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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二章,樊迟问仁,孔子先说明“仁”是“爱人”,“知”是“知人”,然后又说明“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补充孔子的意思,以舜用皋陶及汤用伊尹,解释“知人”的例子,解释仁人可以行仁政的意义;有了仁人,自然可以排除不仁者。在这一节中,仁的内容完全等同于“爱人”;孔子于是赋予“仁”以“人”应当“爱人”的普遍性命题,而且,爱人可以推广到使众人受益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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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例都有扩充的余地。孔子后期弟子子张问仁时,孔子归纳了五项“仁”的特色,“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篇》第六章)这一段,大约已可包括前面三条的大部内容。樊迟又一次问仁,孔子提出:“居处恭,执事敬,为人忠。”前面两句是恭敬庄重,而又衍生了认真做事的“忠”。“忠”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合而为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篇》第十五章)。则将所有行为规范归结为“忠”“恕”作为“仁”的内容,成为儒家思想的最简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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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篇》第三十章,“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正是强调《论语•颜渊篇》第四章所说,“仁”的自发性。于是,“仁”是自然而至的,“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篇》第六章)。虽然“仁”是人自有之,却也必须守之勿失,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即不能片刻离开“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第五章)。为此,孔子将克己复礼的功夫当作持守仁的要目,而他最得意的弟子可以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难得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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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人与治民以德的原则延伸,一个人不但须求自立与自达,也须有愿心,让别人也自立与自达。这是由近取譬的事务。孔子为此告诉子贡,如果能够博施济众,就不但是仁道,竟可称为圣人的地步了(《论语•雍也篇》第三十章)。人先须能自修于仁,然后达到修己安人,安直接接触的人(例如亲戚、朋友、邻里乡党),最高境界,则是修己以安百姓,安天下的众人(《论语•宪问篇》第四十二章)。看来虽有人己远近的分别,事业有大小的差异,在仁道的修为,却都是可贵的。孔子并不轻易奖许古人,他对殷之三仁、伯夷、叔齐、子产与管仲,都以仁道称之,这是他对修己与安百姓看得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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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既是如此重要的观念,孔子将仁看得重于生命,《论语•卫灵公篇》第九章,“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弟子曾子,深深体会这番道理,才能说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第七章)。从克己复礼的观念,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志气,其实都是一番不敢轻忽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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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二十篇,其中对“仁”的讨论,不下五十五处。孔子的弟子,经常以仁为主题,叩问其含义。单单樊迟一人,就有过三次问仁。孔子罕言利,也不常讨论天命与仁(《论语•子罕篇》第一章)。细数《论语》章节,论天命的地方,远少于论仁。孔于对仁的解释,处处有不同的说法,对于弟子问仁,也引发不同的答案。我想,不是孔子在“仁”的观念时有改变,而是因为他着力在阐释的工作,将封建制度中的德目,扩大为普遍性的价值,而又以“仁”作为这些价值的核心,将人之为人,归结为“仁”的体现。经过“仁”的延伸与深化,孔子给了做“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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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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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〇四 文化的突破、转换、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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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与一群有志作文化比较研究的同仁有经常的聚会。我们尝试着以不同的文化的发展,观察三个阶段的特性:一是突破,二是转换,三为僵化。世界几个主要文化都有一次以上的突破。有些文化也曾经历较为剧烈的转化,若是转化没有外来文化或新文化加入的刺激时,有人称这种情况是衰老或失调,但都不顶适当。也许更恰当的名称是结晶或僵化。晶莹的钻石是十分固定的结晶,内部分子排列已难改变。因此结晶化可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其内部的结构到达高度的完美;另一方面,也是结构的僵化。结晶本身就带有辩证式的命意。今天我便以这几个名词:突化、转化与僵化,讨论历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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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突破是雅斯贝尔斯(K.Jaspers)提出的。雅氏是哲学家,他本身对历史的了解是直观的。他认为人类在文明之初,并无反省的思想;直到某一文化的成员对生存的意义提出问题时,人类的文明遂得出现。他认为突破时代是在柏拉图、苏格拉底、孔子、孟子等在世的时代。这些人物都提出过超越现世的问题。我对于他的说法并不十分同意。在主要的突破发生之前,在各处的人类都已问到生死的问题。约在公元前2000年两河流域的鸠格米西(Gilgamesh)史诗中,其主题即为对于人生必有死亡,提出严肃的讨论。我认为中国最早的“突破”是在商周之际,但并不意味商人未曾提出超越现世的问题,只是其问题在当时并不具体而显著。但在西周克商时,周人也许为了反省,也许为了宣传,常探讨一个小邦(周)能克服大邑商的问题。最后周人的答案是商人的道德低落,而周人道德凌驾商人之上。因为上帝作了判决,上帝的地位及作用也改变了。在商时,上帝是商人的部落神及宗主神;但周人的上帝是普世的上帝,也是道德的维护者及裁判者。天命靡常唯德是亲,上帝是公正的。这一突破的重要性,实在孔子学说之上。天命的观念,第一次给予生活在世上的意义,也使人的生活有了一定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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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的古人寻求个人的生死之间的意义。中国古人则寻求天命的集体性,昊天对每一个人都是监临督察的主宰。由天命观念为基础,开有周八百年的文物制度、道德基础,而且为孔子时代主要的文化突破奠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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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突破的阶段发生在春秋战国时,当时礼坏乐崩、宗法制度崩溃,旧有的体制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必须寻求新的突破。孔子为当时的人找到了新定点。孔子这一次“突破”在于将人道普遍化了,将本来行之于贵族的礼乐观念普化于大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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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礼坏乐崩”的情势,基本上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崩溃,西周开创的文化已经僵化了。雏形的文官制度也渐渐取代贵族的统治。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动力已经不足维持其运作。单凭德性的天命观无法解释社会的种种现象,时代需要有一套新的思想。中国长期的思想混乱,到了秦汉时儒家和刑名法家合一,才真正重新整合。整个春秋战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变动期。这一时段,中国受到外来的文化影响很小。即使有南方楚国文化的刺激,但严格说来楚文化的基础原来就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算不上是“外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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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统合,在政治上的统合比思想的统合久,罗马世界政权和宗教是分开的。所以当人们问起宗教和政权的关系,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基督教的传布是由边缘进入核心,而中国文化的传布则由核心扩散四方。儒家官员始终带有传教士的任务,传播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政治和思想体系是整合的,内圣外王思想即为政治与思想整合的说明。秦至西汉,配合统一的帝国体系,中国的思想界也费力整合思想于一个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学术著作上,《淮南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都是思想整合的产物,在政制上,郡县制度更为中国打下近二千年的基础。但是罗马帝国又不是如此了。罗马和帝国各省及属地之间的关系,因地而异。它们是和罗马帝国各别订立条约,厘定其对于罗马的权利及义务。两相比较下,整合的观念深深影响中国人,于是中国总希望一切井然有序。整齐划一的形式,往往易于导致僵化。中国文化的僵化,每每从内部产生。传播文化的儒生,无法和政治分开,他们变成社会上阶级最高的既得利益者。本来良好的察举制,在东汉竟一变而为贵族维护权力的工具。思想上,经学成为官学(正统之学),一般士子沉溺于旧思想中,无心旁求新思想泉源,旧思想既无法满足一般人的需要,自然不再能维系人心,天下遂面临崩溃。因此东汉的灭亡,固然黄巾、羌乱是原因之一,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东汉内部僵化所致。党锢之祸是东汉儒生士大夫的大劫。但是其中的领袖也不过孔融或刘表一流人物,并不足以旋转乾坤。当时真正的杰出人物是在正统思想体系之外的荆襄集团。所以在儒家僵化之后,东汉是非灭亡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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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又是一次历史大转变的时期,变动的剧烈只有春秋战国时代和近代的大变化可和它相比。此时,秦汉完成的整齐划一的体制崩溃了,佛教的影响填入空白,导致儒家思想的变化,为宋明理学之兴起开下先河。南北朝时期,为转变的前期,变动最大,而转变的完成是在唐朝。外来的文化与思想传入,使得中国思想又一次的大突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外来文化也未能完全征服中国的思想领域,外来思想仍配合中国思想同步发展。就整个历史来看,十八、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很少再有如南北朝时如此激烈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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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大转变和地中海世界相比,其结果甚不相同。罗马帝国在灭亡后,欧洲未再出现真正统一的大帝国,而中国则经过南北朝的长期混乱又出现了隋唐统一的帝国。在思想上虽然儒家思想不再一枝独秀,儒、道、佛三家却有相当程度的交换与整合,而形成新的中国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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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有三原色,这三个因素当是中国能再统一的原因,亲缘组织团体使中国人在动乱时期仍可凝聚在一起,团体发挥了保护个人与控制个人的功能;精耕细作的农业也不允许任何奴役制度长期存在。精耕细作的高度生产力,端赖耕作者的自发工作意愿。奴隶制不足以臻此。所以南北朝时期,有一次次的解放奴隶。唐代虽仍有社会阶层化的现象,但不论如何唐代没有大量人口转化为奴婢。中国国家和社会间,有紧张的制衡关系,然而所有的资源经由全国性的经济网络成金字塔状集散,中国的文官制度,配合了经济网络,使人才也作全国性的周流。同时,文官体系的意识形态,始终统摄于儒家思想之下,其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及天下一家的观念,也是促使中国保持统一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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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的大转变发生于鸦片战争以来,而且至今尚在进行之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否会崩溃一直是一争论的问题。当前大陆史学家也讨论资本主义是否曾在中国出现。若没有资本主义会如何?若有资本主义的出现会维持多久?而鸦片战争以后的改变,是否使中国有转变成另一国家形态的可能,还是中国有可能被外来的势力击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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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意见认为,传统中国的体制到了清代已在改变。此时经济开始走下坡,生活水平因人口过多无法提升;单位生产量虽高,却赶不上人口的增加;在政治上,整合愈整齐,思想也日益僵化。在思想中虽有明清之际少许的反动,但基本而言,从乾嘉以后,除了做补注的工作外并无活力创造新成就。学术的繁琐化也可和东汉时的经学相比。甚至艺术品也缺乏活力而由装饰的技术所取代。所以我认为到了19世纪中国文化已经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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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以来一连串的内乱,也看得出来中国固有的思想无法给予他们充分的回答。不少叛乱的集合都有邪端异教作为理论基础,实在因为正统思想不能满足现世大众的思想需要,而邪端异教另一个“来世”却是另一种承诺。(事实上这种对现世的不满,追求另一精神的凭借,不仅在历史上实现。现在的台湾也因此出现许多新教派。甚至美国也是,相信“盖亚那”集体自杀的事件大家一定都还有印象。)总之,从19世纪以来,中国体系的崩坏到现在,已有百年的历史。在这转化的过程中,如西方文化,对我们而言,是一大冲击,但西方文化本身也正面临僵化的趋势。我们今日的文化改变,实际上遭逢了双重僵化的问题。总之,世界的未来,也在另一突破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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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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