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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二章，樊迟问仁，孔子先说明“仁”是“爱人”，“知”是“知人”，然后又说明“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补充孔子的意思，以舜用皋陶及汤用伊尹，解释“知人”的例子，解释仁人可以行仁政的意义；有了仁人，自然可以排除不仁者。在这一节中，仁的内容完全等同于“爱人”；孔子于是赋予“仁”以“人”应当“爱人”的普遍性命题，而且，爱人可以推广到使众人受益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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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例都有扩充的余地。孔子后期弟子子张问仁时，孔子归纳了五项“仁”的特色，“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篇》第六章）这一段，大约已可包括前面三条的大部内容。樊迟又一次问仁，孔子提出：“居处恭，执事敬，为人忠。”前面两句是恭敬庄重，而又衍生了认真做事的“忠”。“忠”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合而为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篇》第十五章）。则将所有行为规范归结为“忠”“恕”作为“仁”的内容，成为儒家思想的最简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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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篇》第三十章，“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正是强调《论语•颜渊篇》第四章所说，“仁”的自发性。于是，“仁”是自然而至的，“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篇》第六章）。虽然“仁”是人自有之，却也必须守之勿失，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即不能片刻离开“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第五章）。为此，孔子将克己复礼的功夫当作持守仁的要目，而他最得意的弟子可以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难得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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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人与治民以德的原则延伸，一个人不但须求自立与自达，也须有愿心，让别人也自立与自达。这是由近取譬的事务。孔子为此告诉子贡，如果能够博施济众，就不但是仁道，竟可称为圣人的地步了（《论语•雍也篇》第三十章）。人先须能自修于仁，然后达到修己安人，安直接接触的人（例如亲戚、朋友、邻里乡党），最高境界，则是修己以安百姓，安天下的众人（《论语•宪问篇》第四十二章）。看来虽有人己远近的分别，事业有大小的差异，在仁道的修为，却都是可贵的。孔子并不轻易奖许古人，他对殷之三仁、伯夷、叔齐、子产与管仲，都以仁道称之，这是他对修己与安百姓看得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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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既是如此重要的观念，孔子将仁看得重于生命，《论语•卫灵公篇》第九章，“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弟子曾子，深深体会这番道理，才能说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第七章）。从克己复礼的观念，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志气，其实都是一番不敢轻忽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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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二十篇，其中对“仁”的讨论，不下五十五处。孔子的弟子，经常以仁为主题，叩问其含义。单单樊迟一人，就有过三次问仁。孔子罕言利，也不常讨论天命与仁（《论语•子罕篇》第一章）。细数《论语》章节，论天命的地方，远少于论仁。孔于对仁的解释，处处有不同的说法，对于弟子问仁，也引发不同的答案。我想，不是孔子在“仁”的观念时有改变，而是因为他着力在阐释的工作，将封建制度中的德目，扩大为普遍性的价值，而又以“仁”作为这些价值的核心，将人之为人，归结为“仁”的体现。经过“仁”的延伸与深化，孔子给了做“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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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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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〇四 文化的突破、转换、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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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与一群有志作文化比较研究的同仁有经常的聚会。我们尝试着以不同的文化的发展，观察三个阶段的特性：一是突破，二是转换，三为僵化。世界几个主要文化都有一次以上的突破。有些文化也曾经历较为剧烈的转化，若是转化没有外来文化或新文化加入的刺激时，有人称这种情况是衰老或失调，但都不顶适当。也许更恰当的名称是结晶或僵化。晶莹的钻石是十分固定的结晶，内部分子排列已难改变。因此结晶化可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其内部的结构到达高度的完美；另一方面，也是结构的僵化。结晶本身就带有辩证式的命意。今天我便以这几个名词：突化、转化与僵化，讨论历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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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突破是雅斯贝尔斯（K．Jaspers）提出的。雅氏是哲学家，他本身对历史的了解是直观的。他认为人类在文明之初，并无反省的思想；直到某一文化的成员对生存的意义提出问题时，人类的文明遂得出现。他认为突破时代是在柏拉图、苏格拉底、孔子、孟子等在世的时代。这些人物都提出过超越现世的问题。我对于他的说法并不十分同意。在主要的突破发生之前，在各处的人类都已问到生死的问题。约在公元前2000年两河流域的鸠格米西（Gilgamesh）史诗中，其主题即为对于人生必有死亡，提出严肃的讨论。我认为中国最早的“突破”是在商周之际，但并不意味商人未曾提出超越现世的问题，只是其问题在当时并不具体而显著。但在西周克商时，周人也许为了反省，也许为了宣传，常探讨一个小邦（周）能克服大邑商的问题。最后周人的答案是商人的道德低落，而周人道德凌驾商人之上。因为上帝作了判决，上帝的地位及作用也改变了。在商时，上帝是商人的部落神及宗主神；但周人的上帝是普世的上帝，也是道德的维护者及裁判者。天命靡常唯德是亲，上帝是公正的。这一突破的重要性，实在孔子学说之上。天命的观念，第一次给予生活在世上的意义，也使人的生活有了一定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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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的古人寻求个人的生死之间的意义。中国古人则寻求天命的集体性，昊天对每一个人都是监临督察的主宰。由天命观念为基础，开有周八百年的文物制度、道德基础，而且为孔子时代主要的文化突破奠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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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突破的阶段发生在春秋战国时，当时礼坏乐崩、宗法制度崩溃，旧有的体制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必须寻求新的突破。孔子为当时的人找到了新定点。孔子这一次“突破”在于将人道普遍化了，将本来行之于贵族的礼乐观念普化于大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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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礼坏乐崩”的情势，基本上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崩溃，西周开创的文化已经僵化了。雏形的文官制度也渐渐取代贵族的统治。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动力已经不足维持其运作。单凭德性的天命观无法解释社会的种种现象，时代需要有一套新的思想。中国长期的思想混乱，到了秦汉时儒家和刑名法家合一，才真正重新整合。整个春秋战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变动期。这一时段，中国受到外来的文化影响很小。即使有南方楚国文化的刺激，但严格说来楚文化的基础原来就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算不上是“外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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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统合，在政治上的统合比思想的统合久，罗马世界政权和宗教是分开的。所以当人们问起宗教和政权的关系，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基督教的传布是由边缘进入核心，而中国文化的传布则由核心扩散四方。儒家官员始终带有传教士的任务，传播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政治和思想体系是整合的，内圣外王思想即为政治与思想整合的说明。秦至西汉，配合统一的帝国体系，中国的思想界也费力整合思想于一个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学术著作上，《淮南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都是思想整合的产物，在政制上，郡县制度更为中国打下近二千年的基础。但是罗马帝国又不是如此了。罗马和帝国各省及属地之间的关系，因地而异。它们是和罗马帝国各别订立条约，厘定其对于罗马的权利及义务。两相比较下，整合的观念深深影响中国人，于是中国总希望一切井然有序。整齐划一的形式，往往易于导致僵化。中国文化的僵化，每每从内部产生。传播文化的儒生，无法和政治分开，他们变成社会上阶级最高的既得利益者。本来良好的察举制，在东汉竟一变而为贵族维护权力的工具。思想上，经学成为官学（正统之学），一般士子沉溺于旧思想中，无心旁求新思想泉源，旧思想既无法满足一般人的需要，自然不再能维系人心，天下遂面临崩溃。因此东汉的灭亡，固然黄巾、羌乱是原因之一，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东汉内部僵化所致。党锢之祸是东汉儒生士大夫的大劫。但是其中的领袖也不过孔融或刘表一流人物，并不足以旋转乾坤。当时真正的杰出人物是在正统思想体系之外的荆襄集团。所以在儒家僵化之后，东汉是非灭亡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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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又是一次历史大转变的时期，变动的剧烈只有春秋战国时代和近代的大变化可和它相比。此时，秦汉完成的整齐划一的体制崩溃了，佛教的影响填入空白，导致儒家思想的变化，为宋明理学之兴起开下先河。南北朝时期，为转变的前期，变动最大，而转变的完成是在唐朝。外来的文化与思想传入，使得中国思想又一次的大突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外来文化也未能完全征服中国的思想领域，外来思想仍配合中国思想同步发展。就整个历史来看，十八、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很少再有如南北朝时如此激烈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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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大转变和地中海世界相比，其结果甚不相同。罗马帝国在灭亡后，欧洲未再出现真正统一的大帝国，而中国则经过南北朝的长期混乱又出现了隋唐统一的帝国。在思想上虽然儒家思想不再一枝独秀，儒、道、佛三家却有相当程度的交换与整合，而形成新的中国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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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有三原色，这三个因素当是中国能再统一的原因，亲缘组织团体使中国人在动乱时期仍可凝聚在一起，团体发挥了保护个人与控制个人的功能；精耕细作的农业也不允许任何奴役制度长期存在。精耕细作的高度生产力，端赖耕作者的自发工作意愿。奴隶制不足以臻此。所以南北朝时期，有一次次的解放奴隶。唐代虽仍有社会阶层化的现象，但不论如何唐代没有大量人口转化为奴婢。中国国家和社会间，有紧张的制衡关系，然而所有的资源经由全国性的经济网络成金字塔状集散，中国的文官制度，配合了经济网络，使人才也作全国性的周流。同时，文官体系的意识形态，始终统摄于儒家思想之下，其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及天下一家的观念，也是促使中国保持统一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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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的大转变发生于鸦片战争以来，而且至今尚在进行之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否会崩溃一直是一争论的问题。当前大陆史学家也讨论资本主义是否曾在中国出现。若没有资本主义会如何？若有资本主义的出现会维持多久？而鸦片战争以后的改变，是否使中国有转变成另一国家形态的可能，还是中国有可能被外来的势力击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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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意见认为，传统中国的体制到了清代已在改变。此时经济开始走下坡，生活水平因人口过多无法提升；单位生产量虽高，却赶不上人口的增加；在政治上，整合愈整齐，思想也日益僵化。在思想中虽有明清之际少许的反动，但基本而言，从乾嘉以后，除了做补注的工作外并无活力创造新成就。学术的繁琐化也可和东汉时的经学相比。甚至艺术品也缺乏活力而由装饰的技术所取代。所以我认为到了19世纪中国文化已经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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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以来一连串的内乱，也看得出来中国固有的思想无法给予他们充分的回答。不少叛乱的集合都有邪端异教作为理论基础，实在因为正统思想不能满足现世大众的思想需要，而邪端异教另一个“来世”却是另一种承诺。（事实上这种对现世的不满，追求另一精神的凭借，不仅在历史上实现。现在的台湾也因此出现许多新教派。甚至美国也是，相信“盖亚那”集体自杀的事件大家一定都还有印象。）总之，从19世纪以来，中国体系的崩坏到现在，已有百年的历史。在这转化的过程中，如西方文化，对我们而言，是一大冲击，但西方文化本身也正面临僵化的趋势。我们今日的文化改变，实际上遭逢了双重僵化的问题。总之，世界的未来，也在另一突破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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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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