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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一 明清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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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是宋代的延长，当然中间有一段元朝，但只维持一百年就过去了—我们学历史的人看时间是一千年一看的，一百年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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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明清是宋代制度的复活，但明清发生了极重要的现象，就是绅士阶层的出现，将宋代本来已经相当能够下达到中层的制度打了很大的折扣，原因是明朝时候将财富和知识混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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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原是个小和尚，后来带一批农民群众打天下，也用了一大群参谋，包括大家都晓得的刘伯温（真正的刘伯温和大家晓得算命的刘伯温不是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搅混了）。这批参谋虽然人不多，但帮他设计上层结构却设计得很好。然而元代教育体系被破坏了很多，宋朝原有的社会民间经济也被破坏了很多。元代收税是不讲规矩的，要钱用的时候就派人到市镇上去派税，也不知哪天就来了军队派税，没有良好的制度，民间的经济因此衰退。在这种状况下，既没有民间经济，也就没有民间学校，没有民间的社会教育，没有民间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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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了要收拾这个烂摊子，重建民间系统，结果用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找有钱人。大家曾听过民间故事，有沈万山聚宝盆的故事。沈万山是明朝第一个有钱人，但富贾之中，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我们看明初，明太祖用了很多富贾，他又重建了个政府结构，官吏不够用，没有那么多中层的干部来源，因为学校制度破坏了。救急的办法是用各地的有钱人，让他们做官。最简单的是粮长制，委托有赀财的人重新建立纳税的制度。比方说某人在一个地方最有钱，政府就派他负责缴纳本地的税，但是发给他一个纳税凭单，让他到民间去收税。这种包税制的后果，自然会有严重的中饱私囊。这是财富中层分布里很坏的办法。在政府而言，只要抓住几个粮长负责收税效果是很快，后果则是这群人财富和权力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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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办法，政府还要重新建立科举制度，用考试来选拔人才。但是因为教育不普及，考上来的人，立刻叫他们做事，连训练的机会都没有，没有汉朝那种郎吏的训练机会，考上的人马上就派他工作。经验也没有，学问也没有，但权力却有了。而这些人很快地和包税的人合流。绅跟粮，四川话“绅粮”，绅跟粮变为一个东西，官完全和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明朝初年立下的很坏的榜样。到后来矫正了，继续不断考试，继续不断选人进来，用考试进来的人建立中层。明清有非常好的选拔制度，但是明清完全没训练，第一个丢掉的是学校。汉朝、唐朝、宋朝都有，中央的学校、省的学校、县的学校，明清却没有。明清秀才号称是生员，可是学生没学校上。秀才只是每个月到训谕训导那里去交一篇文章和研究的心得，只注重文章的格式而不注重它的内容，三年考一次，也考这个，如考诗，考八股，策论要等到考举人时才占分量。策论考的就是说今天有个问题，你怎么办？它占三分之一的分数，八股文跟诗占三分之二的分数，考到后来大家都一样。所以后来的科举选的愈来愈不是真才实学，而考上来以后，经过三层考试，秀才，举人，殿试，然后分发，基本上是没有真正训练。举人中大挑，挑选里面的人用抽签的方式，还有靠相面挑选，一个人长得圆圆的，方方的，头等；上面大下面小的不好。这样子，大挑挑出来的官，没有好的，只选声音大，长相神气，个子高，然后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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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只有在最后一层有那么一点点，却是训练大官。在进士里考得最好的，第一级的三个：状元，探花，榜眼，第二级二甲里选十来名，考得最好的，叫翰林。翰林在皇帝自己的小书房读书，也做皇帝的秘书工作，也替皇帝做管理图书馆的事。像在故宫博物院里，那些诗、画，就是皇帝题了一句诗，这些人就奉命替他写；皇帝写了个诗，发下要他们抄，抄时当然要帮皇帝改一改了，把它写好一点，翰林院要做这些事。可是在这些之外有些很好的机会，如翰林院要在讨论国家大政时旁听、记笔记，皇帝常常派一个翰林到一部去见习。翰林院不错，是训练宰相的地方，没什么大的责任，整天听闻的是国家大事，接触的是第一级的官员，也有机会接触到重要的资料，如全国的税收多少，全国的军队多少？全国的国防怎样？全国的盐怎样？运粮怎样？他都有机会接触，慢慢也可以训练出头一级的好贤才，这些人是最上层的，从翰林院出去的很快就变部长（尚书）或次长（侍郎）放到外路做厅长（学官）、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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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上层训练不错，但中层没有训练。中层的人要靠运气，你碰到一批好的朋友，自己用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运气不好，不用心，什么都学不到。所以清代中层里不是没有好官，也不是没有贤才，只是没有培养与训练制度。于是中层坏的地方超过好的地方，再加上钱跟权的结合超过训练和教育。明清政府结构的中层，没有良好的训练，也没有良好的培育，跟汉代是不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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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清朝中叶以后，国家常常有变乱。清初常有开疆辟土的战争，都是要用钱、用兵的。钱和兵一用完国家就穷了，民间也就起了很多的变乱。最多出现的是教乱的形式，因为民间没有别的力量凝聚他们，就只有靠宗教的力量凝聚起来。这时国家要更多的兵、更多的粮，要更多对战争的课捐，清代中叶开始就有捐纳制度。等到鸦片战争以后外患更多，加上太平天国，捐纳得愈来愈严重，金钱的力量和权力就更明白地赤裸裸地挂钩。有钱人可以从没有官捐个小官，由小官捐个大官，完全一字不识的人也可以变成重要的官员。红顶商人这个故事你们看过了，他就是个很普通的人，靠钱慢慢捐得一个红顶的大官。胡雪岩可算是很能干的人了，一字不识的一样能做大官。他拿钱买来的官，就拿官来生利。花了五千捐来的官，就要收回六千才能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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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明清钱和权的结合使得明清中层和下层愈来愈断裂，下层的贤才上不去，中、下层的钱上得去，中层成为自私的、谋利的，他拿官作为赚钱的本钱。这个危机我们现在也面临，如我们的选举制度，愈来愈要花本钱，选上去后不捞回来怎么办？下次怎么选？所以我们面临的危机和清朝晚期以后中下层断裂的危机是一样的，端倪已经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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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东汉上层和中层的断裂及明清中层和下层的断裂合在一起来看，假定一个企业的中层不是靠选拔而是靠关系，他的升迁、考核也不是靠成绩，而是靠人事建立起的网络，这个公司非垮不可。而上层如果没有使命感，只是想以这个公司作为赚钱的工具的话，公司垮了，他自己却赚了。我们看过很多这种事情，美国钢铁公司就是如此垮的，而美钢的董事都不穷。因为上层不以维持公司为目的，他们的目的只是自己捞一票。我想前一阵子股票垮台的时候也是这个现象，那个大的金元宝挂在门前的那家公司，老板没穷，被套牢的穷了。所以不仅是一个朝代会有这种上中脱节或中下脱节的现象，公司也一样会，而这种公司不能存在，不能维持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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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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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二 抗战的意义在于争得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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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抗战一役，中国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究竟有正面的意义吗？有的！这个意义在中国争到了“国格”。人有人格，国也有国格。国格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肯定的一番自觉及一份由此而生的尊严与自重。抗战八年，虽有日本不断的诱降，虽有国际数次的调停，中国没有做过投降的打算。王揖唐、汪精卫等人的行为，一旦上场，即为国民全体所不齿。日本军队深入贵州，重庆为之震动，中国不打算投降。重庆三次大火，战时的首都烧成白地，中国不打算投降。中国可以倒下，中国不能屈膝；中国可以战败，中国不会投降。这是百年屈辱后，中国咬着牙，吞着血，拼出来的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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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此国格，中国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个抵抗帝国主义，不屈不挠，终底于成的国家。正因为有此国格，大陆上的中国人为了中国，拼着血汗与贫穷，重建了一个中国。正因为有此国格，海外的中国人，虽然向曹、向刘各有好恶，却都持守着对祖国的一番痴情，海枯石烂而一往情深，始终不改。对祖国的谏诤，也大都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国格争来不易，代价不小，如何维持“国格”于不坠，就是中国海内外同胞共有的责任了。国格且如人格，而且也正是无数个人人格的集合体。维护人的尊严，正是维护国格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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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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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三 不能忘记“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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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年前的冲突，不是日本在中国的第一次尝试。更早的时候，五十三年前的9月18日，日本的军队在半夜里占领了沈阳的北大营。从那天起，日本的兵工厂用中国土地上的资源，铸造枪炮和坦克，用来征服中国。那时的中国人，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在报上读到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一次又一次，中国忍让，却只是助长了日本的气焰，鼓励他们下一次更狂妄，更蛮横地炮制另一次“事件”。那时的东北同胞，噙着眼泪，唱出“松花江上的思乡曲”，那时在北平的大学生，经常要忍受校园旁日本战车履带压过的隆隆声。于是，“七七”的那一天，中国明知自己的实力还不够，明知自己的准备还不充分，只为了不损害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的和平已经绝望了，中国人才站起来，决定不再容许“七七”又只是另一次以屈辱来解决的“区域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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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八年，中国在战场上，损失了二千万个生命。然而，在飞机轰炸下丧生，在负伤不治后死亡的，在千里跋涉中冻饿而死的，在食粮不足营养不良的环境下病死的，更不知有几个两千万。我今天还记得，大轰炸后挂在树上的半个肢体，还记得婴儿还搂在胸前而母亲的头部已炸得不知去向的景象。我今天还依稀听见，日本飞机低飞扫射时，满船老弱妇孺的惊呼和哭声；我今天也还闻得到，身旁倒下去的人的血腥。我今天也还看得见重庆在大火中燃烧，万县只剩下瓦砾，沙市的江岸遍处是漂浮的死尸。许久，许久，我在月明之夜还会牙齿打战；许久，许久，我听见救护车的啸声，还以为又是凄厉的警报。然而，这一切却不过是当年一个小孩子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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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孩没有亲眼见到南京四十万中国人被集体屠杀。他也没有亲眼见到孕妇被破腹，婴儿挑在枪尖上。可是，有别人的见证，有记者的摄影做见证，有日本军人的自白做见证。此外，还有成百的城镇，和成千的乡村，日本人也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但是，今天日本的教科书上只说在南京有几万中国的军队战死，只说若干中国的平民在战线附近死亡！今天，自己承认犯了侵略罪行的日本军阀，自己承认纵容部属滥杀中国平民的日本将领，他们的认罪书还留在国际法庭的记录里，而他们的姓名已进了靖国神社。在日本未来的教科书中，这些军阀不再会是战犯，将是为国牺牲的英雄。日本的侵略战争，将成为“亚洲人”争独立的“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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