世纪、19世纪开始，才真正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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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说成绩不错呢？可拿几个指标来看：一般讲起来，我们的个人寿命较长，中国跟西欧比，一直到18世纪都是中国保持领先。再从战乱的数字看，人平均、年平均，打仗的地区，假如算得更细的话，面积、人口、年代，三个乘在一起的数字，拿来和西欧战乱的时期一比，中国比西欧好得太多太多；拿鳏、寡、孤、独、穷而无告的人得到帮助，得到救济说，中国好得太多了。而这些成绩不是靠政府，许多社会福利的功能，是由社会担过来的，是民间担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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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整体的说，我虽然讲的是周、汉、唐、宋四个不同的时期，可是我主要指出来的，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层结构的形成、继续、扩散，以及周密化。假定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企业机构在手上，我想最健全的企业机构，不是有个很能干的董事会而已，也不是有一个经营之神而已，一个好的公司必定是一个很健全、很周密的干部体系，而这干部体系，必定是不僵化的，必定是灵活运用的，必定是能够从下层往上提升，而随时将不好的人排除掉的、良好的新陈代谢；公司也必定是不只有一条管道传达消息的，必定是部门与部门之间联系很灵话的，这个中层的重要性，远比单单有个上层要紧。刚才我谈到宋朝的垮台，上层虽然垮光了，宋朝还能维持下去，甚至到后来还留下个底子，就是因为有这个中层的存在。这一中层要到清朝的晚年才垮掉，大概从18世纪开始有毛病，19世纪开始垮，到最后垮光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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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一 明清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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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是宋代的延长，当然中间有一段元朝，但只维持一百年就过去了—我们学历史的人看时间是一千年一看的，一百年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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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明清是宋代制度的复活，但明清发生了极重要的现象，就是绅士阶层的出现，将宋代本来已经相当能够下达到中层的制度打了很大的折扣，原因是明朝时候将财富和知识混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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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原是个小和尚，后来带一批农民群众打天下，也用了一大群参谋，包括大家都晓得的刘伯温（真正的刘伯温和大家晓得算命的刘伯温不是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搅混了）。这批参谋虽然人不多，但帮他设计上层结构却设计得很好。然而元代教育体系被破坏了很多，宋朝原有的社会民间经济也被破坏了很多。元代收税是不讲规矩的，要钱用的时候就派人到市镇上去派税，也不知哪天就来了军队派税，没有良好的制度，民间的经济因此衰退。在这种状况下，既没有民间经济，也就没有民间学校，没有民间的社会教育，没有民间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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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了要收拾这个烂摊子，重建民间系统，结果用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找有钱人。大家曾听过民间故事，有沈万山聚宝盆的故事。沈万山是明朝第一个有钱人，但富贾之中，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我们看明初，明太祖用了很多富贾，他又重建了个政府结构，官吏不够用，没有那么多中层的干部来源，因为学校制度破坏了。救急的办法是用各地的有钱人，让他们做官。最简单的是粮长制，委托有赀财的人重新建立纳税的制度。比方说某人在一个地方最有钱，政府就派他负责缴纳本地的税，但是发给他一个纳税凭单，让他到民间去收税。这种包税制的后果，自然会有严重的中饱私囊。这是财富中层分布里很坏的办法。在政府而言，只要抓住几个粮长负责收税效果是很快，后果则是这群人财富和权力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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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办法，政府还要重新建立科举制度，用考试来选拔人才。但是因为教育不普及，考上来的人，立刻叫他们做事，连训练的机会都没有，没有汉朝那种郎吏的训练机会，考上的人马上就派他工作。经验也没有，学问也没有，但权力却有了。而这些人很快地和包税的人合流。绅跟粮，四川话“绅粮”，绅跟粮变为一个东西，官完全和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明朝初年立下的很坏的榜样。到后来矫正了，继续不断考试，继续不断选人进来，用考试进来的人建立中层。明清有非常好的选拔制度，但是明清完全没训练，第一个丢掉的是学校。汉朝、唐朝、宋朝都有，中央的学校、省的学校、县的学校，明清却没有。明清秀才号称是生员，可是学生没学校上。秀才只是每个月到训谕训导那里去交一篇文章和研究的心得，只注重文章的格式而不注重它的内容，三年考一次，也考这个，如考诗，考八股，策论要等到考举人时才占分量。策论考的就是说今天有个问题，你怎么办？它占三分之一的分数，八股文跟诗占三分之二的分数，考到后来大家都一样。所以后来的科举选的愈来愈不是真才实学，而考上来以后，经过三层考试，秀才，举人，殿试，然后分发，基本上是没有真正训练。举人中大挑，挑选里面的人用抽签的方式，还有靠相面挑选，一个人长得圆圆的，方方的，头等；上面大下面小的不好。这样子，大挑挑出来的官，没有好的，只选声音大，长相神气，个子高，然后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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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只有在最后一层有那么一点点，却是训练大官。在进士里考得最好的，第一级的三个：状元，探花，榜眼，第二级二甲里选十来名，考得最好的，叫翰林。翰林在皇帝自己的小书房读书，也做皇帝的秘书工作，也替皇帝做管理图书馆的事。像在故宫博物院里，那些诗、画，就是皇帝题了一句诗，这些人就奉命替他写；皇帝写了个诗，发下要他们抄，抄时当然要帮皇帝改一改了，把它写好一点，翰林院要做这些事。可是在这些之外有些很好的机会，如翰林院要在讨论国家大政时旁听、记笔记，皇帝常常派一个翰林到一部去见习。翰林院不错，是训练宰相的地方，没什么大的责任，整天听闻的是国家大事，接触的是第一级的官员，也有机会接触到重要的资料，如全国的税收多少，全国的军队多少？全国的国防怎样？全国的盐怎样？运粮怎样？他都有机会接触，慢慢也可以训练出头一级的好贤才，这些人是最上层的，从翰林院出去的很快就变部长（尚书）或次长（侍郎）放到外路做厅长（学官）、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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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上层训练不错，但中层没有训练。中层的人要靠运气，你碰到一批好的朋友，自己用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运气不好，不用心，什么都学不到。所以清代中层里不是没有好官，也不是没有贤才，只是没有培养与训练制度。于是中层坏的地方超过好的地方，再加上钱跟权的结合超过训练和教育。明清政府结构的中层，没有良好的训练，也没有良好的培育，跟汉代是不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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